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灭商之后，纣王军队东渡美洲？山东考古取得重大发现|周成王|周武王|商朝|商纣王|山东省|帝辛|文王

1976年，陕西临潼零口镇出土“利簋”，其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证实了《史记》中“甲子日一天灭商”的记载。

根据史书记载，武王之所以一日灭商，其中一个原因是商纣王主力在外攻打东夷，内部空虚时遭到了周人突袭，只能临时武装了一些俘虏与奴隶，乌合之众兼又内部叛乱，于是纣王兵败牧野，进而商朝灭亡。故而，左传中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问题在于：纣王身死，商朝灭亡之后，攸侯喜统帅的十万主力突然失踪，那么他们到底何去何从？前些年，商丘日报《商文明，永城汉兴之地的文化源头》一文也提到这个问题：“武王攻破都城朝歌，攸侯喜统帅的十万大军主力（实际不太可能有十万，多至大概2万左右），林方、人方、虎方等十五万人及涕竹舟、涕竹笋等，突然全部失踪，下落不明。”

对此，近代以来广为人知的一种猜测是：为了躲避周人追杀，攸侯喜率领大军远渡重洋，渡海去了美洲，成为了印第安人一支。而在印第安人中，的确也有渡海而来的传说，甚至在美洲也发现一些奇怪的类似甲骨文的文字，与其他一些疑似商朝文化的痕迹。

美洲印第安人，或者说部分印第安人，与商朝或攸侯喜的大军是否存在联系，目前还缺少权威考证，本文暂不谈及，但近年山东考古取得重大发现，也有助于破解纣王大军去向之谜。

纣王面临三线作战

关于商朝灭亡原因，司马迁认为是纣王失德、文王修德，这种道德化叙事肯定有失偏颇，其实商朝灭亡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内部分裂，又有天气突变，更有军事上的问题。

综合史料与考古看，纣王极有可能面临三线作战，即东夷、姬周、鬼方。

在西线，纣王除了应对姬周之外，还有鬼方势力。学者井中伟与王立新的《夏商周考古学》指出：“（运城）闻喜酒务头、浮山桥北、临汾庞杜以及（晋中）灵石旌介等墓地为代表的商文化自南向北呈线状分布在汾河东岸附近，这种分布态势很显然与竭力抵御来自汾河以西吕梁山地的李家崖文化人群有关。”位于陕西榆林的李家崖遗址，现在基本确定为鬼方势力都城。

在东线，东夷的夷方叛乱，比如甲骨文上“在十月又二，往征夷方”、“在十月，王来征夷方，在攸侯喜”等。如今，考证明确表明纣王攻打的东夷，就在如今的山东地区。学者李学勤结合青铜器铭文，考证纣王军队出征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

因此，纣王就要选择主攻哪一方。事实我们都知道，纣王主攻东方，在西部采取防御战略，其中可能利用鬼方与姬周互相牵制。搞清楚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纣王为何囚禁文王，以及为何又释放文王，背后肯定与局势变化有关，而不是犹如儿戏般的谗言，以及一些美女珍宝之类。

山东考古重大发现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考古发现“东安古城遗址”，当时一度以为是春秋古城，但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不久前正式确证其为商代古城，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其中古城后来又历经多个朝代，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

东安古城地理位置极佳，地处要道而利于防御，符合古代军事布局原则。巧合的是，东安古城恰好处于上文谈到的纣王军队出征路线的“新泰—青州”段，且处于本来不该出现商代古城的沂蒙山腹地。商代古城比较少见，在沂蒙山腹地出现商代古城，的确出人意料。

更为重要的是，东安古城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包括众多带有兽面纹的铜铙（náo）、弓形器等，都与殷墟青铜器高度相似。其中，所谓“击鼓进军，鸣金收兵”中的“金”就是铜铙，属于贵重的军事用品，一般遗址不会出现，因此众多铜铙的背后理应存在大军。除此之外，在山东很多地方出土的青铜器，都与殷墟的高度相似，其中最典型的是“苏埠屯商墓”。

也就是说，早在大汶口文化时，东安古城一带已有聚居区，到了商代时期，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兼之为了控制东夷，于是商人在此筑城。而以铜铙来看，纣王大军极有可能在此驻扎过一段时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认为：商王朝当时主力部队在东夷的证据，就是今天散落在山东各地的青铜器，其中沂源东安古城中出土的商代铜铙成为商军曾到过此处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