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柳展雄
最近，经济大省广东传出了个事情：2023年10月，河南焦作、商丘两市出动1600多警力搞跨省办案，到广州冻结企业的资金账户。
公安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主、查封外地企业财产，这一现象被法律界称为“远洋捕捞”式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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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呢，正常办案，无可厚非。然而，很多地方借着侦查刑事案件的由头，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吃发达省份的肥肉。
这次出动1600多名警力的河南有关部门，“远洋捕捞”的对象是广东一家健康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本来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可办案人员不仅查子公司，连没涉及刑事案件的集团总部人员也一并抓了，查封该集团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
这样的事情，还不是一起两起。
据《华夏时报》10月17日报道：以华南某市为例，自2023年以来，朴朴、壹健康、九浚等近万家企业遭遇异地执法，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较明显的逐利性执法动机。
其实“远洋捕捞”这种事，也不新鲜。2020年前后，就有类似的异地执法活动，外地警员到浙江义乌实行“断卡行动”，客观上打击了义乌的繁荣经济。
众所周知，义乌是全球赫赫有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汇率结算涉及到复杂的国际金融问题。一些外国客商习惯通过非正式金融渠道支付货款，到了新冠疫情期间，外贸生意内贸化，义乌商户的收款也开始增加人民币结算，这就可能涉及“灰色”地带。
欠发达地区的公安机关，前往千里之外的义乌，以办案的理由冻结企业账户资金。很多清清白白的商人也被牵连波及，处境困难。对于小商户而言，现金流非常宝贵的，现金流就是命根子，他们根本经不起折腾。
2020年，东北某市警方部署专项行动，到浙江，调查金融案件。说穿了，浙江也是经济大省，欠发达地区的人马过来，用各种司法手段，打打牙祭，吃点肥肉。
当时网友玩梗，戏称为“金兵南下”，“南宋（南宋首都在今天的浙江杭州）向金国（东三省）纳岁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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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兵南下”也好，“远洋捕捞”也好，本质都是给经济大省的民营企业“穿小鞋”。
这种行为，国家高层也不认可。10月8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宣布，要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
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承担了很大的财政责任。2020年中国各省市净上缴中央税收的各个省市，排名靠前的是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其中广东净上缴中央税收7308.3亿元、上海5483.11亿元、江苏4604.8亿元、浙江4396.88亿元。
而广东、浙江正是“远洋捕捞”的重点受害者。“远洋捕捞”已经引起了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注意，这家机构于2024年4月发布的一篇文章称：珠三角部分地市已成为异地执法的高发地。
为此，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建议，广东省组织相关地市政府成立专项工作组，对来粤异地执法案件依法予以监督和约束。
照我看来，阻止“远洋捕捞”的根本法子，还是得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自力更生 。
这方面有个很好的正面案例——山东淄博。
淄博靠着烧烤，成功出圈。当时，淄博烧烤在网上争议很大。有人说，淄博是瞎折腾，年轻人去淄博是盲目跟风，网红经济、消费主义一套大词。
我觉得，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淄博以前是工业城市，现在制造业衰退，当红的新能源、芯片等项目，按照市场进行分配，肯定不会放到淄博这种四五线城市。
淄博只能自力更生，自己想方设法去找增长点。烧烤出圈就是一种尝试，抓住流量热点，互联网最in最时尚打法，投入更大资源，拉新与复购，地方政府协同宣传、旅游、城管、公安，线下配合，拉动GDP增长。
说实话，我个人不怎么想去淄博旅游，但这不妨碍，我认为淄博模式很好，他们能用好吃实惠的烧烤，打出城市品牌。一个本来不以旅游业为支柱的城市，硬生生吃上了旅游经济的饭碗。这不是很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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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火了之后，很多地方跟进。
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市政府表示，擦亮“Rock Home Town”品牌，还会不定期安排摇滚乐手乘坐公交车即兴演出。
结果，遭到全网群嘲，很多人觉得石家庄城市气质“土味”浓，还有刻意取了“国际庄”这个称呼，反讽石家庄太土了。
我当时没跟着嘲讽，因为我知道，欠发达地区发展太难了。
2023年有个《昆明城投专家交流会议纪要》在网上流传，里面提到“上海是对云南对点帮扶的，中央转移支付中每年有几千亿从上海转移支付到云南。去年没有拨付，主要受疫情影响，转移支付到现在没有给”。
言外之意：上海，给钱。
向富裕地区伸手要钱，已成为落后省份一些部门的思维惯性了。
淄博至少比躺平没干劲，只会坐等转移支付输血的某些城市要强吧，至少比出动公安去“远洋捕捞”的某些城市要强千百倍吧。
中西部地区不少人，已经有了一种思维定式，一遇到财政困难，就要打经济大省的注意。这些人觉得转移支付是理所当然的，理由是：我们给了东部沿海提供了廉价的煤炭、廉价的电力、廉价的劳动力，没有我们，东部就饿死。
很遗憾，这种想法是错的。
首先，这是正常的市场交易，不存在谁亏欠谁。其次，即便如此，转移支付也并未真正救济到穷地方身上。
举个例子，四川阆中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当地有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按照规划原意，一个四川阆中青壮年去上海、广东打工，上海、广东转移一部分财政盈余给四川，这笔钱本该阆中等劳动力输出地区拿的。
但实际操作过程，阆中能够拿到的转移支付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四川省内最好的教育、医疗资源在哪里，相信很多四川人都明白。
对于东部地区内部的三四线城市，转移支付也不公平。
在扶贫的大战略下，东部省份对中西部还有点对点扶助。浙江支援的是四川，成都拿了浙江的援助，结果比杭州还要时髦。
更具黑色幽默的是，山东对口支援重庆。重庆是西部的新兴网红城市，城市面貌比山东省会济南要时髦漂亮多了。但山东依然按照以前东部支援西部的模式，要去支援重庆，山东内部的淄博这种三四线城市反倒享受不到多少资源倾斜。
说到底，有些落后地区穷的不仅是缺钱，更是心理。他们只等着东部“输血”，或者想歪招，到东部、南方的民营企业进行“远洋捕捞”。
只有自力更生，像淄博、石家庄那样寻找开发机会，才是城市发展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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