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于1907年从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禄（1850—1931）手中骗购藏经洞出土汉文文献9000件左右，包括约3000件完整卷子和近6000件写本残片[1]，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
斯坦因在其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1913—1916），于1914年再访敦煌莫高窟，又从王圆禄手中购获570件汉文写经，再加上沿途零星所购数十件写经，构成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重要补充部分。
关于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文献的来历，笔者已在《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2]、《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3]等文章中，根据档案资料披露过详情细节。而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获敦煌写经的来历，迄今为止学术界只能依靠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详尽报告书《亚洲服地》[4]中的叙述，尚无人根据档案资料加以研究。在此，笔者试根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档案资料，对斯坦因于1914年获取600多件敦煌写经的全过程进行初步探索，以弥补《亚洲服地》的不足。
一
斯坦因于1907年在莫高窟考古期间，曾打算从王圆禄手中将藏经洞文物全部买走。据斯坦因1907年5月27日日记记录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只购买其中一部分的话，将意味着有可能造成大混乱与大破坏，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拯救整个收藏品。”{1}斯坦因甚至考虑过为此目的而愿支付的价钱，并让师爷蒋孝琬（1858—1922）转告给王圆禄。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记录说：“我已经授权蒋氏，为了得到这批收藏品，假如能够整体出让的话，可以答应出一大笔钱（40个‘马蹄银’，大约相当于5000卢比；如果需要的话，我本来还愿意加倍）。”[1]824按当时每个马蹄银重50两计算，40个马蹄银相当于2000两白银，该数加倍后应是4000两白银。但不知何故，蒋孝琬最终未能将此信息传递给王圆禄。按斯坦因1914年4月5日日记记录：“他（王圆禄）矢口否认过去曾听蒋氏说过我的一件提议，即当时我打算出5000太尔（两，应为‘卢比’之误），要完整地买下全部收藏品！”{2}结果，斯坦因于1907年只能分批买下一部分藏经洞文物。斯坦因结束第二次中亚考察后，一直惦念着留在藏经洞里的文物。而藏经洞文物的命运，此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08年2月14日至5月30日，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步斯坦因后尘，来敦煌县考古。其间，他于3月3—26日在藏经洞里挑选出文物精华数千件，用500两白银买走[5]85-93。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伯希和在北京逗留期间，向中国学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数十个敦煌卷子，并说明藏经洞里仍有大量残卷的情况，导致清朝学部于10月5日给陕甘总督府拍发《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请将藏经洞剩余文物收购并解运北京。但在官府清点、转运之前，王圆禄已将大量藏经洞文物秘密隐藏起来。1910年5月，官府解运委员将藏经洞剩余文物装入6辆大车中，运往北京。这批文物从出洞那一刻起，直到入藏学部，一路上不断被盗[6]。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由日本京都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1876—1948）派出的考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莫高窟，与王圆禄交涉够买藏经洞文献事。1912年1月30日，大谷光瑞考察队另一名队员橘瑞超（1890—1968）也到达莫高窟。吉川、橘两氏逗留敦煌期间，先后从王圆禄手中买得大约500件写经[6]109-115。
中国辛亥革命后，斯坦因于1912年11月23日向英属印度政府呈交了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的申请书。斯坦因在申请书中初步制定考察计划如下：“我拟于（1913年）8月初离开克什米尔，然后走一条经过罕萨的最短的路线。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从1913年10月到1914年3月间的整个季节，用于我的冬季战役，沿着宽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罗布淖尔沙漠进行考察。在从1914年4月到10月的这段时间里，我将致力于在吐鲁番、哈密周围以及天山北麓地区进行考察。1914年至1915年的这个秋季和冬季，还可以用来处理那些需要长期发掘的遗址。到了1915年春季，我将返回喀什噶尔，然后将我的搜集品运送回国。1915年6月至9月的这几个月时间，特别适合于我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北的山谷里进行计划中的工作。在那一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里，我将取道塞斯坦，完成返回印度边境的旅程。”{1}根据斯坦因的这份考察计划，他并未将甘肃省纳入考察范围之中，自然也没有再访敦煌县的打算。
1913年4月，英属印度政府和英国印度事务部最终批准了斯坦因的考察计划。在民国初年的混乱局势下，斯坦因迫不及待，在未获中国中央政府（北洋政府）颁发游历护照的情况下，便于7月31日离开克什米尔斯利那加，踏上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的行程。1913年9月21日，斯坦因抵达中国新疆喀什噶尔，由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乔治·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1867—1945）接待。在逗留喀什噶爾期间（1913年9月21日至10月9日），斯坦因在马继业和蒋孝琬的帮助下，聘用李灼华为师爷。但斯坦因在喀的主要目的，是在当地为其第三次中亚考察申请游历护照。在此过程中，斯坦因改变了原定计划，决定将甘肃省纳入考察范围，将位于内蒙古额济纳地区的哈拉哈特（黑城）遗址定为考察的最东点。
二
1913年9月底，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以马继业的名义，为斯坦因发放了一份用于在新疆、甘肃境内考察的游历护照，由“中华民国护理新疆喀什噶尔等处地方观察使兼交涉事宜”张应选加印认可[7]。马继业于1913年12月23日给英国驻华公使馆临时代办贝尔比·艾斯敦（Beilby Alston，1868—1929）写汇报信时这样介绍斯坦因的新定行程：“现在，他（斯坦因）正凭借着我给他发放的一份汉文护照，前往新疆、甘肃旅行，这份护照上钤有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官印和喀什噶尔观察使的官印。他现在的行踪应该在若羌县（经度88度，纬度39度）一带。到1914年初春，他打算前往敦煌、安西、肃州和甘州，此后于4月份至5月份前往蒙古的额济那地区。”{2}斯坦因要从新疆方向前往哈拉浩特遗址，就必须经过河西走廊，第一站就是敦煌县。
斯坦因在喀什噶尔逗留期间，听闻过许多有关藏经洞出土文献四处流散的消息。据斯坦因在《亚洲服地》中说，继伯希和敦煌考古之后，“在首都（北京），当局的注意力也因此而被吸引到这个古代书库中，于是下达了将遗物解往北京的命令。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人们采取的是漫不经心而且实际上是破坏性的方式。对此，我在喀什噶尔以及和阗逗留期间，已经通过一些散落的佛经卷子，察觉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这些佛经卷子显然出自千佛洞的藏经洞，而却辗转落入了中国官员们的手中，有几次还曾被赠送给马继业爵士等人”[4]355。不过，斯坦因喀什噶尔、和阗等地写的日记当中，并没有留下他看见敦煌写本的记录。但不论如何，正是在喀什噶尔得到的这些信息，促使斯坦因决定在前往哈拉浩特遗址的途中，再访敦煌。
1913年10月9日，斯坦因离开喀什噶尔，按计划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一带和罗布淖尔周围。斯坦因在罗布淖尔附近重访米兰遗址、楼兰遗址之后，于1914年3月10日离开库姆——库都克，向东前往甘肃省敦煌县方向，于3月24日中午到达敦煌县城，在城东门附近的一个花园里安营扎寨。
斯坦因到达敦煌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王圆禄的耳朵里。斯坦因抵敦次日，即1914年3月25日，王圆禄一大早就来拜访斯坦因。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好好休息、精力恢复的一天，也是忙着做好各种准备的一天。早晨7时起床。8时之前，我的第一个访客到来，竟然是亲爱的老道王道士！他一如既往，笑容可掬，显然没有因为他对我的纵容而受到丝毫伤害。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我的新一次访问，还因为他新盖的一座大庙而感到自豪。那座大庙是用我留给他的钱建造起来的吗？”{3}
关于王圆禄到访一事，斯坦因在《亚洲服地》中记录说：“就在我们抵达敦煌后的那一个上午，我的第一个来访客竟是王道士。正是这位稀奇古怪的小道士的执着与热心，才导致了那一宝藏的最初发现。不管怎样，他的来访还是让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的。当宝藏中的宝物最终让研究者利用时，我有各种理由感到应该对王道士的考虑周详表示感谢。通过我们再次亲自面谈，我感觉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好道士与虔诚的敦煌善男善女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我们之间的一笔小小交易而受到丝毫损伤，尽管这笔交易不可能长期保密，我对此感到欣慰。”[4]355斯坦因和王圆禄交谈的主题，主要是1910年藏经洞文书被官府解走的经过。
王圆禄拜见斯坦因时，邀请斯坦因再访莫高窟，并暗示说他手中还有出自藏经洞的写经，可以出售给斯坦因。斯坦因《亚洲服地》记录说：“因此，当王道士热情邀请我去千佛洞，并且在他再次造访之际进一步谨慎地向我暗示他的古写本窖藏并没有因为所发生的一切而完全枯竭时，我就有特殊的理由感到满足了。我可以感到肯定的是，他将在那里亲自向我展示他设法从本意良好但结果却很糟糕的官方干涉活动中救出的那些东西，而不仅仅是又新又大的庙宇、客栈等等。他骄傲地说，这些建筑都是用从我这里收到的‘马蹄’银建造起来的。”[4]356文中提到王圆禄的“再次造访”，可知王圆禄在敦煌县城不止一次访问斯坦因，但斯坦因日记中没有记录。
斯坦因于1914年3月27日从敦煌县城给好友珀西·斯塔福·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写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及他再见王圆禄的事情：“让我感到无比宽慰的是，我发现千佛洞的老王道士和从前一样快活、慈祥。在做成的某一笔交易中，他为我而表现出一种放纵的态度，但并没有因此吃过任何苦头——现在唯一让他感到后悔的事情是，在1907年，恐惧阻止了他让我拿走所有的窖藏品。在伯希和到访之后，北京方面派人取走了剩余的收藏品。而王氏或他的寺院，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文钱的补偿款，补偿款都在官场渠道中被人强行霸占了。从现在算起，3天之后，我打算要短期访问一下千佛洞——只是想看看它们，让我的眼睛变清新一些，再调查一下它们在后来的保护状况。”{1}由此可知，斯坦因对他再访莫高窟有可能带来的收获并没有抱很高的期望值。
三
从1914年3月26日开始，斯坦因将他从新疆带来的大量银钱阿克天罡（Aktanga）熔化成银锭，以应付在甘肃省境内的货币要求。斯坦因在当日的日记中说：“从一大早开始，忙着为采购我们的必需品做准备。实验性地将阿克天罡熔毁，损失部分大约是1—7%。”{2}这一熔化过程中产生的损失比率，一般称“火耗”，是用银子作支付货币时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购买到的第一批写经，并非来自王圆禄，而是1914年4月1日在敦煌县城从一位匿名兜售者那里购买到的。关于这次交易经过，斯坦因在4月1日日记中简单提到：“早晨6时起床，指望着能动身前往千佛洞。对大车的需求量过大，不切合实际，导致了时间的浪费，也引起了焦虑和烦恼。那里的骆驼队，开始出现在地平线上。几次试图启程，均告失败。但拟运往安西的行李，却得到了井井有条的安排。有人带来出自千佛洞的写本卷子，供我验查。到午后1时，不得不放弃启程的希望。”{3}斯坦因在日记中，没有记下这位兜售者的姓名和身份，也没有记录下兜售写经的具体数目。幸好，斯坦因在1914年4月1日的支出账目中提及：“购买写本（21个卷子），共计71钱银子。用于装古物的箱子（21钱银子）。”{4}由此可知，斯坦因在敦煌县城第一次购买写经的数目是21个卷子，价格是71钱（即7.1两）银子。
斯坦因原指望于1914年4月1日动身前往莫高窟，但由于种种原因，斯坦因决定将起程时间推迟到次日。原因之一当然是运输用大车不足，但主要是因为匿名兜售者扬言次日还要向斯坦因兜售写经。因此，斯坦因于4月2日在敦煌县城从匿名兜售者那里购买了第二批写经。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早晨，重新开始打包装箱。在等待骆驼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我的那位不知姓名的祝福客带来了一个新包裹，内装大约25卷‘经’，皆出自千佛洞。他欢天喜地地用这包‘经’交换了5太尔（两）银子……直到午后1时30分，行李队才启程前往‘千佛洞’。”{1}由此可知，斯坦因在敦煌县城第二次购买写经的数目是25个卷子，价格是5两银子。
关于斯坦因于1914年4月1日、4月2日在敦煌县城两次购买写经的经过，他在《亚洲服地》中说明如下：“在敦煌，某个隐名埋姓的中国好心人很快就出现了。他带着相当大的一包写本卷子，这些写本卷子也出自同一地点，他急于要将这批写本卷子卖掉。鉴于非常微薄的酬金就能导致他后来带着更多的写本卷子再次出现，我可以得出结论：在当地市场上，这类东西根本不算是什么稀罕物。”[4]355这段文字确证，两次向斯坦因兜售写经的人，是同一匿名人。
当斯坦因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王圆禄已先期返回莫高窟，等待着斯坦因的到访。1914年4月2日，斯坦因在敦煌县城买下25个卷子后，于当日下午赶到莫高窟，王圆禄在下寺的新客厅里欢迎了他。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王道士在他建造的那座宽敞客厅和庙堂中，欢快地接待了我。那客厅和庙堂，正对着因出写本而闻名遐迩的那个庙堂——据他声称，他是用我赠送的礼金建造的。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那些活动的迹象，随处都可看到。譬如马厩、庭院、砖窑等等，所有这些都摆放在一定的位置上，能吸引新来客的注意力。摸着黑，继续走到我从前的老宿营地。我发现，和尚的住所大为改善，这显然可以证明，该遗址的吸引力日益增加。傍晚7时30分，骆驼队出现在眼前。长时间地等待着帐篷在老果树下支起。晚上11时30分，才得以就寝。”{2}王圆禄在接待斯坦因的过程中，将他记录斯坦因1907年历次“捐款”的账簿拿出来让斯坦因过目，暗示他可用同样的方式，再将一些写经賣给斯坦因[4]357。
四
斯坦因在抵达莫高窟的次日，即1914年4月3日，一大早就要求李师爷前去与王圆禄交涉，让王圆禄出示写本。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说：“李氏（灼华）已做好了与王道士打交道的思想准备，其准备之充分，比我预料得要好一些。蒋氏（孝琬）显然不曾如此过分地谨小慎微过。”{3}当日上午8时至午后1时，斯坦因再访了莫高窟的主要洞窟，打算要剥离一部分壁画。但斯坦因随后要与王圆禄讨论剥离莫高窟壁画、购买藏经洞写经的具体事情时，李师爷却不知所踪。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吃过午饭后，又去不断地缠绕王氏。李氏潜逃而去，还带走了王氏作为欢迎礼物而拿来的果物等等。”{4}没有李师爷的帮助，斯坦因只好单独用蹩脚的汉语与王圆禄进行讨论。
1914年4月3日下午，王圆禄让斯坦因进入已被他用作贮藏室的今编莫高窟第342窟，然后将两箱子写经搬入其中，供斯坦因检查，其总数达50捆左右。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关于窟寺的壁画，以及剩余的写本，与王氏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他将两只大箱子搬入他的贮藏室中，里面塞满了大量的‘经’，其数量大致相当于50个旧的捆子。这批写本主要都是些佛教典籍，所有的卷子看上去显然都被打开过。尽管王氏声称，有用婆罗谜文等文字写成的东西，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这点可怜的残余物，都是从粗率的处理过程中搜集并抢救出来的。疑问：道士将会接受我的估价吗？”{5}关于王圆禄向斯坦因出示两箱写经的事情，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记录说：“他此时给我拿出了两只大箱子，里面塞满了保存完好的写本卷子。这些写本卷子书法工整，纸质优良。我立即认识到，我得以快速检查的一些样本，皆属于王道士在1907年由于半宗教方面的顾忌而最终不愿放弃的那一大批宗教典籍。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佛教典籍，属于唐代。”[4]358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属他曾于1907年检查过的唐代佛经，说明它们是真品。
此外，斯坦因还看出，这部分写本都是经过伯希和之手挑选剩下的佛经。斯坦因在《亚洲腹地》记录说：“毋庸置疑，这些漂亮的经，全都曾经过伯希和教授的手……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挑选品中，囊括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所有非汉文典籍遗物以及汉文典籍中那些可立即看出具有特殊价值的写本。因此，我理所当然地不会指望从王道士小心贮存下来做‘留窝蛋’的那些材料当中发现任何非常重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似乎仍非常有必要保护那些仍被王道士朝不保夕地保管着的任何汉文文书，以免它们遭受进一步损失和散落的危险，并使它们将来得以在西方受到必要的研究。”[4]358斯坦因既然看出写经均系伯希和挑剩的物品，也说明它们是真品。
1914年4月4日，斯坦因派李师爷与王圆禄讨论购买写经的价格问题。这时的王圆禄已经验丰富，索价很高，坚持每卷写经卖2两银子。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和王道士之间的谈判，仍在继续。李氏在这项工作中，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都证明自己是无用的，也是指望不上的。李氏相信，王氏坚持每个卷子要价2太尔（两）的价格，这是我于1907年9月所付价钱的4倍左右。还指望着其态度会有所更改。”{1}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也记录说：“结果，他在谈判刚开始时毫不让步，咬定每个卷子的售价是1907年10月蒋师爷一大网捞尽时所付款数的4倍左右，这个价钱看上去显然是太高了。无疑，对王道士的估价起很大影响作用的一个事实是，他现在准备脱手的卷子几乎全部都是大写本，而且保存得特别好。”[4]358
经过讨价还价，斯坦因和王圆禄于1914年4月5日晚上达成协议：斯坦因用500两银子买600卷写经。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傍晚，溯着溪谷散步，情绪高涨。7时30分，王氏来到了我的帐篷里，和我讨价还价，直到晚上9时。最终，他同意让我拿走数目达600个卷子的一批写本，要价是500太尔（两）。我打算要用阿克天罡来支付这笔钱（这就要付600太尔[两]）。”{2}斯坦因和王圆禄谈好的银价，应该是甘平银500两。但斯坦因坚持要用新疆的阿克天罡支付，则需付600两，因为要考虑成色和火耗问题。因两人当时在达成经价协议时过于笼统，导致斯坦因此后向王圆禄付款时，仍不断出现争议。
斯坦因决定要用600两（6000钱）阿克天罡换取600卷写经后，便于1914年4月6日派考察队员伊不拉欣·伯克返回敦煌县城，运取600两阿克天罡。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派伊不拉欣·伯克进城，去取第18号箱子，内装6000米斯加尔（钱）。和王道士算账时，出现了新的差异。王道士一如既往，仍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3}算账时出现的差异，应该指王圆禄以阿克天罡含银量不足为由，要求再增加银两数。
五
1914年4月7日下午，斯坦因继续和王圆禄就阿克天罡应付款数讨价还价。其间，王圆禄两次假装要放弃交易，迫使斯坦因要接受他的条件。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午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与道士的谈判上面。他坚持，要将他的6000米斯加尔（钱）用阿克天罡称出来。这就意味着，还要再增加36太尔（两），还有无穷无尽的烦恼事。这位奇怪的遗址理财家，两次假装要放弃这笔生意，又不得不被萨乌德（考察队员）带了回来。我多么希望，能得到蒋氏的那种机敏而又老练的帮助啊！而李氏就会坐在一边，无动于衷，就像是一根木头。而且，他自始至终还不停地吐着痰。”{4}斯坦因基本上答应了王圆禄的要求，他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磨蹭的软工夫，是不可战胜的。最后，我只好用银块添足了附加的重量，算是做成了这笔生意。600多个卷子，将被移交过来。”{5}斯坦因除支付600两阿克天罡外，又多支付了一些火耗银两。
斯坦因给王圆禄付款后，于1914年4月7日晚上从王圆禄手中接受了经卷。由于李师爷的粗心大意，在点数卷子时，少数了30个卷子，实际上只拿到570个卷子。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到晚上8时30分，前去整理写本捆子。地点在昏暗的庙室地窖，这地窖是王氏的第一个‘创造物’。所有的写本卷子，尺寸都很大，保存也很完好，但其中显然并不包含世俗文书。种种迹象表明，它们曾被伯希和打开过。总数是570个卷子，缺了30卷。由于李氏在点数时粗心大意，漏了这30卷。在高度的压力之下，我和阿夫拉兹·古尔、伊不拉欣·伯克、卡比尔以及我的另外两名手下人一起，在晚上11时完成了这项工作。”{1}
据斯坦因1914年4月7日支出账目罗列：“从王氏手中购买写本（570个卷子），共计6000米斯加尔（钱）。在从王氏手中购买写本时，因为银两重量不足而追加支付的钱款，共计330钱（33两）银子。”{2}斯坦因额外支付给王圆禄的火耗数，他在4月7日日记中记载“还要再增加36太尔（两）”，火耗比率是6%。而他在当日支出账目中又说：“因为银两重量不足而追加支付的钱款，共计330钱（33两）银子”，火耗比率是5.5%。这两种比率，都符合斯坦因1914年3月26日实验性熔化阿克天罡时得出的“损失部分大约是1—7%”的结果。但斯坦因到底按6%支付36两银子，还是按5.5%支付33两银子，因有两种不同的记录，现很难判定。
斯坦因发现李师爷只数了570卷写经后，为什么不再向王圆禄索回少给的30卷写经呢？唯一的解释是，王圆禄在交易后不再认账，斯坦因也无追究之心。斯坦因在《亚洲腹地》中说：“为了500两银子的捐款，他（王圆禄）同意将570件汉文写本卷子转让我所有——据悉，他的窖藏物由这570件汉文写本卷子构成。运输这批写本需要5只箱子，每只箱子的大小是一匹马可轻松驮起的那么大，這个事实可足以说明这批写本卷子的总体积了。”[4]358暗示王圆禄坚称他的窖藏只有这570卷。
斯坦因和王圆禄交易完毕后，于1914年4月7日在其日记中记录下他对整个交易的印象：“总的说来，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当解运写本去北京的命令下达之后，王氏扣留了数目相当大的一部分写本，用于交易。据说，橘（瑞超）曾以每卷2太尔（两）的价钱，买走了150个卷子。眼下这次出售活动，也绝不可能让这位道士的存货变枯竭，他这人诡计多端。”{3}果然不出斯坦因所料，王圆禄卖给他的这570卷写经，并非他的最后一部分窖藏。当俄国考古学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Серг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Ольденбург，1863—1934）于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在莫高窟考古期间，王圆禄又向鄂登堡出售了数百卷写经[6]119-126。
斯坦因结束在莫高窟的活动后，于1914年4月8日上午11时离开莫高窟，于4月13日到达安西县。斯坦因于4月13日从安西给阿伦写的信中，这样介绍他在莫高窟的收获：“自我从敦煌给您写信之后，我已在千佛洞脚下度过了5天时间，颇有收获。在7年前，我第一次密查了那一大批窖藏品。一年后，伯希和到访。随后，有人奉命将它们转运到北京去。当时，诚实的王道士简直太敏锐了，竟然扣留隐藏了大量纪念品。现在，我得以从这一‘窖藏’中再获得满满4箱子写本。当然，要想得到它们，又不至于做出不相称的牺牲，我需要进行大量的谈判工作。但最终我还是成功了，尽管没有蒋氏的帮助。”{4}斯坦因此前说所获570余卷写本装满了5箱子，现在又说装满了4箱子，可能是他离开敦煌后在运输过程中压缩包装所致。
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4月1日在敦煌县城从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1卷，于4月2日从同一匿名兜售者手中购买写经25卷。斯坦因在莫高窟逗留期间，虽于4月5日和王圆禄达成购买600卷写经的协议，但在4月7日只接手了570卷。总计，斯坦因于1914年4月在敦煌购买到的汉文写经总数为6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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