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怀着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热爱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随后，周总理夫人邓颖超向来到医院的领导们公开了总理的遗嘱。

遗嘱共有三点，第一点便是不要留骨灰，第二点是要求勿对周总理的后事进行特殊处理，第三点就是不要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

邓颖超向大家强调：“恩来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请求是将骨灰撒向大地。”话音刚落，就有很多人反对，经过商讨，大家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必须要开追悼会、举行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

关于骨灰的问题，则需要向毛主席请示。最后，党中央决定为总理举行最高规格的葬礼。根据周总理的遗嘱，他的寿衣就是自己的旧衣服。

骨灰盒也选择了便宜的一款，而在总理的骨灰撒向大地后，夫人邓颖超便将这个骨灰盒保存了起来，直到她自己去世也选择了这个骨灰盒。

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

在周总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为了人民出生入死，建国后担任总理二十多年。他没有存款，没有子女，可谓是为了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群众们为了再看一眼这位新中国的功臣，自发前往北京长安街挥泪送别，场面异常感人。

总理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了他和夫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他们的全部收入就是工资以及利息，再无其他。

1958年前后，周总理月工资约400元，而邓颖超的月工资则是340元，按一个月740元收入来看，到了1976年这段时间夫妻俩看似能攒下不少存款。

但其实他们夫妇的工资很多时候都拿来救济别人了，在这段岁月，周总理帮助了很多烈士家属、遗孤，而他们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却很少，这是众所周知的。

不仅如此，淡泊名利严于律己的周总理还定下了一个规定，银行中的工资攒够了5000元，只要不急用钱，就交作党费。所以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和夫人全部的财产也只有五千多元。

后来在邓颖超逝世前，还再次提出了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要求如果自己已经患病无救，就不要再采取抢救延长生命等措施了，既能免去痛苦也能免去医疗人员的负担。

第二个则是表示，在自己去世后，所有的存款交作党费。第三个便交代了自己和总理曾住过的房子，本就是公家分配的，自己逝世后依然交由公家处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点交代。

从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安排来看，他们虽然是领导人，但从不贪图享受，更不搞特殊，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排在自己前面，周总理更是为了国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清正廉洁。

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

说道总理勤俭节约，那可是出了名的，据总理的侄女回忆，在他担任总理的20多年间，仅仅买过3双皮鞋。

而总理则因为久穿皮鞋经常要换跟，就连工作人员都看不下去了，便自己给总理买了一双新皮鞋。

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批评了工作人员，自己出钱买下了这双鞋，并叫人换成了工作人员的尺码，送给了他，点点滴滴都透露着总理对人民关切。

不过中国银行在1997年查账的时候，却发现了周总理30年前的一笔“巨款”。这笔钱是1967年，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银行的，数额是1.2万英镑。

要知道，1.2万英镑按当时的汇率兑换成人民币是8万多元，而在1997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存了30年，算上利息已经超过46万元。而以周总理的习惯来看，他所有的存款也不过只有5000元，更重要的是，这1.2万英镑在哪个时代都是一笔“巨款”了，为何它是以周总理的名义存入银行的呢？这笔钱是从哪来的呢？

由于这笔存款涉及到周总理，中国银行的领导直接上报处理，上级则要求银行尽快将此事查清，这笔巨款到底是周总理的私人存款还是其他人存的。

终于，真相水落石出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存款背后竟是一个令人泪奔的故事。

这还要从二战时期说起，1940年，战火已经在欧洲点燃，当时德国已经开始进攻英国，并对伦敦开启了长时间的轰炸，在当地工作的英国女孩多利便因公司关闭而失业，那时的她只有22岁，为了生存，多利来到了中国银行在伦敦的分行工作。

中国银行

这是因为伦敦分行是当时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分行，不仅负责在英国业务，还负责欧洲与非洲的业务，而多利则因为工作实力出色，顺利被应聘，成为了银行的出纳，还负责给国民党在英国的海员发工资。

这些海员一拿到工资就开始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此时的中华大地正在遭受着战火的洗礼，而多利自己的家乡也遭到了德国的轰炸，所以她能感到到中国人民所处的水深火热。

多利见状便想唤醒这些国民党海员，为自己的家乡捐款，在她的努力下，有部分海员意识到自己虽身在国外，但也应该为祖国做贡献。

所以他们办理了不少汇款业务，而多利则投桃报李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减少了他们汇款的手续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海员将钱款捐给了自己的家乡，而多利也因为业绩出色，而得到了银行的认可。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1944年，多利却因为自己的正义之举而遭受到了迫害。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非常关键的时刻，为了筹集物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多出了两个募捐箱。

一个是红十字会的，一个是由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设立的，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募捐箱。但是多利发现，管理国民政府募捐箱的工作人员经常中饱私囊，偷盗募捐箱中的钱财，如果再这样下去，募捐箱中的钱十有八九都被偷走了，根本用不到中国人民身上。

周总理和夫人

根据多利的回忆，每当募捐箱的管理人员来到银行，自己就将蒋介石夫人的箱子偷偷藏了起来，放到柜台底下，只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留在柜台上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阻止国民党贪污钱财。

多利本是正义之人，却因为自己的举动惹到了一些受益者，不久后就惹祸上身，负责募捐的人员要求银行开除多利。

即便是银行领导知道事情的原委，明白多利的苦心，可是银行当时迫于压力已经打算辞退她了。

就在这时，一个正义的人站了出来，他是多利的同事，名叫刘本昆，毕业于清华大学，原先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到了1943年才被调到了伦敦分行，由于工作能力出色，很快就被领导所赏识。

在多利将要被开除后，他站了出来，据理力争，银行才撤销了自己原来的决定。

这让多利既感激又感动，两个富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就这样相识了，在日后的相处中，两人渐渐被对方所吸引，并坠入爱河。

而多利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刘道蕊，每当她想起刘本昆不顾危险，为自己挺身而出时，就感受了这个中国人的正义，由于中国和英国都处在被侵略的状态，所以多利也自然会惦记起中国这个东方古国，也想为中国人民出一份力。

刘道蕊

而刘本昆更是人在英国，却时刻心系祖国，即便是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共两党爆发内战，中国人民始终盼不到和平的曙光，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

人民政府也顺理成章的接管了中国银行，银行总行的管理处也从上海迁移至北京。这时一个难题向刘本昆和刘道蕊袭来，那就是在英国承认新中国之前，到底是向着台湾当局还是人民政府？

当时，新中国可谓是百废待兴，周总理指挥中国银行成立了管理处，之后便发电告知海外分行，要求分行冻结资产等待接收，而当时远在伦敦的分行情况则非常复杂。

根据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里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银行里的斗争异常激烈，他们一派属于大陆，一派则属于台湾当局。

而当时伦敦分行的领导更倾向于投靠台湾当局，他们不愿接受中国银行新成立的管理处关系，甚至已经准备将伦敦分行的外汇转移到台湾。

刘本昆和刘道蕊当然是选择了人民政府，当时许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将要“起义”，随后便向北京发送了电报，表明了支持人民政府的决心。

最终，在起义小组的努力下，他们终于保住了外汇，此次起义胜利也让刘本昆成了银行的副经理，而就在这一年，刘本昆和刘道蕊已经相恋五年有余，他们最终选择步入婚姻的殿堂。

40年代的伦敦

随着战争的结束，夫妻二人的收入可谓是节节攀升，他们也一跃过上了小康生活，在伦敦市中心买上了公寓和汽车。

刘本昆在英国的生活让很多人都非常羡慕，可是他本人却没有沉浸在自己的成功中，因为他知道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还非常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己差远了。

为此，他也一直想回国，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运动中，但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刘本昆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

到了1950年，英国成为了西方世界中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由于各种问题迟迟没有建交，这让刘本昆非常伤心。

其实，在他的熏陶下，妻子刘道蕊也了解了不少中国的风土人情，夫妻二人都知道，中国久经战火洗礼，经济和工业极不发达，许多人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刘本昆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回到祖国，投入到建设家乡的活动中。

但这样如何向英国妻子刘道蕊开口呢？当时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并不好，如果带英国籍妻子回到中国，那国籍问题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妻子怎么会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家乡，去往 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呢？

选择大家还是小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刘本昆，这也导致他变得忧心忡忡，闷闷不乐，妻子刘道蕊发现丈夫最近情绪不好，便主动询问原因。

刘本昆也知道自己的心事终究是瞒不住的，便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希望能在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出一份力。

刘道蕊作为一个英国人，非常清楚中国当时非常落后，生活水平肯定不能和英国比，但即便如此，她还是愿意追随丈夫回到中国，甚至放弃英国国籍成为一个中国人。

这个决定很令人感动，可是想要执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刘道蕊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了自己改变国籍的经过：1957年，我决定成为一个中国人，可是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英国方面要我出示一个证明，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接受我成为中国公民的的文件。

刘本昆和刘道蕊

如果没有这一文件，就意味着我没法改变英国公民的身份，无奈之下，我只能联系了中国大使馆，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情况，最终，他们同意了我想加入中国籍的要求。

我很快就收到了入籍证明，而英国移民机构的工作人员得知了我的故事后，非常震惊，但也只能同意我改变国籍的想法，我就是这样成为了一个中国人。

刘道蕊正式成为中国人是在1957年的秋天，在妻子获得中国国籍后，刘本昆第一时间向中国银行总行提出回国工作的申请。

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总行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要他顾全大局，并让他继续留在伦敦工作。

眼看自己回国的愿望遥遥无期，刘本昆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继续向总部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断提出回国的申请。

然而，这一等就是十年，1967年，总部同意了刘本昆的申请，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了出来，为了尽快踏上回家的旅途，他便宜变卖了自己在伦敦的房产，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但并未附上自己的署名。

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以您的名义向您的账户存入了1.2万英镑，这是我们多年来攒下的心血，其实，我们早就打算用这笔钱来建设祖国，为国家献出一份力，但我们并不清楚将钱交给谁才最可靠，所以，我们只能将这笔钱交予您。

周总理

跟这封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刘本昆汇款的汇票，周总理在看过信后，立即表示，这笔钱是个人的存款，我们不能收。

现在必须查明捐款人是谁，尽快将这笔钱退回去，遗憾的是，刘本昆在信中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而中国当时正值特殊时期，也没有找到汇款人是谁。

1.2万英镑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巨款，工作人员在没有查到捐款人的情况下，最后以总理的名义存入了中国银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钱就这么静静的在银行待了30年。

而刘本昆放弃在英国的优越生活在常人看来本就是个“壮举”，待到他回国后，工作并不顺利，而夫妻二人的生活也因此变得非常艰难，但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后悔，更没有抱怨。

因为刘本昆是等了十年才得到了这个回国的机会，再苦再难都不会退缩，而刘道蕊当时为了来到中国，毅然决然放弃英国国籍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所以夫妻二人即便再困难也要苦中作乐的生活。

等到特殊时期结束，刘本昆成为了总行国际部副总经理，而刘道蕊则成为了培训新员工的负责人，从大家口中得知，刘道蕊是一个严格、负责的人，这也是她为什么负责新员工培训的原因。

随着在中国生活的日子越来越久，刘道蕊也积极的申请加入共产党，最终，她于1986年正式成为了一名党员。

在来到中国的这段日子后，刘道蕊身上的中国精神也越来越明显，由于她在工作上刻苦认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甚至获得了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刘道蕊寿宴现场

夫妻俩就这样过起了默默奋斗的日子，一转眼，时间已经来到了1997年，此时，刘本昆和老伴刘道蕊已经退休将近10年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银行却在这时候找到了他们，原来在经过核查后，银行终于找到了当年这笔巨额英镑的捐款者，就是刘本昆和刘道蕊。

这对夫妻1967年捐出了这笔款项，没想到过了30年后，夫妻俩却因为这笔捐款而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现如今夫妻二人已经从斗志昂扬的年轻人变成了两个退休老人，而这笔1.2万英镑的捐款算上这么多年的利息，兑换成人民币也超过了46万。

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一笔巨款，在银行核实了捐款者的身份后，立马向上级发出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将这笔款项的本金和利息一起还给刘本昆夫妇，这也是按照周总理当年的指示来办的。

令人意外的是，夫妻俩却不愿意收回自己三十年前的捐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夫妻二人的生活并不如意，因为刘本昆身体早已大不如从前，常年吃药还经常住院，而夫妻二人唯一的收入便是微薄的退休金。

事实上，在1994年的时候，刘本昆还因为身体原因住院了很长时间，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即便自己生活得这么困难，却坚决都不收下当年的那笔捐款。

银行的领导在得知夫妻二人的生活后，坚持要退钱给他们，老人家已经为建设中国奋斗了一辈子，现在非常需要资金，怎么能再接受他们的捐款呢？可是老人们的态度也很坚决，双方就这样僵持了下去。

后来，还是刘道蕊向银行领导提议：可以用这笔款项以丈夫刘本昆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中工作优秀的青年员工。

就这样，这笔钱捐给了银行，当年，这笔钱阴差阳错的躺在了银行里，而现在老人们的心愿总算是实现了，这才能让他们真正的高兴起来。

可不幸的是，第二年1998年，刘本昆就因病逝世了，而刘道蕊也在2013年走完了自己传奇而精彩的一生。

夫妻二人其实就是成千上万隐姓埋名为国家做贡献的人的代表，他们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而自己再苦再累也没有关系。

基辛格曾经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中国人：中国最大的幸运便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总能把她保护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