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因为日本企图入侵朝鲜，而与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产生尖锐冲突，进而演变成日本由侵略朝鲜到入侵中国的战争，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对朝鲜而言更是灭顶之灾。历史如戏，回看历史在清朝建立之初，也就是甲午战争前两百多年，在明朝残余势力居中联络之下，朝鲜居然试图联合日本一同进攻大清国。话说满洲入主关内之后，1644年11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紫禁城武英殿召见作为人质的朝鲜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说“未得北京以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大君相替往来……”。同时，清朝还宣布减少朝鲜的岁贡币物，本来这些做法都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由于皇太极称帝前后，后金（清朝的前身）对朝鲜勒索过甚，并于1636-1637年入侵征服朝鲜，朝鲜对清朝产生很深的民族仇恨。
当时的李朝上下皆视清朝为“犬羊夷狄”，私下称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记载朝鲜李朝宗室谱系的《璇源系谱》中所载的李淏即位年份，即为“崇祯后乙酉”。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后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对明朝的感情之深，有着对汉文化高度认同感的因素，也有明朝时中朝友好的历史因素。朝鲜作为儒教国家，儒家正统观对其影响很大，而这种正统观对中朝关系的影响深远。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各个朝代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终明朝一世，朝鲜始终保持着对明政府的“忠诚”，这种“忠诚”几乎是打娘胎里就有。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李朝的创建者李成桂就是忠诚于明朝的典范。早在1388年，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据《李朝太祖实录》记载这支部队一共只有近4万人，而他们的对手则是刚击败几十万北元军队的辽东明军。这支军队的统帅是曹敏修和李成桂，他们分任左、右军都统使，李成桂一直反对和明朝决裂，他极力劝阻未能成功。作为一名将领，他清醒的认识到攻击辽东是以卵击石，但迫于朝廷的压力，只好率领军队出征了。大军到达铁岭后，李成桂并没有发动进攻，他另有打算，他先做通了曹敏修的工作，然后带领军队打回了朝鲜，废黜了高丽王，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就是著名的李氏王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的成为了“朝鲜”。朱元璋亲自下令：朝鲜为永不征讨之国，明和朝鲜正式以鸭绿江作为边界。而朝鲜尊明为天朝，并采用明年号，此后朝鲜的历代国王继位后都要派使臣至明朝，得到明朝皇帝的确认并赐予封号。
明朝万历年间明军的抗日援朝，更是强化了朝鲜对明朝的“忠诚”与“依恋”关系。丰臣秀吉武力统一日本全境后，国内仍有一些拥兵自重的封建主难以控制。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丰臣秀吉把国内的注意力引向国外，他主导制定了占领朝鲜，征服中国，进而向南洋扩张的军事侵略计划。1592年4月，丰臣秀吉出兵率领步兵20万，水军9000人，战舰700余艘，跨过朝鲜海峡，在釜山、庆州一线登陆，正式拉开侵略朝鲜的序幕。战争初期，久经沙场的日军攻势猛烈、势如破竹，以极快的速度先后攻占朝鲜王京汉城与陪都平壤，并迅速攻占朝鲜境内大量主要城市，直趋明朝边境。朝鲜国王李昖遣使向明朝求援，万历皇帝二话没说当年底就派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第二年初，就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份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实现了停战，八月份丰臣秀吉病死，日军遗命从朝鲜撤军。这次明朝和朝鲜王朝的联合作战给予日军极为惨痛的打击，对战后朝鲜半岛200年的和平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因为抗日援朝作战，明朝被拖垮，间接促成女真崛起。以至于朝鲜的肃宗国王都“内疚”地认为“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的国力，北京就算陷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像南明那样才苟延残喘十多年。李朝孝宗（原凤林大君）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予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以吴三桂为代表的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以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台湾郑氏多次请日本联合出师伐清复明，朝鲜对日郑联合乐观其成，甚至建议“假道朝鲜，出送援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报“日本近以密书示通事，情形可畏，请筑城训练为守御计”，企图以防御日本为由扩军备战。清朝警觉到朝、日、南明联手组成军事同盟的危险，于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鲜核实情况。结果查明朝鲜与日本素和好，奏折不实，顺治皇帝下诏斥责朝鲜国王，罢其用事大臣，这就是朝鲜历史上有名的“六使诘责事件”。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清朝前几位皇帝励精图治，国力大增，朝鲜反清派期望的汉民族武装反抗、满清统治土崩瓦解局面一直没有出现，因此朝鲜没有唐突介入中国内战，也没有铤而走险联合日本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正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此时，清政府主动采取种种善意举措，朝鲜也迫切需要打开困顿的外交局面，中朝关系终于有所改观，才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清朝与朝鲜李朝的历史旧恶
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兄弟之盟
未能实施的光复明朝计划
因此，即使清朝已取代明朝，当时朝鲜君臣还是从骨子里仇视它，在记载朝鲜使节见闻的《朝天录》和《燕行录》中，他们称“中国”已经“华夷变态”，是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对于天朝的都城也是不同的表述：天是北京的升级，燕是北京的贬抑。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未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但由于财政困难，未能实现。因此，孝宗想法设法增加财政收入：一是加快了宣祖时代出现的大同法的推行，将贡物统一为米谷纳税，增加了国家的岁入，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二是颁布纳税以换取免服兵役的命令，规定所有试图免服兵役的男子必须纳税，即使和尚也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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