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自知自觉，为何不会成为一柄双刃剑|刘宗周|双刃剑|宣扬|良知|阳明

呜呼！天道之运，无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运，亦无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谓之“亦”，则犹二之矣。（《王阳明全集》卷七《惜阴说·丙戌》）

译文

呜呼！天道的运作，没有一刻停止；我的良知的运作，也没有一刻停止。良知就是天道，其间加一“亦”字，犹如一分为二。

按照阳明的良知自知、良知自觉理论，仿佛人的一切行为只有自己知道而他人莫知，于是，只要一任本心良知做去便是，他人如何评说，可以全然不顾。我们称其为良知个人化。及至晚明，良知个人化的倾向日益严重，终于出现了良知是一把双刃剑的论调，值得注意。

在明代最后一个以宣扬心学为主的讲会组织即“证人社”的一次讲会上，该社的两大领袖刘宗周和陶奭龄之间有过一场关于良知问题的讨论：

陶先生曰：“……良知如一柄快刀子，能除暴去凶，亦能逞凶作盗，顾人用之何如耳。”先生（刘宗周）曰：“恐良知之刀止能除盗，不能作盗。”（《刘宗周全集》第2册《会录》）

陶奭龄把良知比作一把“快刀子”，令人深思。换言之，这也就是良知是否是一把双刃剑的问题。依陶奭龄的意思，良知作为主体性原则是全赖个人如何“用之”而定，他人是无法干预的，所以既能“除暴去凶”，也能“逞凶作盗”。这个说法的实质在于：良知成了空洞抽象而无具体内容的形式原则。若按阳明的良知理论，良知作为一种先天的形式原则，并不预设任何特定的功利性目的（例如，为了求得他人赞扬等），但同时也绝不意味着良知可以脱离具体的伦理场景，而没有任何具体内容。

然而若按陶奭龄的双刃剑理论，那么张居正“夺情”（明万历初年，张居正在推行改革的关键期遭遇父丧，就返乡服丧还是留朝辅政的两难抉择，张居正选择了后者）亦可按此理论来加以合理解释。这在刘宗周看来，良知便有可能成为“乱臣贼子之借口”，是万万不能认同的，因此他断然指出“良知之刀止能除盗，不能作盗”。

但是也须看到，根据阳明的良知自知理论，良知在根本上是一种“独知”，可用“自家痛痒自家知”来指称“良知独知”。依照阳明的说法，如将自家“痛痒从人问”，就好比“沿门持钵效贫儿”一般，对于自家“无尽藏”的宝藏心存疑虑，却向他人祈求宝藏、寻找良知，这是对自己本心缺乏信心的表现。

所以，人们应树立起自知自觉的信念，只要扪心自问，于良心无愧，则随之而发的行为，便无不正当合理。至于他人用何种伦理规范来评判，则与行为主体的本心无关。若按这个思路，那么心学家们可以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对错是不可任由他人评说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只要做到“心之所安”即可。

例如，阳明弟子魏良器就曾宣扬：“理无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无定法，亲之所安即是孝。”（《明儒学案》卷十九《处士魏药湖先生良器》）表面看来，“心之所安”是主观标准，“亲之所安”是涉及行为对象的客观标准。然而归根结底，所谓“亲之所安”最终仍须根据“亲”的“心之所安”而定。事实很显然，在发自孝心而实现“亲之所安”的过程中，行为者及其对象均以自己的“心”作为判断标准，理或孝的客观标准完全被“心之所安”的主观原则所取代。其结果将导致只要主观愿望是好的，那么行为后果就必然是正确的。陶奭龄的双刃剑说法，在思路上与这里的说法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