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 图片来自网络
在诸多军阀派系中，让蒋氏尤其担忧的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新桂系和冯玉祥统帅的老西北军。
蒋氏担忧新桂系，一是因为新桂系相对其他派系比较团结，二是新桂系有着自己的政/治追求。
尤其是第2点，让新桂系能够相对比较紧密的团结在李宗仁和白崇禧身边。
蒋氏担忧老西北军，是因为老西北军将领们的反复无常。
中原大战后，随着老西北军星散，冯玉祥在实际上已经告别了政坛。
也可能是失去了冯玉祥的约束吧，西北军将领们愈发变得“有奶便是娘”了，其反复横跳的频率和速度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抗战爆发后，还能算作有气候的老西北军还剩下三支，即华北宋哲元的第29军（扩编后番号改为1集团军）、山东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和孙防鲁（连仲）的第26路军（后改番号1军团和第2集团军）。
在这三支老西北军中，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跟蒋氏走的一向挺近。
在中原大战时，冯玉祥百般拉拢韩复榘，但韩复榘也没跟着“起哄”，始终坚定地站在蒋氏一边。
在蒋氏看来，韩复榘是经得起风浪考验的。
对于孙防鲁（连仲）的第26路军，蒋氏并不很重视，甚至还疑虑重重。
这是因为在1931年12月的宁都起义中，第26路军有17000余人起义，给红军平添了一个第5军团。这让蒋氏始终对第26路军抱有戒心。
但不管怎么说，蒋氏对第3集团军和第26路军，还是有信心掌控的。
可对于宋哲元的第29军，蒋氏一点掌控的把握也没有。
按照蒋氏的本意，第29军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可谁让西北军老将萧振瀛做说客的本领大呢？
他先是说服了张少帅，同意把宋哲元这部分西北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又以愿意替蒋氏看住华北，防住阎锡山为由，从蒋氏手指间抠来了军饷，这才把第29军组建起来。
这位萧振瀛可不是一般人，他与蒋氏身边的何成浚号称“南何北萧”，都是非常善于做杂牌军将领工作的人。
第29军成立后，在长城抗战中表现抢眼。喜峰口、罗文峪玉一战，用大刀让日军尝到了厉害。
此战过后，第29军在华北站稳了脚跟。
后由于《何梅协定》，蒋氏的嫡系部队不得在华北驻扎，第29军趁势壮大，在短短几年内，部队由3万余人扩张至10万。
好日子过久了，就不想放弃，这是人之常情。
可当有人想要破坏你过好日子，回应他们的不应该是妥协，而是反击。
在这一点上，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将领们做得很差。
这其中固然有蒋氏授意的让第29军在华北、平津一带与日军虚与委蛇，争取时间备战的原因在内，但第29军将领不想舍弃在平津的繁华生活，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终于，妥协带来了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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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29军在日军的攻势下吃了大亏，多位将领阵亡，部队伤亡惨重。
按理来说，在平津地区吃了那么大的亏，难道还不长记性吗？
从第29军将领刘汝明的表现来看，确实没长记性。
按照第29军将领的逻辑，或者说是相当一部分将领的逻辑，日军此次进攻卢沟桥，充其量也就是一次局部冲突而已，根本不可能发生一次动用举国之力的大战。
因此，当汤恩伯率13军北上南口之时，刘汝明就能做出不让客军进入的事情来。
好在那时候的汤恩伯还没有日后的权势，虽然在刘汝明面前吃了瘪，但尚存几分理智，这才使得两军免于冲突。
后来还是在鹿钟麟的斡旋下，汤恩伯才得以率部进入南口战场。
而刘汝明呢，直到大战已经展开，仍然在幻想着不与日军开战。
张家口内，日本特务遍街都是，他竟视而不见，以至于防线被日军侦查的一清二楚，这才让由关东军抽调兵力组建的察哈尔兵團快速突破张家口以北防线。
直到这时，刘汝明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日军是来真的呀。
这两件事儿，让蒋氏对刘汝明大为不满，毫不信任，并让这种不满和不信任持续了好几年。
紧接着，由第29军扩编而成的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又闹出了和第7战区司令长官“四川王”刘湘和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密谋反蒋一事。
好在宋哲元只是在华北糊涂了那么一阵，在联合刘湘和韩复榘密谋反蒋一事上尚算头脑清醒，及时的把这一密谋报告于蒋氏。
不然，宋哲元的结局与刘湘和韩复榘并无二致。
宋哲元及的清醒就意味着1集团军所辖第59、68军和77军所有将领的清醒。
在台儿庄一战，若无张荩忱两次增援临沂，协助庞炳勋挡住了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让其无法与从正面进攻/台儿庄的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合兵，单凭孙防鲁的第2集团军是很难守住台儿庄的。
徐州大突围时，时任第68军军长的刘汝明也一改之前的浑浑噩噩，承担了掩护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撤退的任务。
徐州大突围，有两个军的表现尤为突出，一是死守禹王山的滇军第60军，另一支部队就是防守徐州的第68军。
只不过第60军死守禹王山，与日军打的是一场硬碰硬的恶仗，损失达到了2万余人。
而刘汝明防守徐州掩护大军撤退，看似局面更为凶险，但一来，日军兵力不足，看似进攻凶猛，但身后净是空地。
二是，南北两路日军为了占领徐州，抢得“头功”，对突围中的中国部队并未用心追击。
而刘汝明率部采取的撤退策略是离心退却，直插敌后，如入无人之境，并未造成太大损失。
可由于蒋氏一直以来对西北军抱有成见，故而此功未显。
别说刘汝明了，蒋氏对在临沂一战中立下大功的第59军军长张荩忱，虽用，但远谈不上信任。
张荩忱 图片来自网络
直至两个事件的发生。
武汉会战的黄梅之战，是江北大别山南麓战场至关重要的一仗。
刘汝明的第68军正驻扎在黄梅，对手是日军精锐的第6师团。
这一次，刘汝明真的拼了。
黄梅之战，日军第6师团其实也是强弩之末了。
随着战线不断被拉长，日军的后勤补给线遭到了李品仙部的桂军的不断侧击，虽然还不至于弹尽粮绝，但战力不足已是事实。
可日军占着制空权啊。
第68军在阻击日军的战斗中，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吃亏不小。
可刘汝明是没有退路的。
过了黄梅就是田家镇，过了田家镇就是一片坦途，日军进攻武汉就再也不需要攻坚作战了。
事关重大，刘汝明也只能亲赴战场，在黄梅顶着。
还有一个原因让刘汝明不得不亲赴前线。
因为刘汝明一向待人宽厚，或者说第68军军纪不算太严整。如果他不亲赴战场，第68军很有可能在日军的攻势下不战而撤。
而刘汝明亲赴前线则不同，第68军的士兵们总不至于把军长扔了，自己逃跑吧？
可让刘汝明没想到的是，他率第68军在黄梅硬顶日军第6师团，可其侧翼的友军竟然撤退了。
原来，由于第68军在黄梅一线死守，日军第6师团的后勤补给线被李品仙率部捣得是乱七八糟。
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无奈，只能抽调近一个旅团的兵力回防，这无疑让正在黄梅猛攻第68军的日军第6师团战力大损。
冈村宁次无奈，只能下令第6师团的后勤补给由陆路改为水路，由日本海军沿长江一线补给第6师团。
如此一来，抽出手来的第6师团战力大增，以第68军的战力，是无法阻止日军进兵的。
于是，李品仙下令第68军撤离黄梅。
可友军不够意思，并未按照规定时间撤退，而是提前撤了7个小时。
这样一来，整个防线就露出一个大空挡，让第6师团一部穿插而入。
眼看第68军要被包围，可刘汝明并未下令撤退。
他也很无奈，因为在第68军军部，就有800多名需要转运的伤员。他如果一跑，第68军的防线就会立即崩溃，这800多名伤员恐怕一个也活不下来。
见事情危急，刘汝明组织自己的卫队和溃兵顽强阻击日军，终于为800多名伤员的转运赢得了时间。
刘汝明的这一壮举，被陈诚派来的军统电台组报告给了蒋氏。
一向对刘汝明抱有成见的蒋氏得知后也深为感动，发报询问刘汝明的下落。
后来，这事被刘汝明得知。
见电报上有“要不要紧，有没有撤下来”的话语，刘汝明顿时感动得放声大哭：终于被相信了。
此后，刘汝明对蒋氏感恩戴德，愿意效忠。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联系刘汝明要再次反蒋，也被其拒绝。蒋氏逃台后，刘汝明跟随而去。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枣宜会战期间，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荩忱壮烈战死于南瓜店。
这件事对蒋氏触动相当大。
自抗战爆发以来，虽不乏有中将级别的将领战死疆场，但以集团军总司令之尊率部亲上前线并壮烈战死，张荩忱还是头一例。
这不仅仅是一位上将战死疆场的问题，而是张荩忱通过他的战死向蒋氏宣示，西北军将士，并非只会反复无常，并非只会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
从此之后，蒋氏对西北军的看法有一个相当大的转变，对西北军的兵员补充、物资补给也不像之前那么克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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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一下孙防鲁。
在三支老西北军余部中，孙防鲁的第2集团军是不被蒋氏看中的。
娘子关一战，第2集团军损失惨重，所部第42军更因伤亡惨重被撤销了番号。
因此，在参加台儿庄大战的时候，一个偌大的第2集团军其实仅辖3师1旅，而且兵员并不充足。
可就是用这残破之师，第2集团军在台儿庄顶住了日军击矶谷师团一个支队的连番进攻。
虽然从兵力上讲，第2集团军的兵力要超过日军濑谷支队。可大家不要忘了，在抗战初期，中国部队与日军的战力对比是5:1。
此战过后，蒋氏对孙防鲁开始另眼相看。
徐州会战之时，孙防鲁被赋予了断后的任务，统一指挥第2集团军和第60军以及第68军，为第5战区几十万大军突围断后。
徐州大突围后，让孙防鲁感动的是，蒋氏竟然派飞机来接应孙防鲁，把孙防鲁第2集团军的指挥班子从淮阴接到武汉。
这个待遇，就连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都未能得到。
由此可见蒋氏对孙防鲁的看重。
武汉会战时期，孙防鲁更是被蒋氏委以重任，指挥江北战场大别山北麓的战斗。
正是在孙防鲁的指挥下，武汉会战江北战场大别山北麓的战斗，连续取得了富金山之战、沙窝小界岭之战的胜利。
直至武汉会战结束，江北战场大别山北麓的战斗也未失利，都是因其他方向的失利，造成大别山北麓各部有后路被截断之危，这才主动撤离阵地的。
抗战进入到相持阶段后，随着部队内部指挥层级的削减以及很多失去战斗力的杂牌部队被不断撤编、改编，孙防鲁感受到了危机。
他虽然受到蒋氏重视，在第5战区也与李宗仁交好，但李宗仁也是杂牌，能维持住桂军自身的发展就不错了，哪里还能顾及上西北军？
因此，孙防鲁这个老实人也学会了攀附，并把攀附的目标放在了蒋氏的宠臣陈诚身上，表示愿意与陈诚结为盟友。
可陈诚的回复却结结实实打了孙防鲁的脸，人家并不缺少朋友。
换句话说，想做陈诚的盟友，孙防鲁还不够资格。若想投靠陈诚，只能做部下。
时势逼人低头。
论军中资历，孙防鲁是要超过陈诚的。可要想保住第26路军仅存的第30军这一支血脉，孙防鲁哪怕再不情愿，也只能低头。
起初，陈诚并未相信孙防鲁的诚意，特意派来了一个代表来试探。
孙防鲁虽长相憨厚，但并非纯粹的粗人，知道陈诚派人来的目的。
因此，陈诚每发一令，他无不照从。
果然，不久之后，陈诚的代表满意而归后，陈诚这才与孙防鲁相见。
搭上陈诚的便车后，孙防鲁一改过去与李宗仁的良好关系，对李宗仁的命令也开始阳奉阴违起来，惹得李宗仁非常恼怒。
不久，因陈诚被调任远征军司令官，孙防鲁由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
由一位西北军将领成为抗战中的战区司令长官，孙防鲁是除冯玉祥外，仅有的一位。
抗战胜利前夕，孙防鲁改任11战区司令长官，此后再无建树。
对于西北军将领的的反复无常，倒戈已成家常便饭，蒋氏是怀有深深的戒心的。
而在抗战中，通过孙防鲁、张荩忱、刘汝明的表现，尤其是张荩忱在完全可以不亲赴前线作战，甚至在遇到危机时可以全身而退的情况下，仍然率部与日军死战，以至于血洒疆场的行为，一度扭转了蒋氏对西北军的成见。
1949年蒋氏逃台时，一批老西北军将领，除被俘、被毙外，像孙防鲁、刘汝明、冯治安、庞炳勋、吉星文等皆跟随蒋氏而去，也算对得起蒋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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