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正在为女儿的问题发愁。
女儿从十三岁就参加革命，已经有二十年了，最近还被评为“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可是她的入党问题始终没能解决，成了老母亲的一块心病。
为了女儿的事，她到处东奔西走，还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
后来，这封信转到周总理的手上，周总理看后，作出批示：“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这位老人就是朱端绶，她被称为“红色老板娘”。
聪明勇敢的女学生
朱端绶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地主家庭，6岁那年，家道中落，母亲去世了，父亲一天到晚沉迷于抽鸦片、赌博，不理家业。朱端绶被迫挑起了家里的重担，在工厂做工，逐渐练就了勇敢泼辣的性格。
就这样，朱端绶白天上学晚上干活，竟然考取了湖南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是徐特立，是一所革命进步学校，从进入学校起，朱端绶就走上了革命之路。
入学不久，朱端绶就成了学生会的宣传干部，经常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有一次，学生们正组织一场反帝反军阀的游行，遭到政府的残酷镇压，很多学生和进步人士被扣留。朱端绶和一些同学前去要人，也被当场扣留。
还有一次，朱端绶和学生代表们为了教育经费问题到教育厅请愿，教育厅厅长假意接见学生，但把学生关在大厅里，自己偷偷跑了。这两次都是校长徐特立派人解救他们，因此徐特立就成为朱端绶最敬重的人。
1925年，在同学的介绍下，朱端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认识了接替徐特立当校长的熊瑾玎，但二人从未说过话。
1927年，朱端绶接到了一个重大任务，给长沙省委送文件。接到任务后，朱端绶选择坐油轮过去。
第二天清晨，当油轮启程时，朱端绶听到随船的国民党军官在悄声议论，几个小时前，许克祥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死伤了很多人，长沙现在还在戒严。
在这种情况下，前往长沙的油轮一定会被检查。想到自己携带的重要文件，朱端绶急中生智，主动去和国民党军官搭话。她长得漂亮，又年轻，那些军官对她很有好感，油轮到达长沙后，他们还主动帮她提包，一直把她送上黄包车。就这样，她一路畅通无阻，安全将文件送达。
马日事变后，朱端绶不能在长沙久待，于是她在1928年跟着互济会来到汉口。这时，徐特立正在汉口养病，熊瑾玎也在那里。
一见面，徐特立就对她问长问短，朱端绶就对他讲了离开学校后的经历。熊瑾玎在一旁听着，对这个纯洁机智的女同志很有好感，渐渐地他开始寻找机会同她谈话，每次朱端绶来看望徐特立都是熊瑾玎送她回去。
徐特立
熊瑾玎很有经济头脑，会理财又善于结交朋友，因此党中央就让他担任中央机关会计，还让他在上海建立中央开会的秘密据点。几经周折，他选中了云南路的一套房子，这幢房子非常符合地下工作的要求。不久，这里就挂出了“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专门经营纱布生意，熊瑾玎则是上号老板。
当时，党中央经常来这里开会，这里还存放着许多党的秘密文件。由于熊瑾玎的工作很繁重，时间一长总免不了出什么疏漏，再加上只有老板没有老板娘也不是很合理，所以周总理就找到熊瑾玎，让他选择一位助手，组成“家庭”。熊瑾玎早已钟情朱端绶，理所当然选了她。
福兴商号的“老板娘”
6月中旬，朱端绶从汉口来到上海，住进了福兴商号。她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看守机关，不让无关人员进入，还有给前来开会的同志们做饭。
那时，来这里办事的有周总理、李立三、陈赓、顾顺章等人，他们经常留下来吃饭。朱端绶虽然吃过很多苦，但做的都是粗活，对厨房事务一窍不通。但老板娘哪能不会做饭呢？熊瑾玎就慢慢教她，告诉她周总理喜欢吃红烧狮子头、李立三爱喝火腿冬瓜汤……慢慢地，她的手艺越来越好，大家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周总理还经常表扬她会做菜。
周总理很关照朱端绶：“小妹妹，这里是党中央最重要的机关，工作中绝对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他每次来开会就嘱咐几句，“你是‘老板娘’嘛，不要有紧张的表情，要有个落落大方的样子。”
除此之外，他还抽空教朱端绶如何护送文件、特务来搜查应该怎么办……很快，朱端绶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了。
在机关工作期间，朱端绶以“老板娘”的身份为掩护，显影、抄写、传送中央文件和日常文书处理工作。为了保证机关的安全，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换联络暗号，有时放菜篮子、有时放花盆，便于同志们识别情况，提高警惕。在机关启用的三年时间里，没有一个无关人员踏进机关驻地，这里真正做到了绝对的保密和隐蔽。朱端绶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
朱端绶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每天吃罢晚饭，朱端绶就回到房间，把门插好，自己看书学习。熊瑾玎对朱端绶一往情深，有一天，他将自己写的一首表白诗给朱端绶看，朱端绶一看脸就通红。
面对熊瑾玎突如其来的表白，朱端绶有些不知所措，她鼓起勇气说：“熊先生，说心里话，我很感激你，你在生活上关照我，在工作中帮助我。但是我有两个问题：一是你有妻子儿女，二是我俩相差22岁。”
熊瑾玎
熊瑾玎沉思片刻，拿出一封老家的妻子要和他登报离婚的信，说：“我们的婚姻是包办的，毫无感情。她要与我登报离婚，我已经答应她了。现在，我希望和一名志同道合的女性建立一个新家庭。”他看了朱端绶遗言，笑着说：“至于第二个问题，就要看你了。”
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朱端绶也清楚熊瑾玎是个真诚可信的人，然而年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朱端绶决定思考一下。
第二天，周总理来到机关，看到朱端绶心事重重的样子，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朱端绶和总理说了自己的想法，周总理得知后，便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熊老板虽然年纪大了点，但他的心还很年轻嘛，而且他当这个老板不容易，总要有个真老板娘照顾他一下才好嘛。”
经过周总理这么一撮合，朱端绶终于点头了。中秋之夜，他们在一家川菜馆置办了一桌酒席，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周总理作为两人的月老，是婚礼的主婚人，邓小平、陈赓等人也都前来参加了婚礼，大家都为他们送上了祝福。
“为了革命，我受这些苦，心甘情愿”
1931年4月，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中央机关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当时，熊瑾玎和朱端绶的福兴商号是最重要的一个，几乎所有的领导同志都认识他们。他们不得不先后撤离上海，来到湘赣苏区。
第二年9月，他们再次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当时一些意志薄弱者背叛了革命，这些叛徒出没在街头巷尾，抓捕共产党员，党的机关不得不频繁搬迁、躲避。
朱、熊二人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来隐藏身份，熊瑾玎负责交通联络工作，而朱端绶因为有孕在身，暂时负责机关内务，熊瑾玎把老家的儿子熊侃文也叫来，帮助朱端绶经营酒店。
朱端绶和熊瑾玎来上海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贺龙的家人提供补给。南昌起义后，贺龙的妻子向志德带着家人来到上海，住在曾经的一处联络站。党中央撤离后，向志德及其家人的供给就中断了，他们不能外出露面，只能当东西换取一些钱财，家里的东西都当光了，最后只能搬到一个理发店的楼上栖身，直到熊瑾玎和朱端绶回到上海，他们的生活才有了保障。
一天清晨，到了送生活费的日子，熊瑾玎打扮成一个医生，向向志德的住处走去。谁知，刚进理发店，熊瑾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心道不好，赶忙往外退，可是几个特务已经扑了上来。原来，向志德在一次外出时，不慎被叛徒发现，特务和巡捕闯了进来，把所有人都押走了，还在这里布下暗探，熊瑾玎一进来就或者你改了埋伏，被扭送到了巡捕房。
到了中午，熊瑾玎还没有回家吃饭，朱端绶就让熊侃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熊侃文来到理发店，跑上二楼，被敌人逮了个正着。
一直等到晚上，熊侃文也没有回来，朱端绶意识到一定出了问题，就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在组织的指示下，她找到宋庆龄女士，请来著名律师，为熊瑾玎和向志德等人辩护。
前两次开庭都没有什么结果，等到第三次开庭时，朱端绶想见熊瑾玎一面，看他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想到当她到场时，已经开庭了，朱端绶只好前往候审室等候。就在熊瑾玎经过候审室门口时，朱端绶赶紧走了过去，没想到却被跟在后面的叛徒徐锡根发现了。
徐锡根在福兴商号见过朱端绶，当场就指认了她，让巡捕把她押到巡捕房。但幸运的是，徐锡根虽然知道朱端绶是共产党员，但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只知道她在机关工作过，大家都叫她“小妹妹”。
朱端绶非常聪明，她利用这一点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一口咬定：“我是熊佑吾（化名）的表妹，因丈夫病故，来上海投靠表兄，想在这里找一份工作。”说着，她瞪向徐锡根，“我听说表哥入狱，就想来这探望一下他，谁知道碰到这么个坏人。他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你们不要听他的鬼话，快把我放出去。”
朱端绶不停地指着徐锡根骂，说他是坏蛋、流氓、害人精，徐锡根一甩手，恶狠狠地说：“就算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总有人知道，你给我等着！”
为了掌握朱端绶通共的证据，徐锡根押着她去找自己的住处。朱端绶故意装成迷路的样子，带着巡捕在上海城里绕来绕去，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无奈之下，巡捕只能把她又押回巡捕房。直到八个月后，她才被放出来。
在宋庆龄和律师的帮助下，熊瑾玎的官司打了四年，但他仍然被判处八年徒刑。此时已经是1934年了，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朱端绶和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但她没有放弃，依然坚持进行营救工作。
此时，朱端绶的酒店被封了，她手头也没有钱，两个女儿都饿得骨瘦如柴。熊瑾玎和向志德一家饱受牢狱之苦，需要时常送东西过去补充营养。她把父亲和妹妹从老家接过来，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店。姐妹俩每天起早贪黑，辛苦忙碌一天只能挣到一两块钱。家里有三个大人两个孩子要朱端绶养活，监狱里还有六个人要朱端绶照顾，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她在自述中写道：“我虽然受了这些苦，但是为了革命，我心甘情愿。”
熊瑾玎一家
“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朱端绶和熊瑾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四个孩子不是过早夭折，就是生病早逝，最后只剩下二女儿畅苏还陪着她。对于一个母亲来说，丧子之痛绝非时间可以冲淡的。
1938年，朱端绶跟着熊瑾玎到重庆工作，在这里三女儿桑渝出生了。一个冬夜，小桑渝突然发起高烧，不停抽搐，心急如焚朱端绶抱起孩子就往医院跑。医生诊断小桑渝患了肺炎，需要十几块大洋才能治病。熊瑾玎当时负责管理党的经费，又是《新华日报》的总经理，从他手里经过的钱不计其数，从中拿十几块大洋给孩子治病不是什么难事，可那是公家的钱啊！公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
病，最终没治成，小桑渝躺在妈妈的怀里，慢慢停止了呼吸……
从14岁步入革命道路开始，朱端绶的心里只有革命二字。她本想着，熊瑾玎大她22岁，有几个女儿能陪伴她的晚年，不想一切都成了空。
好在畅苏一天天健康地长大了，她继承了母亲的革命道路。
1946年，13岁的畅苏穿上了军装，加入土改队。1957年，她从俄语学院毕业，到河北机层担任俄语翻译。1958年，她又来到成都，支援大西南建设。凭借着优秀的表现，畅苏被评选为“社会主义青年积极分子”，当她把奖品交给母亲时，母亲一脸开心的表情，女儿至今难忘。
朱端绶很鼓励女儿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智是报效祖国，可是有一点让她怎么也想不通。
畅苏出生在革命家庭，父母都是老革命，她自己的表现也很好，可是她的入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朱端绶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组织就是不让女儿入党呢？
经过多方打听，她才知道，原来畅苏无法入党，是因为在大学时父亲填写的履历中，有一个叫熊笑三的哥哥。
熊笑三是熊瑾玎和前妻生下的孩子，他和父亲所走的路不同，是一名国民党将领。解放战争时，熊笑三已经成为国民党的中将，淮海大战前，朱端绶和熊瑾玎还给他写信，劝他起义，但他不为所动，陈官庄战败后，就跟随蒋介石逃往台湾。
有着这么一个哥哥，女儿当然入不了党，因为这件事，朱端绶没少和熊瑾玎吵架。
熊瑾玎也觉得对不住自己的女儿，因此他就给女儿单位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将他们家的情况都讲了出来。领导看到信后，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把信向上级汇报。
就这样，经过重重上报，这封信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做了批示，除了证明熊畅苏和熊笑三的关系外，还写了一句话：
“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这是周总理对革命同志的最高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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