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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作家
林特特
专栏作家，深耕知识付费领域，罗辑思维·得到系讲师。已出版《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立水桥北》等多部作品，曾获“三个一百”国家原创图书奖、“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原创音乐金曲奖（歌词作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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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品读
写作，是一场“回到现场”的冒险
文/林特特
我总觉得写作，是创作者的一场冒险。
作者借一支笔，回到现场。回到记忆现场，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不可逆转却拼命想逆转的现场，或者，回到想象中的现场，回到历史现场。那是一场奇妙的旅程，创作者在文章中，可以重温、重组、修正。写着写着，你不是你笔下的人物，但你笔下的都是你。
以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为例。
故事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37岁的男主人公渡边，在飞机机舱里，听到一曲《挪威的森林》。他忽然想起十几年前的往事，思绪被拉回六十年代末，他青春的焦点人物，喜欢《挪威的森林》这首歌的女孩直子，以及后来出现的绿子。
以直子和绿子为代表，小说中的人物，分成象征黑暗、死亡的抑郁系和象征光明、生机的治愈系。
直子和木月是抑郁的。两人生命的底色呈灰色，他们脆弱、孤僻，接近自闭。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无论对父母、朋友，还是爱人，都始终保着持距离，人在红尘中，内心却像在荒岛。
而绿子，人如其名，生机勃勃。生活有再多变故，绿子一直选择坚强面对。渡边从自杀的朋友那儿感染到死亡的气息，感觉生命像水分一样被蒸发，而绿子的存在救赎了渡边。
小说的其他人物，永泽是抑郁系的代表，敢死队是治愈系的代表。
永泽富有、冷酷，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敢死队”是渡边的室友，简单、纯粹，承包全书笑点，只要他在，就会给周围的人带来欢乐、温暖。
他们都是日本六七十年代年轻人的代表。日本的六七十年代，是战后经济大发展期。这一代年轻人，或多或少心中都会有战败国的阴影,战乱，让他们领教死亡，领会暴力的威力。旧的世界已摧毁，新的世界能不能建立？未知，未来。少数人有信心，多数人听天由命，一片茫然。
《挪威的森林》中，颓废、无力的情绪贯穿始终，那是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气息。年轻人不相信政治，对国家、社会、自己都没有热情，什么都没劲，什么都没意思的姿态，走到极端，便是拒绝成长，拥抱死亡。
孤独、自闭、救赎、生、死、性，《挪威的森林》以它们为关键词，描绘出一组众生相。在我看来，《挪威的森林》是一本爱情小说，又不止是一本爱情小说。它的主题是成长，尽显成长中的挫败，以及在无能为力中探索如何有力。
好，这些和村上的回到现场有什么关系呢？
先来看看，村上的简历。
村上出生于1949年，1968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戏剧专业学习。当时,日本学生运动给整整一代青年带来了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村上春树也参加了，运动失败后，孤独、迷惘笼罩了他。
29岁时，经营着酒吧的村上，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写小说，他当天便购买纸笔，写出《且听风吟》，一举成名。32岁，他成为职业小说家，从此获奖无数，是全球图书最畅销的作家之一。
其实，写得好的人和长得好的人一样，在人群中有一定比例。每一类人都有自己的文字代表、文字英雄。
村上便是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日本人的文字英雄，《挪威的森林》之所以问世至今畅销不衰，正是因为，它勾勒出村上这一代人在六十年代末青春期的模样；既有大时代特征，又有每一代年轻人无法回避的成长烦恼。
在《挪威的森林》里，村上自己的影子无处不在。
其一，主人公渡边和村上春树同时代、同龄，专业相同，经历相似。连渡边读书时的大学宿舍，都被考证出来，是按村上春树住过的地方为原型描摹的。而绿子，是村上对着他的夫人阳子写的。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叙述，可以看出，村上春树，在渡边这个人物身上，夹带许多私货，如喜欢的美国作家、爱读的书《了不起的盖兹比》，包括学生运动，也是村上春树的个人亲历。
村上写这部小说时是37岁，《挪威的森林》一开头，“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的座位上”。
其二，作者的一些性格倾向也投射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比如，在永泽身上，村上曾公开承认有自己的投影，“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那种极端部分”。呵，写作就是这样，作者写来写去，似我非我，每个人物却都是“我”。
又比如，随处可见的孤独感。
村上春树是极特别的作家，他很少与人交往，不参加任何作家团体和相关活动，在电视上几乎不露面，不接受采访，不做报告，一个孤独的作家，塑造的人物也孤独。
村上春树在图书出版时，曾写到，这本书献给曾经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还活着，有的已经不在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故事中生生死死、救赎、被救赎的主角、配角，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就是村上春树对身边人的再加工。
他还说，我眼看就四十了，想趁自己还拖着一条青春记忆尾巴的时候，写一部类似青春小说的东西。这其实，是他想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的青春，做总结，做交代。
为什么要在作品中，夹杂那么多“我”？
正是我想说的，回到现场的写作心理。
总有一些事是难以磨灭、无法忘记、刻骨铭心的，作者用一支笔，通过文字的书写，回到故事正在发生的地方。哪怕故事情节是虚构的，原型和此刻、现实已经有了距离，但是写的那一刻，你能回顾、重温，如果直子真的是村上春树年少时的爱恋，那一刻，她就复活了。如果绿子带来的光，真的是村上的救赎，那一刻，他充满感激，写下即留住，留住温暖，留住永远的被救。
不仅《挪威的森林》，我在很多文章中，见过类似的写法。
有本自传体小说《台湾爸爸，纽约妈妈》，作者是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陈俊志。有人好奇，问什么陈俊志会把家族最丑陋、个人最悲伤的记忆写出来，公之于众？陈俊志的答案是，那些不快的往事，如果不写，我永远好不了。
我熟读一位女作家的文章。她多次在文中，提到她一生中最难堪的记忆。当年，她给一个学长写情书，却被学长公之于众。之后，我在女作家做编剧的一部电影中，看到类似情节，不过已改成，女主角写给爱慕男人的信，在被公开前，她提前偷走、撕碎，碎片飘在风中。我在电影院，看到女主角面对漫天纸屑，如释重负地笑，忍不住泪流。女作家不过是回到现场，篡改结局。
我想，村上春树塑造一个和自己那么相像的男主角渡边，在诸多人物中，投射自己，用“我”的口吻叙述青春期的爱、死、性、困惑、救赎，快与不快，也是这种心理吧？
如果不写，永远好不了。写，才能隔着时空，回到现场，救赎自我，告慰过去。
虽然，主人公不等于作者，人物都只是作者的分身，虚拟之间，真假之间，不是一比一复制，像泥人，打碎了，重塑，但写的过程，粉碎的过程，重塑的过程，亲近熟悉的旧人，端详、摩挲、精修、凸显，已足够精彩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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