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沈刚的历史新著《晋朝的死结》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本书多角度透视晋王朝的困境，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如司马氏篡魏、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政治事件，剖析究竟是哪些死结导致了晋王朝的衰败。作者视野宽广，指出晋朝承前启后的作用。本书动态地观察了从东汉以来，贯穿两晋，延续到隋唐兴起的长时段的死结现象，并指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两次绝无仅有的意义。

在上海书城举行的《晋朝的死结》新书发布会，作者沈刚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进行对谈，对于晋朝的历史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晋朝这段历史，主要还是对南朝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北朝、南朝的力量对比，是南朝衰落、北朝、隋唐兴起的重要前因。我们还是要回到魏晋立国不正、晋朝治理的死结聊起。就是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学中皇权授之于天的天命观，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即暴力至上、胜者为王的血腥逻辑之间的冲突。

中国自秦汉建立大一统政权后，特别是两汉四百年，为后世王朝的基本规模、国家形态和治理体系奠定了范本。魏晋南朝以禅代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两汉合法的继承者，其统治者包括大分裂后东晋、宋齐梁陈的统治者，都是以恢复强盛汉朝为己任，但是，这件事历经三四百年漫长的探索，却始终没有达到目标。南朝最后一个小朝廷陈朝的灭亡，意味着这个秦汉第一帝国最后的小尾巴，终于也宣告终结了。

当然，南方政权衰亡、北朝兴起的原因还有很多，但是，魏晋宋齐梁陈大多血腥换代、政权缺乏合法性是重要的因素。而且，这个里面除了两晋极勉强通过瓶颈期外，其他政权都不过两代人五十年左右，统治的有效性也是比较弱的，内部存在着士族政治、国家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低下等各种弊端。

这里特别要讲一下宋武帝刘裕。毫无疑问，他其实是严重恶化了整个南朝的政治生态。刘裕作为曹操、司马懿以来最强势的统治者，以其北伐的战功，当时代晋建宋，是具有一定的合法性的。从晋室的皇帝、士族高门、以及普通庶民，对此都不持异议。

但是，刘裕对于儒家王道的价值缺乏基本的认识。他野蛮杀害晋安帝司马德宗、晋恭帝司马德文，首开帝制时期禅让革命杀害前朝君主的恶例。刘裕可能总结了桓玄建楚失败的教训，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太子刘子符等诸子年幼，为了杜绝有人在他身后利用晋帝的名义进行复辟动员，故而实行极端的办法。东汉魏晋的禅代，本质上都是权臣以武力逼迫的结果，但是，曹丕、司马炎毕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包装，刘裕武人出身，直截了当命恭帝抄写退位诏书，又分别把安帝、恭帝杀害，这种赤裸裸地以屠杀解决问题的做法，已经完全背离了上古禅让制的精神和形式。

东晋政权一百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斗而不破的士族共治规则，重新回到极其残酷的赤裸裸的暴力压迫逻辑，实际上就是回到了司马懿高平陵政变后大量屠杀反对派士人的逻辑，回到了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的逻辑。

宋武帝刘裕以宗室诸王出镇荆州、京口等要地，与晋武帝司马炎重用宗室的出发点完全相同。晋武帝身后发生八王之乱，宋武帝身后发生子孙相残，本质上都是宗室子弟缺少儒家价值教育所致。所以，刘裕的行为，实际上是回到了魏晋开国缺乏天命的境地，也可以说是晋朝的死结在新时代的延续。

之后，无论是宋齐梁陈几个小朝廷换代，还是这几个短命王朝内部的帝位传承，绝大多数充满血腥和杀戮。只要王朝的天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价值与现实政治的逻辑继续对立，那么围绕着帝位继承的屠杀以及血腥换代，就将持续不断地循环下去。

这种完全依靠实力和暴力的“强者得立”的权力继承原则，实际上属于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初民社会的草原逻辑，匈奴单于之间的传承就是这样子。中原王朝自从西周政权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然后皇帝生前指定，作为嫡长子继承的补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在两汉政治实践中表现显著，成为皇权“授之于天”、王朝具有天命合法性的重要部分。

换句话说，魏晋南朝已经不可能打开历史的死结，重新塑造类似两汉皇权的天命。而且，南朝政权也没有能力重新统一中原，至南陈政权时期，控制的土地、人口及各种资源已相当有限，逐步失去了源自汉王朝的汉民族一脉相传的正统意义。

相反，北朝政权源自游牧民族部落，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他的权力来源完全是建立在血腥和暴力压迫之上。他是先有统治的有效性，然后才有统治的合法性，他的汉化过程，他向中原王朝政治系统的靠近、学习和复制，就是士族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

形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通过府兵制及关中本位价值的探索，大致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资源优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胡汉杂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文化享有优势的汉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奠定了隋唐民族大融合新兴皇权的基础。承接于两晋、作为秦汉大一统政权残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国所整合。这个就是我通过读晋史、读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从而理介的秦汉第一帝国走向隋唐第二帝国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