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毛主席收到一封举报信，叶剑英看后勃然大怒：立即彻查|元帅|知青

1955年，毛主席发出了“农村是广阔天地，可大有作为”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浪潮，大批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从城市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大知识青年和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了农村生产第一线锻炼，但是一些地方却阳奉阴违，表面上是迎合毛主席的号召欢迎知青下乡落户，实际上对城里来的知青暗地压迫，克扣国家补助对知青放任不管都是常事，甚至对一些女性做一些违反法律的事。

这让原本让知青和农村双方受益的事情变了味道，知青们在农村生存都成了问题，直到1973年，一封“御状”从福建省莆田县飞到了北京最后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那个时候的消息素来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当毛主席看到信中描述广大人民所面临的窘迫，眼睛都红了，他立马给来信者回复信件，并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300元钱交给来信者让他们度过难关。后来，周总理和叶剑英也参与调查了信中所反映的情况，周总理表示“不要手软，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

这封来自千里之外的信中具体写了什么，又是谁寄来的？为什么会让首长们勃然大怒下令肃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秘1973年这个因为“告御状”而改变了数百万知青命运的先驱李庆霖吧。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力剧增，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50年代开始就有城市中的年轻人自愿移居农村农场，1955年毛主席对此作出评价“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后来演变成知青上山下乡的口号，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1966年后，大批知识青年无处安置引起了中央领导们的重视，毛主席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文章中建议“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这样的前提下，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分配没有工作的毕业生们。刚开始的时候，火车站送行的人们激情昂扬，对即将迎来的农村生活充满期待。但是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面临的生存问题逐渐暴露，同时中央也开始向知识青年们发布部分城市工作，但是各地方组织在执行的时候阳奉阴违，能回城的知青不是有钱就是有权，而对于其他仍留在农村的知青则实行不平等待遇甚至克扣国家补助，一时间知青们的处境愈发艰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省莆田县一位农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含泪将自己的大儿子李良模送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农村大队落户。当时国家的规定是，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政府提供。但是李良模首次下乡的第一年只领到了11个月的生活费。当时知青在山区干活是没有收入的，补贴停了吃饭都成问题，何况还被无缘无故克扣了一个月。那时候李良模一个月的补助只有八元钱，在那个艰苦时候如果没有什么额外支出是可以勉强度日的，但是李良模下乡的大队却不给知青们分配居住的地方，而且知青由于不是本地人，在分发粮食的时候总是会被克扣，根本不够维持每日的重体力活动，。衣食住行以及疾病和学习问题基本没有一样可以得到保障，一年头在山区里劳动，最后拿不到一分钱收入不说，每个月还得靠着家里的支持才能勉强度日。作为父亲李庆霖对儿子一天不如一天的生活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本想着日子慢慢都会变好的，但是几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更加严重。出于无奈，李庆霖只好走上艰难而又漫长的上访之路。

李庆霖最先是向儿子落户的大队公社反映，但大队始终不作回应，他又去莆田县找负责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仍然毫无结果。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几次上访反映无果，李庆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何我不直接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写一封告状信呢？”于是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下定决心的第一天，李庆霖用了两个多小时写了一封长达2000字的信件，然后逐字逐句删减修改。第二天将信件拿出来看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这封信写得还是不太好，就这样反反复复修改了十几次，终于在12月20日彻底定稿。在信中，李庆霖先是将自己和儿子的身份介绍了一遍，着重提及了儿子在山区劳动时遇到的困难，比如儿子在山区里劳动时得不到分成和收入，没钱吃饭，只得悄悄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活。在劳动中把衣服磨破了也没钱添新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生病了连医生都请不起。写到这里李庆霖话锋一转，告诉毛主席自己万分拥护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决定，但党和国家也应该对知识青年予以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们能安心在农村务农。除此之外他还反映了当时盛行的“走后门”等不良之风。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出这样重大的事情急需勇气，李庆霖自己回忆称“当时写完信把心里话抒发出来确实感受到了短暂的轻松，但是走到街上心情又沉重了起来。”

1972年12月21日一早，李庆霖再次将昨天晚上写就的信件看了一遍确认没问题后，将之收入怀里，然后踏上了前往莆田县邮电局的道路。李庆霖家距离邮电局只有十几分钟路程，但满怀顾虑的李庆霖硬生生地走了近一个小时，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

这封信辗转了几个月，终于经过层层检阅到了毛主席的手中。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过了王海容转交的信。毛主席认认真真地阅读这封来自人民的信件，由于当时的舆论经常都是“报喜不报忧”毛主席对知青们面对的状况毫无察觉，没想到本是促进知青和农村发展双方受益的事情竟然发展向了不可预估的方向，他没有想到知青们面对的生活状况如此凄惨，看到李庆霖关怀儿子的真情流露，毛主席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当即就给李庆霖回了一封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荣当统筹解决。毛主席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从自己的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还问汪东兴，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以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可以让他出席四届人大。还说，可以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由此可见，毛主席当时对李庆霖敢于坦诚直言是很赞赏的。

5月6日，邮递员给李庆霖送来一封信，是牛皮纸大信封，上面赫然印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色字样，他心里“咯噔”一下，直觉告诉他，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颤抖着双手将信纸展开，把毛主席的复信读了一遍又一遍，泪流满面。5月10日，李庆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给他的300元钱，邻居们闻讯后来到李家，争相抚摸用大红绸子包着的300元钱，叮嘱李庆霖：“这是毛主席送来的钱，不能乱花呀，要传给子孙后代。”毛主席的复信传到莆田县城，广大下乡知青及其家长们奔走相告，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1973年4月29日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知青们上山下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会议上周总理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主席的复信。随后他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会议开了一整个晚上，着重研究了下乡知青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会后，成立了一支周总理领导的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情况，为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

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后，各地有关迫害、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案件相继被揭露出来，并陆续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国最高层。最先被揭露出来的恶性案件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第二师十六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几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对此，不轻易发火的周总理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愤怒地说：“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软，不要畏缩，要大胆管。”叶剑英元帅也拍案而起：“要‘杀一儆百，杀一儆千’！”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随之进一步得到揭露。严惩摧残、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举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与此同时，各地亦就“走后门”、“贪污挪用知青安置经费”等行为进行了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