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考（上）|巴国|庸国|春秋战国|楚地|秦汉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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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利用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地名材料，对东周巴国疆域问题进行了讨论。着重考证和梳理了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界及其变动，基本厘清东周巴国疆域及其变化历程，对早期学者们关于巴国方位、巴国疆域与疆界等问题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进行了辨析，并首次绘制出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疆域及其变迁示意图。

关键词：周代；巴国；疆域；疆界

一般涉及巴国先秦时期疆域，大多以《华阳国志·巴志》所载“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南极黔涪”为准。鱼复即今重庆市奉节县，僰道即今四川省宜宾市，汉中即古汉中郡，在今汉水上游河谷地带，黔涪则界定在今鄂湘渝黔毗邻地带。常璩界定的巴国疆域，既没有说明其时代，也没有详细的地域说明，笼而统之，极不严谨，因此有必要对巴国疆域问题进行深人探究。对于西周巴国疆域问题笔者已有专文《西周巴国疆域考》进行了讨论，本文则主要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巴国疆域及其变迁问题。

一、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东部疆界及其变迁

西周初年至公元前611年秦、巴、楚联合灭庸前，今渝东巫溪、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开县、梁平等地属庸国，公元前611年后奉节、云阳、万州、开县、梁平等地又成为巴国领地，而巫山、巫溪等地则为楚国所有。

春秋战国时期鄂西峡江地区及渝东部分地域为楚人所控制，这在鄂西、渝东考古中也得到证实。在宜昌黄土包、覃家沱、朱其沱、周家湾、上磨垴、小溪口、秭归庙湾、渡口、缆子杆、曲溪口、龚家大沟、何家大沟、庙坪、香溪口（水府庙）、官庄坪、河坎上、张家坪、砂罐岭、白水河、兴山县甘家坡、巴东雷家坪、茅寨子湾、旧县坪、团包、学堂包、宋家塝、吴家坝、龙王庙、仁家坪、高桅子、四季坪、店子头、巫山培（碚）石、上阳村、水田湾墓地、跳石、林家码头、蓝家寨、涂家坝等遗址都出土有楚文化典型陶器鬲、豆、盘、鼎、敦、壶，时代自西周晚期至春秋晚期不等，这些楚文化遗物表明鄂西峡江地区及大宁河沿线巫山等地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曾为楚地。蒙文通先生曾说“房州一带以至湖北的施南都是巴国的境土”，房州即今房县，施南即今恩施市。而春秋时期鄂西峡江沿线及其以北、大宁河河谷沿线为楚地而非巴地，蒙先生此说还有待商榷。

春秋早期峡江地区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为楚人所据，但巴人仍据有西陵峡口东宜都、当阳、荆门等地，甚至向北扩展至襄阳附近。在巴人向北扩展，楚国自荆山向南、向东扩张过程中，巴、楚交往增多，相互间时战时和。终因巴、楚实力悬殊，巴国在争斗中节节败退，巴国东部疆界也随之发生变化。

巴、楚交往始于公元前703年，《左传》桓公九年载“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于邓。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邓养甥、聃甥帅师救鄾，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鄾人宵溃”，《华阳国志·巴志》也有类似的记载。鲁桓公九年即公元前703年，这里楚子指楚武王，聘即诸侯国间派使臣互访。这条史料记载了公元前703年巴与邓国建交，假道于楚，邓南部鄾人杀巴、楚使者，引起巴、楚联兵围鄾，邓出兵救鄾而为巴、楚联军所败的历史事件。

春秋初年楚都丹阳在汉水上游丹淅之地，邓在湖北襄阳西北古邓城，鄾在今古邓城南。从楚、邓、鄾方位看，鄾在邓南，楚在邓西，楚西为麇国，麇西为庸国，巴人出使路线不可能从西向东行进，只能是从楚东、邓、鄾南向北行进。早期学者多认为春秋初楚为巴宗主国，巴与邓国建交须楚国同意。但若从地理空间上又完全可作出新的解释：楚在邓南，巴在楚南，巴地“东北近邓”，巴与邓间隔楚国，巴使者至邓国须假道楚国，故巴子命人向楚国借道，楚王派人护送巴人过境，鄾人袭杀巴使团和楚护卫，从而引发巴、楚与邓、郄的战争。结合巴、楚、邓、鄾的地理方位，这种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

早期学者多以邓、鄾、楚在汉水中游襄樊附近，遂认为巴国在汉水中游，这也是一种误解。原因是不了解春秋初巴国东部疆域向北伸展至襄樊附近，以巴国局部地域界定巴国全域，误将春秋初期巴国定位于汉水中游，实在有失偏颇。徐中舒认为春秋“巴之疆域必兼及长江北岸、邓迤西之地。如以汉代的巴郡、南郡为巴的旧壤，或不至于有很大的错误”，这里说巴国东部疆域向北伸展至长江以北邓以西地域，包括后来的巴郡和南郡地域，与前文我们分析的巴国疆域大致吻合，只是徐先生说汉代南郡皆为巴国疆域就不精确了，因春秋初期鄂西峡江地区北至荆山及汉水流域丹淅之地为楚地，而非巴地。

巴、楚间第一次直接争斗是在楚文王时，并延至楚武王时期。《左传》庄公十八年载“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据《左传》桓公二年孔颖达《正义》引《世本》载“楚鬻熊居丹阳，武王迁郢”，而《史记·楚世家》载“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在位，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年在位，楚都迁郢应经历了一个过程，武王虽迁都郢，但仍都丹阳，文王始定都郢。童书业认为文王所都郢在汉水中游，石泉认为在今湖北宜城南蛮河下游北岸近汉水处，我们认为郢都宜城说合乎实情。荆州市纪南城遗址碳-14测年最早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纪南城不会是楚文王、楚武王郢都。楚文王时巴、楚联合伐申，巴人叛楚致巴、楚相互攻伐是在楚自丹阳迁都郢时段内。申在今河南南阳；那处一说在湖北荆门市东南，一说在湖北钟祥市西北；津一说在湖北枝江县西，一说在湖北江陵县境，一说在湖北宜城县南。

楚文王时巴、楚联合伐申，因楚惊巴师而致巴、楚失和，巴转而攻楚邑那处，并进逼楚都郢。后巴、楚又于津再次战争，以巴国失利而告终。从文王都郢不久来看，当时楚国势力还未扩展到江陵、枝江一带，津、那处应在楚都郢附近，因此我们认为那处在钟祥西北、津在宜城南的说法更合理。说巴国势力曾伸展至湖北荆门及其以北可从《后汉书》中找到佐证，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南郡潳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潳亦作柤、沮，潳山在沮水一带，即今沮水流域，其地在荆门市西；潳山蛮属廪君巴人，从侧面说明巴国东境曾远及湖北荆门一带。又襄阳山湾东周楚墓曾出土柳叶形青铜剑1把，柳叶形矛2件，虎纹戈2件，荆门车桥大坝东周墓曾出土刻有“大武”字样铜戚1件，柳叶形铜剑1件，铜戚与柳叶剑、柳叶矛、虎纹戈都是巴人遗物，荆门罗坡岗、子陵岗东周墓出土遗物也有巴式器物，这为巴人曾到达荆门一带提供了考古学证据。另外荆州市七星堰、当阳付家窑、季家湖、宜昌红花岭、关庙山等遗址中也有巴文化遗物，枝江也出土过巴式柳叶剑，宜都、长阳等地曾发现巴人墓葬，松滋、长阳等地发现虎钮錞于，这些巴人遗迹、遗物显示上述地区都曾是巴人活动区域。从巴人器物出土地点看，春秋时期巴人向北曾到达襄阳及其以南江汉平原西部一带，当时巴、楚间疆界可能在荆门以北、襄樊以南区域摆动。杨伯峻说“巴国当在襄阳附近”，张雄也说巴国东北部边界曾达襄阳，这也可作为巴国东北部边界曾至襄阳一带的旁证。

巴、楚、秦公元前611年联合灭庸、三分庸国后，巴国渝东峡江地区疆界向东扩展至奉节一带。《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华阳国志》也载：“鲁文公十六年，巴与秦、楚共灭庸。”鲁文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庸国疆域以竹山为中心，地跨湖北、陕西、重庆三省市，秦、巴、楚灭庸后，巴得到今渝东峡江带的奉节、云阳、万州、梁平、开州等地，楚得湖北西部上庸地，秦分得庸北境。今安康地区西、南皆与巴国邻界，三分庸国后安康西南汉水沿岸可能纳人巴国疆域，这一带遗留后世的巴地名即为巴人曾控制其地的佐证。

春秋中后期巴国东部疆界曾在湖北松滋一枝江一线。《吕氏春秋·论威篇》载，鲁定公四年（前506年），“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与荆战······遂有郢。······西伐至于巴蜀”，阖庐即阖闾。此时楚都郢在今纪南古城，《吕氏春秋》说阖庐曾西征巴、蜀，“巴蜀”当为“巴”，蜀在巴西，吴王阖庐伐楚入郢，兵锋可能达巴国东界。徐中舒、唐嘉弘认为“阖闾灭楚，当然被楚所侵略的巴蜀旧境，亦因属楚而遭致攻伐”，何光岳认为吴伐巴蜀是因“巴国趁吴灭楚之机，起兵争夺楚国西境，企图夺回被楚国侵占的旧土”，这或许是吴伐巴的缘由。又据《太平寰宇记》载松滋县有巴山、巴复村，并引《左传》“巴人伐楚”，又引《荆南志》“巴人后遁而归，因有巴复村，在山北，故日巴山”，巴山、巴复村因巴人得名。因此《吕氏春秋》说吴人西征至巴国东境也是可能的，巴国东境大致在枝江一松滋一线。

春秋后期巴国在与楚国争斗中节节败退，其东部疆界不断南移西退。《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巴人伐楚，围鄾。······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华阳国志·巴志》载“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鄾”，“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稀”，鲁哀公十八年即公元前477年。公元前506年楚遭吴国打击后，巴国乘机向襄樊一带扩张，遂有公元前477年的伐楚围鄾，巴人乘楚白公之乱远攻鄾地，欲阻止楚人南下西进，借以巩固巴国在汉水以南的领地，但以巴军失利告终。后楚国强势西进，巴国东部疆界日渐西移。有人说春秋战国之际峡江以东江汉平原西部巴国地域东以沮水为界，西以秭归为限，北不过荆山，南不越长江，这或即公元前477年前巴国东部疆界。公元前477年巴楚鄾之战后，“楚主夏盟”，继续强势扩张，巴国江汉平原西部疆域完全丧失；汉水上游巴地也在“秦擅西土”的压迫下渐次向秦巴山地以南退缩，遂致出现“巴国分远，会盟者稀”的局面，这是春秋战国之际巴国政治生态的真实描述，也是巴国东部疆界退缩的原因所在。

早期学者界定战国以前巴国方位多据巴国与楚、邓、申、鄾、庸方位为基础，以巴人活动地域为巴国所在地，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巴国北部或东部疆界与上述各地邻近，巴人在汉水流域与这些诸侯国、部族发生交集，因而见载于文献，但汉水流域巴人只是巴人一部，汉水流域也只是巴国疆域一部分，却不是巴人及巴国地域全部。

清江流域春秋时期也是巴国东部疆域的一部分，梁载言《十道志》载施州清江郡“春秋时为巴国”，则春秋时清江流域为巴国地。长阳南岸坪、祖院包、深潭湾、香炉石、恩施须须沟、浑水河等地发现的东周巴人遗址，是清江流域东周时段曾为巴地最有力的证据。战国时随着楚人西进，巴、楚疆界持续西移，巴国东部疆域逐渐为楚所据。由于自西周时期巴国就失去对鄂西峡江地区的控制，清江河谷成为春秋至战国前期渝、鄂巴地重要的交通孔道，佷山捍（扞）关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修建的。《史记》载“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距之”，《史记正义》引《古今地名》载兹方“荆州松滋县古鸠兹地，即楚兹方”，楚肃王四年即公元前377年，松滋即今湖北松滋县。又《太平寰宇记》载长阳县“废巴山县，在县南七十里。本佷山县地，即古捍关，楚萧王拒蜀之处”，则楚肃王所筑捍（扞）关在湖北长阳县境。楚肃王四年伐楚之战巴人行军路线当是借由清江河谷的。

有人以《史记》中“蜀”为蜀国，认为战国中期巴国开始衰弱，蜀人乘机伐巴，楚应巴请求西向攻蜀，并乘机占领巴国大片国土，遂有《史记·秦本纪》“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之疆域。考虑到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使楚国实力增强，当时“秦始复强，而三晋益大，魏惠王、齐威王尤强”，楚难以向北发展，而“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楚向东北发展也较难，而西南可拓展疆土，于是“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西向攻伐巴、蜀，巴国首当其冲。此时蜀国实力强盛，“蜀伐秦，取南郑”。蜀东向伐巴，巴蔓子求救于楚，蜀东向伐楚取兹方也是有可能的。蜀助巴伐楚路线为从恩施经建始、长阳至松滋。因为此时渝东、鄂西峡江地带为楚人所据，蜀人伐楚就只能经由尚在巴人控制下的清江河谷道。

公元前377年巴楚之战后楚在清江修筑桿关防御巴人东进，此时清江流域巴、楚疆界在长阳县捍关一带，西陵峡口以东江汉平原西部巴地已为楚人所有。长阳祖院包考古发现的东周时期鼎、壶、盂、豆等楚文化遗物，也印证了春秋战国之际楚巴疆界在长阳县境一带的推论。随着楚国不断西进蚕食巴国东部疆土，巴国东部疆界不断西移。《十道志》载恩施一带战国时为楚巫郡地，因此楚据有清江上游巴地应在公元前377年以后，至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南有巴、黔中”，此时楚地应该包括有清江流域的巴地。

战国初期巴国峡江地带东部边界向东曾推进到巫山一巴东沿江地带。巴东西壤口战国墓曾出土一批巴式柳叶形剑、戈、矛、斧、带钩戟、箭镞，表明墓主为巴国将士，他们应是巴楚争夺巫山、巴东间疆土时死后下葬的，说明巴国峡江地区疆界曾向东推进到巫山一巴东一带，后在楚国西进打击下巴、楚疆界才不断西移。至公元前361年楚国西部疆域包有巴、黔中地，此时楚所据巴地西界为巴国东界，黔中西界则为巴国东南部疆界。关于“巴、黔中”，有人认为是巴国黔中地，故其句读为“巴黔中”，有人认为“巴、黔中”为两地，巴为楚所据巴国地，黔中为楚黔中郡，我们赞同巴、黔中为两地说。

公元前361年楚“巴”地当指楚所据鱼复以西及清江流域巴地。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等地战国中期墓曾出土大批以鼎、敦、壶为基本组合的楚文化器物，表明战国中期楚人曾大规模溯江西进，向西扩张至重庆忠县一带，时间与《史记》“南有巴”的秦孝公元年记载吻合。因此我们认为秦孝公元年楚巴地主要包括重庆忠县至奉节的峡江地带及清江流域，峡江地区巴国东界大致在重庆忠县一带。

《华阳国志》载周显王三十二年（前337年）后蜀王封弟于葭萌为苴侯，“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葭萌在今四川广元昭化古城，与阆中地域邻近，故苴侯与巴王交好有地理上的便利。由此我们推测公元前337年前后巴国都城已从江州迁至阆中。迁都原因当是楚人继续沿江西进，相继据有丰都、枳等地进逼江州后的结果。据《华阳国志》载“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扞关即清江河谷长阳县桿关，而学者们多认为阳关位于涪陵西、重庆东峡江地带，捍关是楚人为防御巴人东进而置，阳关则是巴国防捍楚人西进而设置的关隘。而在重庆涪陵蔺市、镇安等遗址均出土有带楚文化因素的遗物，这也印证了阳关位于涪陵西、重庆东峡江地带论断的合理性。从楚人溯峡江西进先后顺序来看，战国中期楚人扩展至忠县一带，则阳关设置时间当在战国晚期时段。又《史记》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前329年在位，时间正在战国晚期，阳关可能是巴国为阻击庄蹐进击江州而设置的。只不过阳关并未挡住楚人西进的步伐，最后巴国泸州以东川江沿线、乌江流域、涪江下游、渠江流域等地先后为楚国所攻陷，至战国末期巴国仅保有以阆中为中心的一隅之地了。

二、巴国东南部疆界及其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东南部疆界也有变动。《华阳国志》载巴国疆界“南极黔涪”，“黔涪”处巴国东南，实为巴国东南部疆域。关于“黔涪”涉及地域目前还有争议：一说黔涪在今渝东南一带，如田敏认为春秋战国涪为巴国南境，即今渝东南乌江流域，黔、涪并称，黔也在渝东南；—说黔涪在鄂湘渝黔毗邻地带，如童恩正认为巴人曾据有今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部地域，即战国楚黔中郡。李绍明认为“黔”作地名指黔中，作江名为乌江及其支流，“涪”为涪陵江，即乌江与郁江汇合后乌江河段，“黔涪”包括今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县及黔东、湘西部分地区；胡挠认为“黔涪”为巴黔中，楚占领后称楚黔中，在湘鄂渝黔毗邻地区；—说黔涪地包括乌江流域、今贵州全境或部分地域，如王家佑、王子岗、刘盘石认为黔涪水古称黔水，晋称丹涪水，即乌江，黔水流域巴国置黔中郡，后有楚黔中郡，秦并巴、楚黔中置黔中郡任乃强认为黔指黔水，即今乌江，涪为涪水，即巴涪水，今赤水河，黔涪地包括今贵州省全境；沈长云认为黔涪包括今重庆东南与贵州交界处；刘琳认为巴国南部疆界至贵州思南一带；一说“黔涪”包括湘西地区，如周明阜、熊传新认为湘西曾是巴国疆域。

我们认为要正确理解并界定“黔涪”地域应从东晋及以前的政区及地名中寻找线索，充分考虑政区与地名的时代性。东晋以前“黔”多指黔中，与水无关，古黔中有楚黔中、秦黔中。部分学者以唐黔中郡为古黔中地，依据为《十道志》载黔中郡“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汉书》颜师古注“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通典》载黔中郡“春秋战国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关外地易之，即此”，宁夷郡“历代土地与黔中郡同”，这些唐代文献皆以唐黔中郡为秦、楚黔中郡。这其实是种误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黔中郡条明确说“（黔中郡）本汉涪陵县理。后汉献帝时分为四县，置属国都尉······至蜀，先主又增置一县，改为郡。晋永嘉后，地没蛮夷，经二百五十六年，至宇文周保定四年（564年），涪陵蛮帅田恩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574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为黔安郡。因周、隋州郡之名，遂与秦、汉黔中郡犬牙难辨。其秦黔中郡所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郡城是，汉改黔中为武陵郡，移理义陵，即今辰州叙浦县是，后魏移理临沅，即今辰州是。今辰、锦、叙、奖、溪、澧、朗、施等州，实秦、汉黔中郡之地，而今黔中及夷、费、思、播，隔越峻岭，东有沅江水及诸溪，并合东注洞庭湖，西有延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群柯北历播、费、思、龄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与黔中故地，炳然分矣”，可见唐黔中郡与楚、秦黔中郡地域不同，以唐黔中郡推导古黔中地域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前述学者以乌江古称黔涪水、黔水，进而认定乌江流域、今贵州省全境皆为古黔中地，主要依据为《水经注·延江水》载延江水有支流“黚水”，以“黚”通“黔”，又以乌江名黔江，进而推演黔中包括乌江流域乃至整个贵州省地域。但此说有两大疑点：一是北魏乌江下游名“延江水”非“黚水”，且“黚水”非“黔水”，仅是延江水支流，非乌江全称；一是乌江得黔江名非始自北魏而是宋代，至王象之《舆地纪胜》始称乌江为黔江，黔江名晚出，因此《华阳国志》“黔涪”的“黔”不可能指江名，因此不得以“黔”作江名推导古黔中地域，自然说古黔中郡包括今乌江流域乃至今贵州省全境是经不起推敲的。但贵州省东部部分地域确曾属楚、秦黔中郡地，清靖道谟《黔中考》载古黔中包括“贵州之思、石、铜、黎诸府”，但这个地域过于笼统。考查方志记载，今贵州松桃、沿河、印江、务川、思南、石阡、铜仁、江口、德江、万山、岑巩、玉屏、镇远、施秉、黄平、三穗、天柱、黎平、锦屏等地曾属古黔中郡地域。有学者以渝东南属黔中地，依据是杜佑《通典》及颜师古对“黔中”的注解，但这些文献对古黔中与唐黔中地域认识有偏差，笼统地说黔中包括渝东南是不准确的。尽管唐黔中郡与古黔中地域上有差异，但也有部分重合，正如李吉甫所述唐黔中郡“与秦、汉黔中郡犬牙难辨”。据方志记载，渝东南石柱、涪陵、武隆、黔江、彭水等地春秋战国属巴国，秦属巴郡地，而酉阳、秀山等地春秋战国时先属楚黔中郡，后属秦黔中郡，因此并非渝东南皆属古黔中地。湘西确曾属古黔中地，靖道谟《黔中考》说“今湖南之常、辰、宝、靖诸府州皆黔中”，则又不尽然。据方志文献记载，常即常德府，治武陵县，即今常德市，所辖武陵、桃源、龙阳等县属古黔中郡地辰即辰州府，治沅陵县，即今沅陵市，所辖沅陵、泸溪、辰溪、溆浦等县属古黔中郡地；宝即宝庆府，所辖城步、武冈等县州属古黔中地；靖即靖州，治靖州，即今靖县，所辖靖州、会同、通道、绥宁等县属古黔中郡地，此外今湖南石门、慈利、张家界、桑植、龙山、永顺、保靖、花垣、古丈、吉首、凤凰、麻阳、怀化、新晃、芷江、黔阳等地也属古黔中地域。另外，鄂西南恩施、建始、宣恩、来凤、咸丰、鹤峰、五峰、长阳等地也曾属古黔中地域。

古黔中学界有巴黔中、楚黔中、秦黔中的说法。据前文所述，西周渝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中巴文化特征明显，而湘西北也有巴文化因素，同时地方特色也很明显，显示巴人对湘西北地区有一定控制，但西周以前鄂湘渝黔紕邻地带是否有黔中之名还无从知晓，因此巴黔中说还有待商榷。黔中名首见于文献始自战国，《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因此就目前所知黔中政区设置当始自战国时楚黔中郡，更早则无迹可寻。战国末期秦据楚地后仍置黔中郡，其地域包括今鄂湘渝黔毗邻地带各地，此已见前文。

涪在东晋及其以前指水有涪水，即《华阳国志》所载战国末期秦将司马错所由取黔中之涪水，又称延江水，东晋及其以前并无黔水、黔江、黔涪水之名。东晋及其以前涪指政区则有汉、蜀汉涪陵县，蜀汉、两晋涪陵郡。涪陵作为政区名始于西汉涪陵县，至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以原涪陵县分置丹兴、汉发（葭）县，并设巴东属国都尉，后又改巴东属国都尉为涪陵郡，蜀汉涪陵郡辖涪陵、丹兴、汉平、万宁、汉发（葭）、汉复等县，晋涪陵郡辖涪陵、汉复、汉平、汉葭、万宁等县。汉、蜀汉涪陵县、蜀汉、两晋涪陵郡地域大致包括今重庆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贵州务川、道真、印江、沿河、德江、思南等地。

不同时代黔涪地域也略有不同，如汉代涪陵县与三国两晋涪陵郡地域就有差异，楚黔中郡与秦黔中郡地域也有差异，因此《华阳国志》“南极黔涪”只能是笼统的地域概念。若以涪陵郡南界和秦黔中郡南界划定巴国疆界，则巴国东南疆界最远可能到达今黔东思南、石阡、黄平、施秉、黎平至湘西通道、城步、武冈一线。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东南部疆界在“黔涪”地域内也有变动。春秋战国时期在楚人不断西进、秦人不断南进的逼迫下部分巴人向南迁人鄂湘渝黔毗邻的五溪地区，这在文献和考古方面都能找到相应的线索。文献方面，如《十道志》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此外《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方舆胜览》《路史》《文献通考》《通鉴地理通释》等也都有巴子兄弟五人南迁五溪的记载。考古方面，在鄂湘渝黔毗邻地带考古发现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巴人遗迹遗物，如石门县新关、磨市，龙山县白羊、招市，吉首市双合，张家界兴隆，古丈县茄通，花垣县县城、龙潭、三角岩，凤凰县竿子坪，保靖县梅花、多乐、簸箕、四方城、黄莲，泸溪县洗溪、舞水等地都曾发现柳叶形青铜剑、带虎头纹铜戈、烟荷包形铜斧等巴式窖藏青铜器，重庆涪陵、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湖北利川、恩施、咸丰、宣恩、建始、巴东、鹤峰、长阳，湖南石门、慈利、龙山、保靖、花垣、常德、溆浦，贵州松桃、铜仁等地曾出土战国巴人遗物虎钮錞于，湘西溆浦马田坪、大江口镇，古丈白鹤湾，保靖四方城，沅陵木形山，泸溪桐木垅，龙山里耶，中方荆坪；贵州沿河木甲岭、大河嘴、中锥堡，铜仁笔架冲、磨刀湾，锦屏县亮江，思南赵家坝、小河口；重庆武隆土坎，酉阳聚宝，黔江涪碛口，涪陵小田溪等遗址出土有东周巴人遗物。这些巴人考古证据又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鄂湘渝黔毗邻地带确曾为巴地。

随着楚人不断扩张，战国时武陵山区也成为楚国疆土。在湘西溆浦、辰溪、沅陵、黔阳、保靖、古丈等地曾发现近300座东周墓葬，其中有1/3被界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墓，2/3被界定为战国中期至晚期楚墓、巴墓和秦墓。在被界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墓不见或少见鬲，而江汉地区同期楚墓普遍有鬲，而楚式鬲及楚式鬲数量是衡量楚墓的重要标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湘西墓葬随葬器物多绳纹圜底罐、绳纹圜底钵、豆等器物，绳纹圜底罐曾被当作判定楚墓的依据，但这种園底罐在江汉地区楚墓中有，在湖南湘阴晒网、汨罗江南堤、玉笥山等地也有出土，时代在西周至春秋早期，文化性质属越文化；而且会同江田遗址、麻阳枫木林古墓、麻阳九曲湾古铜矿井中都发现同样的绳纹圜底罐，时代在商西周时期，因此单从这部分早期墓葬随葬器物判定其为楚墓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楚人进人湘西的说法值得商榷。另就楚人发展历史来看，春秋早期楚人受封丹阳，楚武王（前741—前690）“始开濮地而有之”，楚成王（前670—前620）时“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此后才有“楚地千里”，楚庄王（前613—前591）“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始争霸中原，楚平王（前528—前516）“为舟师以伐濮，楚人始向长江以南濮地扩张。楚悼王（前402—前381）时“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楚地向南扩张至洞庭湖流域及南岭一带。直到楚宣王九年（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黔中名始见于史籍，湘西也成为楚人疆土，时间已至战国中期，这与湘西发现的大量战国中期至晚期楚墓相印证。因此我们认为楚人大规模进入湘西并建立黔中郡的时间在战国中期，舒向今、赵炳清等人也持此观点。楚人进人湘西并建立黔中郡后，巴国东南疆界持续向西退缩，湘西、黔东、渝东南部分地域成为楚黔中郡辖地，在庄蹻西征巴、黔中以前巴国东南疆界大致维持在渝东南黔江、彭水一带。

三、巴国北部疆界及其变迁

春秋战国时期巴国北部疆域仍在汉水上游一带。《华阳国志》载巴国“北接汉中”，汉中即秦汉汉中郡，秦、西汉汉中郡治西城县（今陕西省安康市），东汉郡治迁至南郑县（今陕西省汉中市），是巴国北境达汉水上游安康、汉中一带。学界对春秋战国巴国北界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境都是巴地，巴国东北界延伸至湍水、均水一线，汉中郡大部分都是巴地；有人认为汉中至安康间为巴人地域有人认为春秋时汉水以西皆为巴国疆域；有人认为巴国北部疆界仅抵米仓山、大巴山南坡。蒙文通说巴国疆域包括金州、房州的依据是《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房州竹山县即金州，古卢国”，“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是巴蜀之境”，查核文献我们发现《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载为：“上庸，今房州竹邑县及金州是”，又中华书局本《史记正义·周本纪》引《括地志》载“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又中华书局本《括地志辑校》载竹山县“房州竹山县及金州，古庸国”，“上庸，今房州竹山县及金州是”，则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庸国地而非卢国地，不知蒙先生说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古卢国地依据为何唐、宋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竹山县治今湖北竹山县，则今安康及竹山县为庸国地。公元前611年楚、秦、巴灭庸，今鄂西北及陕东南部分地域人楚，金州“周为庸国之地。战国时为楚附庸地，后为楚所灭，复为楚地”，而房州“古麇、庸二国之地”，“战国时属楚”。因此西周至战国今安康市、竹山县先为庸国地，春秋庸国灭后人楚，因此说巴国疆域北至金、房二州地，汉水以西、南至竹山县地为巴地也是值得商榷的。春秋时期汉水上游还有以今陕西白河县为中心的麇国，其疆域包括今陕西白河县、湖北郧县、郧西县、房县等地，楚灭麇国后其地人楚。庸、麇以东汉水丹、淅之地为楚人始兴地，楚都丹阳即在此，则丹水、淅水及其邻近汉水中上游地域为楚地。《史记》载析、郦“楚之故地”，析、郦为楚地，不可能为巴地，湍水、均水为巴国东界说值得商榷。西周、春秋时申、邓为周方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市北，邓在今湖北襄阳市西北古邓城。申、邓先后于公元前688年、公元前678年为楚所灭，其地入楚国版图。据春秋时各诸侯国方位，邓、申在楚东，则巴国疆域不可能越庸、麇、楚等国远及申、邓，则申、邓为巴北境说值得商榷。战国时上述各地均人楚国版图，也就不可能为巴地了。

春秋战国时巴国北部疆域仍包括陕南汉中以东至安康以西河谷地带。《水经注·沔水》载“沔水又东经西乐城北。······城东容裘溪水注之，俗谓之洛水也，水南导巴岭山”，“有廉水出巴岭山······北注汉水汉水又东经胡城南······南对扁鹊城。汉水出于二城之间，右会磬余水，水出南山巴岭上”，“合蘧蒢溪口。水出北就谷，在长安西南。其水南流经巴溪戍西”，“汉水又东，右会洋水。······洋水导源巴山”，“（汉水）又东经魏兴郡广城县，县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这些“巴”地名均在汉水上游河谷和大巴山南北，当是巴人活动后的遗迹。此外在安康、汉中、西乡都曾出土战国虎钮錞于，汉中还出土带虎符铜矛，紫阳县白马石战国墓葬有带虎纹巴式长胡戈，虎符铜矛、虎纹戈、虎钮錞于皆为巴人典型器物，也说明汉水上游河谷地带战国时代仍为巴地。又《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三年（前312年）“分巴、蜀置汉中郡”，也说明秦汉中郡含有原巴国地，而汉中以东、安康以西汉水河谷地带正在秦汉汉中郡内，童恩正说战国后期巴地包含汉中东部，段渝说巴地包括大巴山东缘和汉水西岸地域，也是有道理的。

春秋战国时汉中为秦、巴、蜀、楚四方争夺之地。春秋中期秦逐渐向汉中盆地渗透，秦武公十一年（前687年）“置南郑县”，这是秦拓疆汉中盆地之始。又《史记》载：“（百里奚）相秦六七年······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百里奚相秦在秦穆公时（前659-前621），卒于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则巴人向秦纳贡当在公元前627年前；巴向秦纳贡说明巴国汉水流域疆域与秦毗邻。有人说巴向秦致贡始自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大战后，巴人摆脱楚国控制附秦，始有纳贡之举，考虑到春秋五霸争雄的时代背景，此说也有道理。巴人向秦纳贡，则秦穆公时秦控制了汉中盆地，与盆地东部、南部巴地邻境。

战国时秦、蜀展开对汉中盆地的争夺，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城南郑”，秦躁公二年（前441年），“南郑反”；秦惠公十三年（前387年）“蜀取我南郑”，同年秦“伐蜀，取南郑”，南郑又为秦所有。《华阳国志》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周显王于公元前368-前321年在位，则此时汉中盆地又为蜀所有。有人据《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认为公元前361年今汉中为楚所并，此说有误，秦孝公元年楚汉中郡还不包括今汉中盆地。那为何有以楚汉中郡为秦汉汉中郡的错误认识呢？这要归咎于唐张守节和元胡三省，张守节《史记正义》注楚汉中称“（楚）北自梁州汉中郡”，又《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载“汉中郡，汉属益州，自晋以后为梁州”，张守杰、胡三省都混淆了楚、秦汉汉中郡概念，将“汉中”地域模糊化，将汉中与梁州并述，将秦汉汉中与楚汉中含混在一起，让人产生楚汉中等同秦汉汉中的认识，实际上楚汉中郡仅包括西至陕西旬阳县，东至丹江口附近地域。周慎王五年（前316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则公元前316年南郑又为秦所据。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华阳国志》亦载秦“分巴、蜀置汉中郡”，则秦汉中郡置于公元前312年，出现较晚，原巴郡、蜀郡部分地域与楚汉中郡纳入秦汉中郡，其地域“自沔阳、成固至新城、上庸”，辖西城、旬阳、上庸、房陵、成固、南郑、褒县7县，郡治西城县，汉汉中郡沿袭秦制，又增设安阳、沔阳、武陵3县，改褒县为褒中县。因此秦汉中郡包括部分巴郡地，而这部分巴地当为南郑以东至西城以西汉水沿岸地。后世文献界定巴国疆域时误以秦汉巴郡北界为春秋战国巴国北界，是忽略了巴国北部疆域远在大巴山以北汉水河谷地带的事实。前述大巴山北、汉水河谷巴地名即是巴国疆域曾在此的证据。说巴国北部疆界在汉水上游河谷地带还有其他证据。如《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大夫詹桓伯说“巴、濮、楚、邓，吾南土”，说明巴国在周疆域内，方位在周南。邓在今河南邓州，楚在汉水流域丹淅之会至荆山一带，濮在湖北西部。《左传》所载邓、楚、濮似乎是从东到西按方位排列，则巴在襥、楚西，汉水上游一带为巴地，这与前文巴国北部疆域的分析也是吻合的。

战国时“巴楚数相攻伐”，巴、楚间为相防捍而置扞关、阳关及沔关，沔关即在汉水河谷。战国时期汉水是巴国北部东通楚国的水上要道，巴楚间还有从上庸越大巴山至巴地的道路，任乃强以七盘关为沔关，此说无相关史料为证，难以让人信服；童恩正以沔关在沔水上游一带；邓少琴据《水经注·沔水》载“汉水又东，合蘧蒢溪口，水北出就谷，在长安西南，其水南流，适巴溪戍西”，认为巴溪戍即沔关何光岳认为沔关在陕西省西乡县东白沔峡；董其祥认为沔关在汉水流域，但未详处所唐金裕认为沔关在今勉县境沔水上。考虑到巴设沔关是为防扞东边楚国，因此沔关应在巴国东部疆域中寻找，显然七盘关说、勉县境内说不符合此条件，应予排除。又巴溪戍为汉水北岸支流蘧蒢溪上关溢，巴溪戍不是为了防捍楚国，倒可能是为了防杆北边秦国，因此巴溪戍说也可排除。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已有观点中我们更倾向沔关白沔峡说。当然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讨论，不过沔关在汉水河谷巴地东部巴、楚边界一带是可以肯定的。

作者：朱圣钟

来源：《历史地理》2017年第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王玉凤

校对：贺雨婷

审订：郑雨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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