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筹建较迟，光绪二十五年浙局开铸后不久即奉旨停工，机器拆迁他处；营运期间所出银币数额不多，因正面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碑文的书法，俗称“魏碑”。然而存世另有一种铭文为楷体之“浙江楷书”，极罕见。惜国内文献记载欠缺，故早年藏界对其出处及年代的说法纷纭，莫衷一是。
今天介绍两枚中国银元珍品——浙江楷书和湖北本省。
“浙江楷书”，史料记载诞生于清朝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这枚中国银币其实是清政府委托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试铸，“浙江楷书”图案雕刻精湛，铸工精美绝伦，存世数量极少，为中国近代机制银币一级品，国内公私立博物馆均无收藏记录。堪称字体巅峰之作的中国银元品种。
浙江魏碑库平三钱六分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外披露的档案指出：浙省后来再度奏请设局造币获准后，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向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购置机器及面值银币一元、二角、一角、五分及当十铜元的币模全套计五种，均在同年运交。档案被发掘时，该厂库存中除币样外尚有一元、二角及一角币模三种。
浙江光绪元宝楷书版的由来，至此尘埃落定。但次年浙局开工后却没有发行银币，缘由何在？吾人自海关的年度报告里可看出端倪。据该年《杭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四月间杭州之铜圆局开铸当十铜元，以一架机器每日出铜圆十二万枚，初时每鹰洋一元可换铜圆一百十枚，以期人之乐用也。继而减至每元一百枚，后知仍有违禁运往上海者，因该处市价每鹰洋一元祇可换八十四枚也，故于七月间又减至每元九十枚”。按旧时民间是以铜钱为主要交易媒介，由于此时制钱缺乏，银币相对而言处于贬值状态，产生所谓的“银贱钱贵”，制造铜元的利润三倍于银币，故各厂皆赶工生产铜元。当时任职海关造册处负责编纂贸易情形总论的税务司马士（H.B.Morse）在报告内即有“各厂无暇铸造银元之故，即为赶铸铜元”之记载。
马士在中国海关任职三十五年，退休后成为西方著名的汉学家。他也收藏中国钱币，部分藏品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浙江楷书版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提供中国的最后一套龙银，也是唯一完成于二十世纪的，由雕刻七三反版的英国名家艾伦伟恩（Allen Wyon）操刀。由于当时钱荒严重，生产铜元更有利可图，银币有充沛鹰洋可用而被冷落甚至搁置。“生不逢时”是楷书版未发行的原因，仅有原厂制成之极少量银、铜及合金质币样留存。其中以七钱二银样最为珍贵，目前已知存世量仅三枚，低于湖南及陜西两大银币名品。除汇丰银行藏有直接来自伯明翰厂档案室（即史威尼《伯明翰造币厂史》页117图原品）、曾于大英博物馆公开展示的一枚外，私人部份仅台北鸿禧美术馆及名家刘改造先生的旧藏内各有一枚，可谓清代龙银中的顶级瑰宝。
史威尼《伯明翰造币厂史》
1896年湖北省造“本省”光绪元宝库平七钱二分银币，清末流通银圆著名珍品，由湖北银圆局仿广东银圆式样铸行，初铸时龙图左右嵌“本省”二字，以示与外省有所区别，后因窒碍难行，仅短暂流通即被回收改铸，再铸时将“本省”两字去之，未销毁重铸而留存至今者廖若晨星，且所见多有磨损或打戳，又与双龙一两并称为”银币流通币之王”。
“湖北本省”银圆的制成日期与发行理由，以往因缺乏文献记载，常被人误解为开制之初所造的样币。本世纪初，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周祥在整理馆藏文物时，在一张湖北官钱局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签发的“九八制钱一千文”钱票上，发现背面印有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日（1896年5月14日）湖广总督的告谕：“……既准完纳本省公款，必须加铸本省字样，方免混淆滋弊。……兹议定每新铸之本省银圆准作制钱一千文，该商民等照此价赴局购买，即照此价赴关卡州县完纳，无丝毫增减以昭大信。
一面增购机器添铸对开、五开、十开、二十开小银圆亦加铸本省字样，其价照一千文依次递减，亦如制钱之可以零星使用。”至此，其来龙去脉完全揭晓，湖北“本省”银圆乃是因机器制造耗时甚久且运送路途遥远，在这青黄不接之时，鄂督所采取应急措施下的产品。由钱票背文的告谕日期及“新铸之本省银圆……增购机器添铸小银圆亦加铸本省字样”等句，可确定系于该年年初所造，而非光绪二十一年湖北银圆局开制之初所造。
至少在其告谕日期前，已制成标注本省字样的一圆。其加上本省字样的本意是商民必须使用湖北省造的银圆纳税，目的是推广湖北银圆以间接抵制外省与外国所造银圆，并抑制银圆、制钱的兑价，而非只能在湖北省使用。然而，因外府各属州县距离遥远，商民人等来省兑取不易，该银圆仅在邻近省城的州县才见通行。加上当时制钱缺乏，商民不愿以一千文高价向银圆局购用“本省”银圆纳税，当局告谕形同具文。“本省”银圆在窒碍难行之下很快便退出流通并被销毁化银，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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