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过后，我军在解放战场上势如破竹，反观国军则节节败退，蒋介石集团的败局早已注定。1949年初，毛主席见局势已经明朗也开始筹备起“新政协”召开的事宜。
其实，早在1948年，毛主席就号召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召开新的政协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此可见，此次会议对全国人民和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
经毛主席周总理慎重考虑后，他们认为有一个人必须要来参加此次会议，这个人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更是他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更是我党和人民的陪伴者。正是因为这样宋庆龄在海内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是公认的“国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宋庆龄就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以人民为基础，为人民奋斗才能真正冲破束缚旧中国的种种枷锁。
当她看到人心尽失的国民党已经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后，激动地表示：“国民党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他们压迫、奴役人民，而共产党的胜利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代表着人民的利益。”
有外国作者这样评价宋庆龄：“她对于中国人民的支持绝不停留在口头，为了民众，她放弃了自己的名利、身份、地位，甚至舒适的生活。”
毛主席和宋庆龄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两人的革命理念十分契合，但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宋庆龄便成为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继承人”，可以说她肩上负担着亿万同胞的多年来的夙愿。
孙中山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创始人，宋庆龄作为元老级人物，自然也对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情感，其妹妹宋美龄更是蒋介石的妻子，从情理上看，宋庆龄或许会偏袒于国民党。
但是，在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遗愿大肆迫害革命志士后，宋庆龄便和国民党断绝了关系，并辞去了当时在国民政府的种种职务，拒绝与蒋介石之流为伍。
这都是因为宋庆龄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是信念坚定的革命者。在我党这么多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中，宋庆龄一直跨越阵营的隔阂倾囊相助。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更是一直肯定我党在战场上的贡献，多次提议国共合作抗日。
可以说宋庆龄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她有着先进的革命思想，是伟大的女性领袖，如果她不来参加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不亲眼见证新中国的成立，那么将是一大遗憾。
为了说服宋庆龄来到北平参加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毛主席和周总理共同写信邀请，信中还指出希望她就如何建设新中国提出意见。
周总理写信
邀请宋庆龄前来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很多难题摆在面前，其中一个就是是必须要保证她的安全。当时的上海形势复杂，如果反动派得知我党邀请宋庆龄参加政协会议，那么必定会从中作梗，甚至加害于宋庆龄，毕竟蒋介石早前就曾对她动过杀心。
虽然当时宋庆龄已经和蒋介石决裂，但是鉴于她有着极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力，蒋介石甚至计划将宋庆龄劫持至台湾。
此时，反动派还放出假消息，大肆宣传“宋庆龄稳站国民党立场”，为的就是稳固人心，但宋庆龄立马就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拆穿了蒋介石的谎言，让其舆论战彻底失败。
而一旦我党邀请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的风声走露，那么相当于昭告天下蒋介石已经人心尽失，或许会采取激进的手段迫害宋庆龄。
为了安全起见，毛主席和周总理写给宋庆龄的邀请信不会直接发往上海，而是将这一信件送往香港，再由在香港的我党人员与宋庆龄信任之人取得联系，确认无误后再将信件传递她。
为了计划顺利完成，周总理还做出两点指示：第一个就是送信必须以秘密的形式，不能出误差。第二，必须征得孙夫人的完全同意，如果有风险，宁可不懂。
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华克之肩上，在所有人看来，宋庆龄一生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还多次肯定我党为人民的所作所为，所以组织认为她会接受这一邀请。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任务远比想象中的困难。
当时，华克之已经准备好将信件送至宋庆龄手中后，顺便将她接到香港，从香港转移至北京，这样更安全。不料，宋庆龄在收到信后，考虑许久后回信表示：会在上海迎接解放，然后与大家见面。
宋庆龄回信
她没有选择前往北平看似意外，但实际上宋庆龄面对的情况很复杂，她拒绝参加政协会议也是合情合理的。
首先就是上海当时并未解放，宋庆龄并未接受邀请与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息息相关。当时，舆论已经传出蒋介石要再次暗杀宋庆龄的消息，所以即便是组织费尽心思安排了转移计划，她也不会轻易答应。
其次，由于革命立场问题，当时宋庆龄与自己的弟弟、妹妹等至亲都站在了对立面，而其妹夫蒋介石更是公认的罪人。
第三，当时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专门派遣特使邀请宋庆龄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实则是想靠着她的声望来稳固人心，摆脱国民党走投无路的处境。
宋庆龄明白这只不过是让她收拾蒋介石的烂摊子，所以她以身体不适为由委婉拒绝。与此同时，宋庆龄也很清楚李宗仁想要试探她心里的想法，所以她便在报纸上公开表示，拒绝中国政府的任何职位，这样一来对她的安全更有利。
但即便是宋庆龄跟国民党已经水火不容，但依然没有打算参加政协会议，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她当时并不清楚我党对她的态度和部分政策，所以宋庆龄也保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可以说，出于种种顾虑，她拒绝了北上参加政协会议。
毛主席
就算邀请失败，我党也没有放弃。直到1949年5月上海终于被解放，而此时，新政协筹备会议也即将召开。在此期间，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建议宋庆龄前往参加，但让所有人不解的是，上海都已经解放，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也不再受威胁了，她还是以身体抱恙为借口，拒绝了新政协筹备会议。
虽然被二次拒绝，但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抱有希望，认为事情一定有转机，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已经结束后，我党打算直接派人去当面邀请宋庆龄。
按常理来讲，这样的事情一般都是周总理在操办，但是当时情况危急，不死心的蒋介石妄图袭击开国大典，所以周总理担负着重任，暂时不能动身上海。
但就在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夫人邓颖超，为了确保顺利完成任务，一同前往的还有宋庆龄之前的秘书廖梦醒。临行前，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各写信一封，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希望能够邀请到宋庆龄 。
邓颖超和廖梦醒一到上海就见到了宋庆龄，并说明了来意，但孙中山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所以宋庆龄便坦言北平是自己的伤心之地，是否北上还需要时间考虑。
这时，邓颖超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拿了出来，只见毛主席在信中说明：如今革命已经胜利，现在亟待商榷建设新中国的大计，希望先生能够北上，以便请教。
毛主席和周总理
周总理则在信中表示：自从三年前告别后，每当蒋介石猖狂之时，我就会非常担心先生的安危，现在上海解放，是全国人民的喜事，所以专程派颖超前去迎接，希望先生北上。
从毛主席周总理将宋庆龄称为先生来看，恰好说明了两位领导人对她的尊敬。主席和总理的信中充满真诚和恳切，宋庆龄看后已经有所动容。
实际上，毛主席和宋庆龄早在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大时就已经认识，但后来主席为了救国救民游走于全国各地，而宋庆龄也为了革命事业不停奋斗，两人见面次数少的可怜。
但是宋庆龄和毛主席的交情却没有变淡，反而因为都是为了人民奋斗而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宋庆龄还有恩于毛主席，这便要从毛主席刚到延安时说起。
当时，红军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不但遭到蒋介石的重重围困，物资更是少得可怜。国民党为了打击我党，发动舆论战，在报纸上抹黑污蔑，重要的是，蒋介石还截断了我党的食物药物来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军战士都只能饿着肚子上战场。
用勒着裤腰带上战场来形容战士们的生活一点都不夸张，为了解决眼前的难题，毛主席希望宋庆龄能出面帮忙。
1936年，毛主席希望宋庆龄出面帮助组织找到两个人，一个是公正的记者，一个是医护人员，看到消息后，宋美龄知道主席肯定是处境不妙 ，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同年，主席再次向宋庆龄发出求助，希望她能出面向身为金融家的弟弟宋子文借款5万美金。但此时毛主席并不知道宋庆龄已经因为立场不同和弟弟宋子文翻脸，所以她暂时没法向弟弟开口。
宋庆龄
但宋庆龄清楚，毛主席的革命之路是多么艰难，很多战士们天天处在九死一生的状态，如果不是物资匮乏已经快过不下去了，不可能开口借钱，所以宋庆龄下决心要帮他这个忙，但现在只能用自己的钱帮助主席。
在很多人看来，以宋庆龄当时的身份地位来看，想要筹齐5万美元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情况并非如此，宋庆龄并没有想象中的富裕。
虽贵为“国母”，但宋庆龄主要是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政府发的抚恤金的利息生活。而抚恤金总共才13000多美金，就算拿出全部的积蓄都没办法凑齐毛主席要的5万美金，但宋庆龄认为，毛主席为了革命事业操劳比自己更艰难，所以便抵押了自己唯一的公寓，才筹齐了这5万美金。
但她并未将自己的窘境告诉主席，而主席也是在多年后才知道这笔钱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宋庆龄在主席困难之时帮了大忙，说是有恩也不为过。不仅如此，心系中国人民的她还多次出手帮助我军。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为了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便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不但向世界宣传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的苦难，还向我党所在的抗日根据地运送装备物资医疗用品。可以说是解了我军的燃眉之急，这让毛主席非常感动，并一直记在心中。
直到1945年，毛主席前往重庆谈判，终于又见到了宋庆龄，他当面激动地表示：“抗战时期，您为我军提供了必需的物资和药品，这一切都对我们的抗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对于这样一位帮助过主席也帮助过我党的人，能够参加新政协的召开是再好不过了。但是，邓颖超和廖梦醒这次能否成功说服宋庆龄呢？
宋庆龄
事实上，宋庆龄在看过主席和周总理的信后内心已经受到了触动，而且当时她也非常支持我党，但宋庆龄说自己需要仔细考虑并非是托词，而是她的身体真的已经抱病许久，在过去的大半年中，宋庆龄所有的工作和活动都因为病痛而暂停。
当然，身体力不从心是主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宋庆龄早前结下了三个心结，这也导致了她两次拒绝主席和总理邀请的原因。
这其中一个心结便是，解放上海后，我军浩浩荡荡进驻上海，为了避免扰民，解放军都会就地驻扎，晚上也睡在地上，短期来看，还可以将就，但是时间一长，战士们的身体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找一些国民党官员之前住的公馆来休息，现在他们败走台湾，这些房子自然也就空下来了。
其中一个营就驻扎在淮海中路，这时他们看到有座宽敞的房子，便准备搬进去，但里面却走出一位气势汹汹的女性，她说道：“住到别处去，这里不行。”
战士们露宿街边
营长的脾气顿时就上来了，见状便和这位女士吵了起来，还命令道：“下午要是不把房子腾出来，我们就过来搬东西。”只见那位女士说：“我是宋庆龄，这是我的公馆，你们不能住。”
这下，战士们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便将此事上报了长官。陈毅知道后，当即向宋庆龄致歉，还派战士将宋庆龄的公馆保卫了起来。
不仅如此，组织也曾因为误会拘留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的工作人员，虽然在误会澄清后，组织向宋庆龄做出了解释，但这也让她心中留下了“伤疤”。
而第二个让宋庆龄感到不舒服的是，她在1949年去中山陵悼念孙中山时，见到周围环境杂乱，这也让她非常悲伤。
而宋庆龄最后一个心结跟其弟弟宋子安有关，上海解放后，我军接收了宋子安在当地的房产，但宋庆龄认为这么处理多有不妥，因为他这个弟弟没有像宋之文一样追随蒋介石，所以应当被“区别对待”。
宋庆龄身边的人非常了解她的心结，便将消息透露了出去，而周总理在了解到她的顾虑后，便嘱咐其妻邓颖超，将事情的原委和我党的政策说明白，以便解开宋庆龄多年以来的误会。
经过总理的安排和邓颖超的耐心说服，她终究是放下了过去的种种不快，下决心动身前往北平。
可以说是我党的真诚和坚持终于打动了她，但考虑到宋庆龄身体不适，组织悉心安排了出行方式。
但是周总理想得更周到，他得知宋庆龄多年来早已习惯住在西式的洋房中，便在她到达北平之前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房间，还命人将一切安排的妥妥当当。
临行前，宋庆龄突然向主席提出了三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便是：不要为自己举办迎接会，一切从简。第二个条件便是：自己在到达北平后，要当面感谢张治中将军，感谢他为国家和人民做的贡献。
张治中将军是抗日英雄 ，在1949年还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和孙中山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宋庆龄前去看望也是情理之中。
对于这前两个条件，毛主席自然是同意了，但是，宋庆龄提出的第三个条件则让主席非常为难。这第三个条件便是：宋庆龄希望自己在到达北平之前不要将消息告诉任何人，在到达之后，也不要派人迎接自己。
宋庆龄
其实主席非常理解她不想因为自己的身份劳师动众，但宋庆龄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革命家，不派人前去迎接那有失待客之道，而如果高调派人欢迎那又违背了宋庆龄的初衷，所以毛主席也感到非常为难。
经过再三考虑之下，周总理做出了一个巧妙地决策，向宋庆龄表示：自己选好了备选人员名单，夫人可以考虑哪些人可以亲自迎接。
就是这样，尴尬的局面终于被化解，宋庆龄坐上了开往北平的火车。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终于到达了北京火车站，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在这一天前来迎接。
下了火车后，宋庆龄才发现，前来迎接自己的还有何香凝、董必武等人，不仅如此，组织还知道宋庆龄非常喜欢孩子，便特地安排了50名儿童前来欢迎宋庆龄的到来。当晚，主席还为特地为她安排了招待会。
主席曾表示：“建国大典如果没有先生的参加，那么，我们真是没法向国际和国内的民主党派解释。”可以说，宋庆龄的到来确实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主席和总理坚持不懈，邀请她北上的原因。
9月21日，宋庆龄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向世界说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
此时，为革命奔走多年的宋庆龄终于热泪盈眶，她知道自己前半生的奋斗和努力没有白费，多年来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中国人民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而自己接下来的目标也就是为新中国奔走，给后人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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