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贻庭，1936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企业伦理学等，获中国伦理学会“终身成就奖”等多项奖项。朱先生遵循“源原之辨”历史逻辑，编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反思“传统”，发掘“古今通理”，探索其“价值对象性”的现代价值再创造，对中国伦理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几个不同版本）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英译本
朱贻庭先生在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同时，关注现实伦理问题，组织企业伦理调查，开创“应用伦理”学科建设。朱贻庭先生的工作树立了将伦理思入现实的典范，在应用伦理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示范与启发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纷纷“下海”从商，社会上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潮。反映在理论上，如何看待“功利主义”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议的一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作为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的朱先生与担任西伦史教学工作的赵修义老师商议决定并及时地与《文汇报》理论部等各方联系，以伦理学教研室为主，于1988年9月举办了题为“功利主义反思”的全国学术研讨会，朱先生自己也撰写“中国传统功利主义述评”一文参与研讨。张岱年先生在贺信中肯定了此次讨论会的重要历史意义。会后《文汇报》发了这次研讨会的专题报道，该报理论部还开辟专栏刊发争论文章，讨论持续数月，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很大反响。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根据当时社会上思想道德的状态，朱贻庭先生提出了“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这个概念，并在《学术月刊》（1990年第6期）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一文，随后又在《道德与文明》上发表“再论道德价值导向”，提出了“一元价值导向与多元价值取向相统一”的观点。“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社会的道德价值导向”被《新华文摘》（1991年第2期）冠以封面标题全文转载，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1991年鉴于该文在学界引起的关注，教研室决定举行题为“改革开放与社会道德价值导向”的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达80人之多，著名哲学家冯契先生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肯定了“道德价值导向”这一概念用语；《人民日报》报道了会议内容。此后，“道德价值导向”和“一元价值导向与多元价值取向相统一”的概念为学界所通用。朱先生还以“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批准，其研究成果《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一书于1994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贻庭先生对当代中国道德问题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学术理论层面，他还深入改革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参与到社会各领域伦理建设的实践中。上世纪90年代，伴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产生了很多新问题，秉持伦理学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这一理念，朱先生开启了关于企业伦理的调查研究。1991年9月，他和哲学系施炎平先生与上海体改办合作，对原上海仪表局所属11家改革先行企业进行了实证调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概括、提炼，于次年5月形成了研究报告“企业改革中若干伦理问题初探”。这份报告有力地论述了在企业改革中要充分注意用伦理文化调节利益关系这一“软件”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了上海市体改办的重视。经专家组鉴定后，《上海体改研究》（内刊）用整刊篇幅刊发了这一报告，同时该报告还为上海仪表局所认同，并在所属企业贯彻实践。这份报告公开发表后，还获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成果（1986.1-1993.12）论文类三等奖。该报告成为国内企业伦理研究的先行者，在上海属开创之举，带动并推动了全国和上海学界的企业伦理与经济伦理研究。
紧接着1992年9月，朱贻庭先生又带领伦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了“关于上海电视机一厂企业改革与企业公正”的调查研究，后来形成的报告为正在改革中的上海电视机一厂提供了重要参考，还获得了上海仪表局“上分杯”（1992年度）深化改革中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征文一等奖。同时，企业领导和华东师大党委、研究生院有关领导一起就这次调查研究的实践作了总结，认为这一形式创造了人文学科研究走“校-企结合之路”的模式，开拓了人文学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其经验总结“校企结合，开拓伦理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路子”一文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1993年10月）。
从1991年直至1999年退休，朱贻庭先生先后带领研究生完成了12项伦理学应用调查研究。这些应用研究的内容涉及企业激励机制建设、企业伦理建设、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家庭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党性党风建设、医药体制改革、企业女性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朱先生带领研究团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判，为企业及党政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提供相关方案或参考意见。由朱先生概括提出并经上海浦发银行各级管理领导一起讨论通过的浦发银行企业文化理念“笃守诚信，创造卓越”使用至今，为员工所熟知。多个研究生从社会调查中找到了硕士论文题目，真正做到将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融入国家发展过程中，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回顾那些年的工作，朱贻庭先生表示：“令我安慰的是，不仅在学术方面，更独特的是在90年代带每届研究生下工厂企业、党政机关和妇联做调查研究。”对于朱先生这一教学工作及其成绩，华东师大研究生院曾发简报以示肯定和表彰，还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
1991年-1999年，朱贻庭先生先后组织并完成的12项哲学·伦理学应用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朱先生不仅关注国企改革，而且还研究民营企业的伦理问题。1999年，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政研究会推荐，朱先生出席在温州召开的中国沿海七省一市第一届民营企业思政工作研讨会，并作专题报告，其论文“走出‘家族主义’——谈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自我改革”获浙江省永康杯一等奖。该文发表于《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一期。同时，还在《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三期发表了“略论企业伦理与社会文化背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企业伦理的一种思路”一文，论述了企业伦理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朱贻庭先生还对生态伦理学十分关注。2003年，他参与了由中国生产力协会牵头的浙江湖州市安吉县的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调查。安吉县当地的生态建设经验令其印象深刻，并根据此次调研情况撰写了研究报告（后又以“‘生态文化’与生态保护——以湖州市安吉县为例”的论文形式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7期）。此外，朱先生还调研过上海洋山港建设对海洋生态保护的经验，撰写了报告，并在社联作过汇报。除了关注生态伦理，朱先生还参与2001年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与上海宝钢（集团）公司教委合作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经济伦理学术研讨会。朱先生认为，华东师大对应用伦理学的建设和发展是做了贡献的。
在直面现实生活做伦理学应用研究的过程中，朱贻庭先生愈发认识到加强伦理学学科基础建设的重要性，于是在退休后他的研究重心就转向了这一方面，其中最主要就是辞书编撰工作。在朱先生看来，辞书是人类文化宝库的重要构成，具有两大价值：一是以辞书的形式积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二是为人们的学习和知识创新提供不可或缺的工具。朱先生主编了《伦理学大辞典》《伦理学小辞典》《应用伦理学辞典》。出版于2013年的《应用伦理学辞典》是国内第一部大型应用伦理学的专科辞典。它脱胎于《伦理学大辞典》中有关应用伦理学的相关内容，并对原有的分支学科做了大量的增补、充实和修订，分科编排也做了调整，并且新增了多个分支学科的词目，以适应读者和学者的实际需要。
《应用伦理学辞典》共收词1200余条，此辞典坚持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除全面展示伦理学的基本内容外，还重点展现了应用伦理学的相关内容：如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制度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等。其中，朱先生特别注重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与生态伦理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生命伦理学是在医学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之后再有生态伦理学，这三者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新的学科体系。生态伦理学可谓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这一方面我们既有传统的积淀（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又有新的理论生成，如健康伦理、基因伦理、AI伦理等都可以纳入其中。朱先生表示，从整个“地球村”的角度来看，他愿称生态伦理学为人类最高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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