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
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2021年5月，在志愿军老兵蒋庆泉大岭村的家中。
今天，我就把老兵视若珍宝的礼物，送给大家。
送礼物前，先说历史大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随后，美联军带头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
同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当天，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发出的救援请求传到了北京。
朝方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此时新中国的战争创伤还未平复，需要集中精力恢复国家建设。
然而战火烧到家门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得不根据局势的变化作出重大的战略抉择。
出兵还是不出兵？
最终，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签署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与侵略者作战。
之所以把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是因为这一天志愿军第40军118师在北镇地区的两水洞，全歼了南朝鲜第6师第2团前卫营及一个炮兵中队。
出国六天就首战获胜，于是中央决定把这一天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接下来历时28天的长津湖战役，被公认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会战之一。
这场战役之后，“联合国军”再也没有踏过三八线半步，战争走向完全改变。
随后的激战松骨峰、血战上甘岭……一年时间不到，先后五次重大战役，终于将狂妄的美军拉到了停战的谈判桌前。
抗美援朝战场不仅创造了中国军人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74年过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最可爱的人，也永远铭记他们为何而战，为何而牺牲。
但自古以来，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抗美援朝战争也不例外。
蒋庆泉就是一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他在战场上英勇奋战，多次立功，誓与阵地共存亡，喊出了“向我开炮”这样的时代最强音。
他在阵地上重伤昏迷后，不幸被俘，从此跌入黑暗的人生谷底。
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志愿军，和其他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在战俘营里，因美国的操纵，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发生了比战场还残酷的血腥斗争。
为了胁迫更多战俘能去台湾，战俘营中的歹徒甚至到了挖人心吃人肉的地步，让人毛骨悚然。
在刽子手看来，这些战俘之前大多都是国民党的部队，现在让他们去台湾，不是合情合理吗？
他们想错了，就像蒋庆泉一样，他在过国民党部队，自己的老哥也去了台湾。
可他还是义无反顾选择回大陆。因为大陆有他的家，他的根。
我很早就接触过战俘这个群体，他们都是和蒋庆泉一样，重伤后被俘，没有投敌没有变节，誓死也要回国的硬汉。
可回来后，不仅是他们，就连他们的家人，都难以抬头做人。
我坚持记录他们故事，因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是一群人的真实命运。
大家希望对战俘有更全面的了解。毕竟对战俘的态度，也一直在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在河南五星拥军团团长王勇胜的力邀之下，我于2021年5月去辽宁锦州，见到了蒋庆泉老兵。
当时，93岁的他站得笔直，精干的寸头，一件孔雀蓝的高领毛衣，整齐扎在裤子里，腰上一条棕色的老皮带，神气十足。
他跟我过去采访的老兵不一样，没有战俘的委屈，也没有农村老人的茫然，反而有一种见多识广的傲气。
确实，自从战地记者洪炉找到他后，他每年都要接受从地方到中央的媒体采访，对记者早就祛魅。
还记得我们一见面，蒋老就指着书桌上的一个盒子，说：“记者我见多了，这个盒子里的名片，没有五百也不下三百，写报道对我没意思。”
说完，他站在书桌前，点起一根烟，有些盛气凌人地说：“这些才是我关心的。”
他关心的，是书桌上堆得满满当当的回忆录手稿。
我刚拿起一叠，蒋老马上伸手拦住：“别弄乱了，别弄乱了，我都是分类摆放好的。”
蒋老70岁开始写回忆录，写写烧烧，烧烧写写，他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几个麻袋。
他只有一个心愿，告诉所有人，“我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狗熊。”
写作是个苦差事，蒋老写回忆录还得学汉字。
在他的书桌上，摞着几本厚厚的字典，有些已经被翻烂了，他还自创了一种学习方法。
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而是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学。 把一个拼音的同音字全部抄录下来，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去组词造句。
蒋庆泉聪明，喜欢学知识，他以文盲的身份到部队，一年后就当上步行机员，成为当时少有的技术兵种。
经过四十年的反复打磨，他的手稿别有韵味。
而他一笔一划写下的回忆录，不仅是那一段特殊历史的真实写照，更是宏大战争中 渺小如蝼蚁般的个体生命的掠影。
读来发人深思、令人感动。
蒋老个性鲜明，只要他接受了你，他其实是个很有趣的老人。
说话抑扬顿挫，快速有力，还经常能出一些对仗工整的短句进行高度概括，就像说评书一样。
高兴时，还能给大家唱一段。
这些年，为了能让回忆录出版，蒋老找过很多人，大家看后都说精彩，但就是没了下文。
当然也有香港的出版商找到他，想高价收购给他出版，蒋老拒绝了。
他说，写回忆录不是为了钱，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想让大家知道，他们这些战俘，虽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孬种。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历史，也是那段战争真实发生的历史。
就这样，一个93岁的志愿军老兵，把生命中最宝贵东西交给了我。
我们在锦州复印了一套手稿带回北京，和伙伴经过两个多月才录入整理完成，才有了大家看到的新系列——走出战俘营。
回忆录整理完成后，我一直在对接出版机构，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单位，也还没能完成蒋老出书的心愿。
今年8月，王勇胜大哥又问起我出书的进展，我只能如实相告。
想到蒋老今年已经96周岁了，为了不留下遗憾，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将回忆录先印一批出来，送给蒋老，也送给一直关心蒋老的志愿者。
王勇胜大哥还主动承担了这批的印制费用，这也意外促出我一次新的公益尝试。
从组稿、编校、设计、印制……我又历时了两个月，总算赶在74周年纪念日之前印出来，快递到蒋老家中。
但蒋老住进了医院，还没能看到实物。
回忆录封面上的“活着回家”，是蒋老手写给我的，像极了他的人生，曲折蜿蜒，只为活着回家。
蒋老的回忆录，可以说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故事，时隔三年，我一遍又一遍重读，也一次又一次泪目。
就像王勇胜大哥所说，只因为太真实、太残酷，也太悲壮了。
尽管每个听到蒋老故事的人，都会感到命运的不公。
但对于一直因被俘所困扰的老兵来说，晚年得到大家的关心和认可，已经是最大的满足了。
毕竟还有千千万万的蒋庆泉，从未走进公众的视野，就早已隐入尘烟。
我们一直在坚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的，把这些老兵的故事抢救性记录下来，为后人留下一份民族的记忆。
战士需要回家，历史、人性也需要回家。
感谢互联网帮我都记得，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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