150年前日本爆发的明治维新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
一个是日本成功地走出了殖民地化危机，创造了东亚近代史上的奇迹
日本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但是日本民族不甘于听天由命，在长期的与自然抗争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磨炼并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开放、进取、应变的民族特征。这一鲜明的民族特征成为其不断追赶世界潮流、赶超世界上最先进文明的一股内生的不竭动力。在日本古代史上发生的大化改新，可以看作是日本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为样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第一次尝试。大化改新使日本从一个原始落后的小国迅速发展成为至少在形式上可以与其样板—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世界强国—中国唐朝相类似的律令制国家。
明治维新在历史发展的逻辑上，是与大化改新一脉相承的、第二次跨越式发展。它与大化改新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精神内涵和内生动力，同样是日本民族开放、进取、应变的鲜明特征与时代课题相结合的产物。因此，明治维新在日本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历史必然性。但是明治维新又是大化改新所远远不能比拟的。无论是它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还是它的规模与程度、性质与影响，都远远超出了其自身以及其所在地区的范围。
明治维新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掠夺把亚洲许多国家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也在炮舰与强权的重压下，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设立外国租界、给外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驻兵权，以及本国关税自主权的丧失，等等）。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日本的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受到严重损害。但是日本最终却没有成为亚洲的又一张多米诺骨牌，而是成功地走出了殖民地化的危机，实现了历史上又一次跨越式发展。而且这一次跨越的并不仅仅是发展的滞后，而是一种发展的倒退，即不仅仅是量的跨越，更是一次质的跨越。因为倒退与滞后有着本质的区别。倒退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影响更为深刻、更为严峻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难题的成功破解，使明治维新创造了东亚近代史上的奇迹。
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走出殖民地化危机？原因很多，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客观原因是事物变化的外在条件，而主观原因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据，是决定性的。所以这里只举出三点重要的主观原因。
第一点，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对旧制度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
当日本被西方殖民者的炮舰敲开国门后，它痛切地认识到自己已经被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以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为样板，追赶世界潮流的那股内生动力，与当时幕府政权丧权辱国、激化的民族矛盾相互交织，使幕末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三者合一，给维新势力倒幕维新大目标的提出创造了充分的客观条件。
推翻幕府政权，恢复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最终成为凝聚日本上下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具动员力的政治口号。维新势力上借天皇的传统权威，下借民众的求变心理，依据革新派政治力量和下层民众的普遍支持，彻底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全新的统治体制。一个决心与旧制度彻底决裂的新政权的建立，为走出殖民地化危机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二点，维新政权并没有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当作它终极的和唯一的目标，而是把废约纳入国家发展和赶超的总目标当中，使之成为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的总体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和特殊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总计划和总目标中，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一种无可替代的原动力，又是成功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废约”与“赶超”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
新政权一成立，就发布了“五条誓约”，表明了要赶超世界先进文明的决心。同时把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民族尊严和主权完整作为新政权梦寐以求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为了早日废除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可谓想尽了各种办法，从成立专门机构研究改约程序和具体细节，到起草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条约草案，还设想了通过分期修改条约的方式，逐步收回国家主权。为了营造有利于改约的外交氛围，甚至还搞起了形式主义的所谓“鹿鸣馆外交”，以迎合西方的趣味，助推改约。明治政权成立不久即派出的大型赴欧美使团，其主要任务有两个：首先就是要与西方列强进行实地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其次就是仔细考察西方先进文化，以备学习和赶超之用。所以说这事实上是个一而二、二而一的任务。改约谈判的最终失败，使这两个互为表里的任务立即合二为一，改约失败化为动力，学习和赶超的决心因此而变得更加坚定。
第三点，一场目标明确、成效显著的全方位改革，为最终走出殖民地危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明治政权为赶超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成为世界大国强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革。
在政治领域，彻底废除了封建的幕藩体制，引进了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制定了宪法，建立了内阁制，开设了议会，组建了政党等，使一个以三权分立为特征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日本初见端倪。
在经济领域，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化的土地私有和管理制度，全面引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才，建立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引进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公司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等一系列西方经济制度；拓展海外贸易，开辟国内外商品市场等。
在社会文化领域，废除封建特权，实现“四民平等”。公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革除各种封建习俗，推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等。
改革使国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大为提高。到20世纪初，日本终于完全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成功地走出了殖民地化的危机。
同时，日本的崛起也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格局，使日本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国家。到20世纪20年代，日本更以东亚为阶梯，登上了国际舞台，实现了它的赶超计划，成为与西方列强比肩的世界强国。日本的奇迹震惊了世界。
第二个震撼是日本选择的战争模式
如果说，日本的跨越式发展有其历史的渊源和必然性，那么具体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和模式去发展，却并不是必然的和唯一的，它存在着多种选项和多种可能性。而日本却选择了战争模式。战争模式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精神创伤均创造了历史纪录。不仅给亚洲，而且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它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消失。
之所以要把日本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为止的历次战争行为提到国家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的层次上去认识和定位，是因为这些武力发动并不是被动的、防御性的消极应对，而是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和制度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战略和发展道路层次上做出的主动选择。这一点，从时代背景和制度安排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１.时代背景
明治政权成立伊始，就以天皇告亿兆书的形式宣布，其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思路是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要扩张国权、打开国运，形成与列强“对峙”的格局。但是怎么才能尽快地实现这一目标呢？日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不仅没有雄厚的竞争实力，而且还背负着种种不平等条约。日本既不可能像英国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殖民帝国，也不可能像美国那样以金钱开道，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势力和影响以达到目的。在那个群雄逐鹿、为争夺殖民地和海外市场而烽烟四起、炮舰横行的帝国主义时代，日本能够做到的，就是紧跟在列强后边，也挥起大棒，以武力扩张去弥补其经济发展上先天不足的短板，变资本积累与资本掠夺为一体。首先在亚洲，拿贫弱的近邻中国开刀，依靠武力强掠资源，强占市场，坐上东洋霸主之位。然后在世界范围内，与列强争夺资源与世界市场，以武力维护既得利益，争当世界霸主。只要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只要在争霸的道路上遇到阻碍，不管来自何方，都断然采取战争的方式加以解决。日本统治集团把武力扩张看作是后来居上的发展捷径和争夺霸权的有力法宝。武力扩张被毫不犹豫地确定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２．政权建设和制度安排
首先，在最髙的层次，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层次上，为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奠定了基础，然后再贯穿于以宪法为依据而指定的各个层次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当中。这些法律、制度和政策法规随着形势的发展会在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是其一以贯之的宪法精神和国家意志在本质上却是始终未变的。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军权被置于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明治宪法规定，军权直属天皇，不受司法权和行政权的限制，更不受议会的限制，是凌驾于各种权力之上的特殊权力。军事权等同于君主权。军权的特殊性质和地位为战争的发动提供了最大的合理性和最高的法律保障。
以宪法为依据的下位法律和制度设计进一步具体地规定了军权的功能、作用和运作机制。通过《内阁官制》《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等一系列法规制度确立了＂统率权独立”“帷幄上奏权”等军部独有的特权，使军部在国家重大决策中拥有决定性的地位。
其次，在国防方针和对外政策的层面，则更加明确地写进了日本的国防方针从来就不是防御性质的，而是要采取积极的进攻姿态，要主动行使武力向海外扩张。比如１９０７年陆海军最高当局联合制定的明治以来规模最大、内容最完整、集以往同类文件之大成的“帝国国防计划”明确写道，帝国国防态势要以攻为本。帝国兵备要以在东亚对俄、美兵力采取攻势为标准。陆海军未来的战场要以朝鲜海峡、中国东北以及韩国为主，等等。在以后的30年间，这一国防方针又做了几次修改。但无论是修改后出台的“国策大纲”，还是“国策基准”，都只是做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比如假想敌由Ａ国换成Ｂ国等，其政策方针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性质并没有丝毫改变，战争万能论的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充斥其中。
最后，在基本国策之下的国家财政政策，其侧重点是必须满足扩军备战的需要。每次战争所得都要拿出相当的部分用于扩军备战，包括每次对外战争后陆海军规模的大幅度扩充、装备水平的提升和军需生产的扩大等，致使军费占国家预算的比率常年在40％以上。军事工业在日本工业体系中成为居于首位的、最具代表性的重中之重。
这种以武力扩张为基本国策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每一次战争行为都不是被动的防御性质，而是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准备、时机成熟后的主动出击，都是基本国策的一次次具体执行。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主动参战、全面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这一次次的战争发动，最终把日本引向了远东战争策源地的毁灭之路。
战争模式的选择事实上带给日本的只是表面的繁荣。明治维新开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不但没有因为战争而有实质性加快，反而是走了一条弯路。宪政民主、政党政治走向了专制集权、军阀当政的歧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了统制经济、战争经济；资本积累走向了战争消费、扩军备战的恶性循环。当侵略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时，靠武力扩张掠夺的殖民地全部丧失，国家经济濒临崩溃，国家领土遭到外国军队占领，民族尊严丧失、国家主权不完整，其情景仿佛又回到明治维新的原点。
历史不能假设，但未来可以规划。日本未来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可以重新选择的。二战后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明治维新未竟事业的接续和重启。民主化改革使臣民变成了公民。国民主权、议会、政党、选举、法治等在明治维新时虽已开启，但中途受挫或远未完成的目标得以实现。非军事化改革提供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
150年来，明治维新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它用鲜活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人类的命运永远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而道路的选择则是在迈开脚步之前必须要弄清楚的头等大事。
转自《南开日本研究》2018年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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