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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秦麗，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韓關係史、中國史學史、歷史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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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十八輯，第223—238頁。
《宣廟中興志》是成書于朝鮮王朝中後期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宣廟”即朝鮮宣祖大王（1567—1608年在位），“中興”指16世紀末朝鮮壬辰抗倭戰争的勝利。該書記事範圍上起宣祖二十年（萬曆十五年，1587），下至宣祖四十年（萬曆三十五年，1607），詳細記録了朝鮮、明朝、日本三方在壬辰戰争中的交戰、議和活動，同時也交代了戰前日本與朝鮮交涉請款，戰後雙方遣返俘虜與恢復國交的來龍去脈，且書中對重要事件多有考證，對於研究明朝抗倭援朝戰争等具有較高的史學價值。由此，國内外學界多借之以考察相關史事，但迄今爲止，管見所及，僅有蔣逸雪（1902—1985）、李光濤（1897—1984）曾專文探討過朝鮮鈔本《宣廟中興志》，然二文所論均存不盡準確處，有必要對該書作進一步考察。本文謹以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爲主，就該書之撰寫年代與作者、史源與史學價值及其在近代中國的傳播等問題展開討論，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一
《宣廟中興志》成書年代及作者考
《宣廟中興志》撰成後以鈔本形式傳播，現存諸鈔本有二卷、三卷、六卷和不分卷幾種。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慶尚大學圖書館存二卷本各一部，首爾大學奎章閣和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圖書館存六卷本各一部，成均館大學尊經閣存三卷本一部，此外，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另存四册本一部，首爾大學奎章閣、啟明大學圖書館、慶尚大學圖書館各藏零本一册。今《域外漢籍珍本文庫》修訂本亦收録朝鮮傳鈔本《宣廟中興志》，屬兩卷本系統，但未注明影印底本來源。受條件所限，筆者目前經眼者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四册本（屬不分卷系統）和《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影印本三種，其中，四册本乃一簡略節本，無書序，注文亦存缺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影印本漫漶不清，無書序。唯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序文、正文俱全，字迹清晰可辨，故本文謹以其爲主進行討論。
二卷本《宣廟中興志》分上下兩册，上册記丁亥1587年至壬辰1592年，下册大部記癸巳1593年至丁未1607年，最末乃佚名《南漢録》、《江都録》，專記丙子胡亂事，因其與本文無直接關聯，故不贅。該書在體例上按時間排列，在具體條目上“提綱立目”，即先列綱以明大體，次立目詳細説明。正文之外，又有雙排小注和天頭注文，對正文内容加以考訂説明。總之，《宣廟中興志》詳細記述了壬辰倭亂的事件本末，以平實的語言刻畫了李舜臣、鄭拔、金千鎰、邊應井等朝鮮官兵和趙憲、郭再祐等義兵將領奮勇作戰的英雄形象；還原了朝鮮派李德馨、鄭昆壽等奏請使向明朝請兵，明朝君臣對此事件的争論，李如松、楊鎬、駱尚志、麻貴、劉綎在朝期間的抗倭戰鬥與事迹，以及沈惟敬與日軍的交涉議和活動，對於我們研究明末抗倭援朝戰争頗有助益。
關於《宣廟中興志》的成書時間，李光濤未有提及，蔣逸雪認爲“蓋書成於晚明，不久滿人主政，中論當日邊事，有觸忤清廷者，自不能出”。此説有誤。首先確定其撰寫下限。正祖末年時值壬辰戰争兩百周年之際，原任直閣尹行恁奉王命編纂《李忠武公全書》，並于正祖十九年（1795）由柳得恭監印刊行。書中輯録《宣廟中興志》中有關李舜臣的内容作爲附録的一部分，經筆者核對，其引用文字“全羅左水使李舜臣啟曰：‘遮遏海寇，莫如水戰，水軍決不可廢也。’上從之”等21條皆與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相合，可推知《宣廟中興志》的成書下限是1795年。該書之撰寫上限，則需據其引用書目加以判定。《宣廟中興志》中曾徵引柳成龍《懲毖録》、趙慶男《亂中雜録》、李端夏編《宣廟寶鑒》、李玄錫《明史綱目》及李喜謙《青野漫輯》等書，據韓國歷代人物中央情報系統，《青野漫輯》成於1739年，在諸書中成書最晚，則《宣廟中興志》完成時間不早於1739年。故《宣廟中興志》大致在1739—1795年間撰成，相當於清代乾隆時期，而非晚明或壬辰戰争後不久即告成。
至於該書作者，根據韓國古籍綜合目録系統的著録，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四册本、啟明大學童山圖書館藏本題爲未詳，成均館大學尊經閣藏本、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近代俞鎮泰鈔本及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均題爲丹室居士，唯慶尚大學圖書館藏本題爲辛錫謙（1754—1836）撰。今《域外漢籍珍本文庫》所收《宣廟中興志》書前提要指出該書作者乃權文海（1534—1591），又云該鈔本“不載撰人姓名”，然權氏乃朝鮮中宗、宣祖時人，壬辰戰前即已亡殁，其著録之錯謬可想而知。此外，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宣廟中興志》書前序曰：“余於戊午時有殤戚意，忽忽不樂，思有以著書忘憂，乃取宣廟朝靖亂事迹之散出公私文字者，無幽細盡閲之……乃復考據日月，刊其繁雜，削其浮誇，而撮其精要可傳者，提綱立目，稡爲成書，名之曰《宣廟中興志》。非特以一時著述爲間漫寓之資而已，將以播告於後之秉筆史者，俾有所采擇云爾。丹室居士書。”序文明確指出了丹室居士開始撰寫《宣廟中興志》的時間和緣由，故可斷定該書作者即“丹室居士”。又，序中所言“戊午”在18世紀對應1738、1798二年份，由前述撰成時間可排除1798年，而1738年又與辛錫謙生活年代不合，故知辛氏絶非丹室居士，其或是《宣廟中興志》輾轉迻録過程中的謄抄者之一。那麽，丹室居士究竟何許人也？
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一所收《會友録序》爲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綫索。該文交代了撰序者與洪大容合作編撰“東國詩”的始末。據韓國學者權純姬等考證，二人所編詩集乃《海東詩選》（又名《大東詩選》），今北京大學圖書館有藏。最值得注意的是，序文落款“丹室居士閔百順順之甫”告訴我們，閔百順即丹室居士。閔百順（1711—1774），字順之，號丹室居士，又稱成川，本貫驪興閔氏。兩班貴族出身，曾祖父驪興府院君閔維重（1630—1687）乃肅宗李焞之妻仁顯王后生父，祖父閔鎮遠（1664—1736）在英祖朝官至右議政，外祖父金昌集（1648—1722）乃景宗時領議政，生父閔昌洙（1685—？）官至前行世子翊衛司副率（從六品），皆爲老論派的重要人物。生活在這樣的家庭中，閔氏從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英祖十七年（1741）辛酉科進士及第，後歷任明陵（肅宗王陵）參奉、刑曹佐郎、工曹正郎、金山郡守、延安府使、楊州牧使、同副承旨（正三品）等職，英祖五十年（1774）去世。與洪櫟（洪大容之父）、洪大容（1731—1783）、安錫儆（1718—1774）、蔡濟恭（1720—1799）等相交游。閔氏博聞强識，學問深厚，正祖亦誇讚其“言若不出口，而叩其中則甚博恰”。閔氏生平著述除《海東詩選》外，還撰有《丹室集》，惜今未見流傳。
閔百順生活的時代，是朝鮮王朝小中華意識急劇膨脹的時期。明清鼎革後，基於傳統華夷觀及對明朝“再造藩邦”的感恩，朝鮮王朝呈現出强烈的尊周思明心態，特别是18世紀英正時期，朝鮮朝野借助各種渠道表達對明朝的追懷與感念，包括建造大報壇與萬東廟、編修中國史書等。這種思明情緒在閔百順家族中有鮮明的體現，特别是其外祖父金昌集之先人金尚憲（1570—1652）乃丙子胡亂（1636—1637）時對清斥和論的代表人物，先後兩次作爲人質被清軍押解至瀋陽，曾祖父閔維重、祖父閔鎮遠均爲積極宣導“北伐論”的大儒宋時烈（1607—1689）之門人。處於這一時代氛圍下，加之家族記憶的影響，閔百順十分强調華夷觀和尊明貶清思想。華陽洞萬東廟乃宋時烈門人權尚夏所建，作爲朝鮮儒林祭祀明朝皇帝的場所，甚至廟内種植的桃、竹、稻、花等植物均被冠以“大明”字樣，從而賦予豐富的象徵意義。閔百順亦曾作詩詠歎大明稻，其曰：“四海窮陰此一陽，葩溪有廟享明皇。西山采蕨清風在，南國留禾舊澤長。名襲大邦依日月，播同千畝備籩框。年年香火星壇下，添得王春侑宓芳。”詩句直截了當地表達了朝鮮對明朝的感恩及朝鮮保留了大明餘脈之意。由此，尊周思明成爲閔氏撰寫《宣廟中興志》的重要文化背景，書中凡遇“天朝”“皇朝”“皇上”“帝”皆空格或另行書寫，即所謂“書法矜慎，華夷較然，深得《春秋》之義”。
而另一方面，朝鮮王朝自宣祖以來就黨争不斷，形成“南北老少”四色黨論，到景宗年間（1720—1724）和英祖即位前後，少論與老論圍繞王儲問題爆發了激烈黨争。作爲老論派的重要勢力，閔百順家族與黨争息息相關。景宗元年（1721），由於景宗身體孱弱且無後嗣，以金昌集爲首的老論派主張以景宗庶弟延礽君（即後來的英祖）爲王世弟並代理聽政，此舉遭到少論派强烈反對，最終釀成“辛壬士禍”，金昌集、李頤命等大臣被少論誣衊意圖謀害延礽君，而以謀逆罪賜死，閔氏祖父閔鎮遠亦流配星州（慶尚北道），直到英祖即位後才得以平反和恢復官職。金昌集在臨終前曾致信外孫閔百順：“前後書，近緣心擾，未克作答，汝必爲鬱也。每見汝書，傷時之意，溢於辭表。今余將死矣，汝作何如懷耶？須勿永傷，惟以保護汝慈爲意，俾得保全，則余目可瞑矣。汝能嗜文字，此則必不待余勸而成就無量也，只冀慎護。汝字以順之爲定，可也。《登樓賦》未及考送，可歎。”金氏以哀傷的口吻向外孫囑咐了身後事，同時流露出對年少的閔氏有志向學的無限欣慰，並親自爲其取“順之”爲字，足見祖孫之拳拳親情。英祖十二年（1736），祖父閔鎮遠去世，英祖十八年（1742），閔氏之父閔昌洙因固守老論黨習，違背英祖“蕩平策”，被流放至濟州島大静縣，閔百順亦屢遭牽連，多次外放。青少年時期的閔百順可謂身世浮萍、屢遭變故。按閔氏的生活年代，知其在《宣廟中興志》序中所言“戊午”乃英祖十四年（1738），大致符合“有殤戚意，忽忽不樂”之事境，至“戊午”本事具體所指，尚待進一步考證。
在時代風氣與家族遭際的共同作用下，與其祖父閔鎮遠一樣“取古人窮愁憂患著書述史之意”，閔百順從英祖十四年（1738）開始專注於壬辰戰争史事的書寫。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時期的尊周思明愈來愈旨在突出朝鮮自身作爲明朝文化繼承者的優越地位，因此，《宣廟中興志》不再致力於歌頌明軍實際的援朝事迹，其書寫的重點轉向朝鮮本土的忠臣義士。閔百順在書序中寫道：“竊以爲天朝再造之恩、聖主事大之誠，固已昭揭簡，且朝鮮有餘藴。”而“至如國家之防禦得失，良將策士，草野奇㑺，忠義奮發之人，及貞臣節婦樹立之卓爾者，往往記有詳略，迹有顯晦，則容或有未盡揄揚者，終恐曠世之後，寢遠寢微，而遂失其傳也”，以故搜羅上起《懲毖録》、《亂中雜録》，下至《明史綱目》、《青野漫輯》等百餘年間的多種史料，廣征博引、多番校正，最終撰成《宣廟中興志》。而關於其確切成書時間，史無明文記載，只能大致界定在1739年至閔氏卒年1774年之間。
二
《宣廟中興志》的史源與史學價值
朝鮮作爲壬辰戰争的主戰場和當事國，不僅《朝鮮王朝實録》、《承政院日記》等官方文書中詳細記載了戰争始末，當時親歷戰火的朝廷官員、義兵將領甚至普通平民等，也對自身的戰争經歷與見聞多有記録，所以朝鮮國内關於壬辰戰争的官私史料可謂汗牛充棟，卷帙浩繁。在這種情況下，對於旨在整理“宣廟中興”事迹的閔百順而言，搜集、爬梳、考證各類相關史料也就成爲一項重要任務。在筆者所寓目之三種《宣廟中興志》中，唯《域外漢籍珍本文庫》影印本卷末附“引用諸書”一款，説明其史料來源，但該書單似未將全書所引文獻悉數列出。現綜合整理該書之參考書目列表如次：
以上共計引用書目50種。此外，閔百順還徵引了大量家狀、墓表、傳記等資料，如李忠武（李舜臣）家乘、李五峰（李好閔）家狀、洪義將（洪季男）家傳、元氏（元豪）家狀、金松庵（金沔）家狀，等等。其中有三點值得注意。
首先，閔氏上引諸書除茅元儀《武備志》外，其餘皆爲朝鮮文獻。這主要是因爲，閔氏著力表彰發明者乃朝鮮本國之“防禦得失，良將策士，草野奇㑺，忠義奮發之人，及貞臣節婦樹立之卓爾者”，故而參考對象勢必以本國文獻爲主；另一方面，這可能也跟與之相關的《明神宗實録》、《明史》等中國史書不易獲得有關，朝鮮直至純祖二十九年（1829）才從清朝買回《明實録》全帙，在此之前，他們不可能接觸到《明神宗實録》，而清修《明史》在英祖十四年（清乾隆三年，1738）尚未告竣，朝鮮官方雖在英祖十六年（1740）貿得全套《明史》，並于翌年奉藏于弘文館瀛閣，但當時《明史》在朝鮮仍未廣泛傳播，這也從側面暗示了《宣廟中興志》的撰成時間很可能正是在1740年代。
其次，書中所引朝鮮文獻種類多樣，大體以私家史書、私人文集和家乘、家狀爲主，官修史書僅《宣廟寶鑒》一部，而未見參考《宣祖實録》、《宣祖修正實録》等資料。其原因在於，《實録》修成後深藏史庫，連國王都難以查看，閔氏自然無法得見。《寶鑒》主要依據《實録》編纂而成，輯録歷代國王的嘉言善行以爲龜鑒，經常出現在經筵日講等君臣討論中，故在士大夫中也多有流傳。在官修史書外，閔氏所引私家史書、文集等，以親歷過壬辰戰争者居多，故而史料的原始性很强，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宣廟中興志》在史實上的可靠度。
第三，《紫海筆談》一條僅見于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二卷本下册第79頁，此頁内容其餘兩本均無，或是傳鈔過程中的脱漏。
在廣泛搜羅以上文獻的基礎上，閔百順在《宣廟中興志》中參稽各本記載之異同，針對史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等，做了大量考證工作。唐代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中嘗言：“夫爲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删定，歸於後來之筆。”與《懲毖録》、《亂中雜録》這類由親歷者撰寫的“當時之簡”相比，作爲“後來之筆”的《宣廟中興志》，在史料的原始性上固然無法與前者相比，但由於成書較晚，比較鑒别諸家文獻、考訂精審則成爲它的主要特色。就此而言，該書可謂朝鮮王朝關於壬辰戰争的重要考異著作。借助書中的考訂條目，我們也可瞭解閔氏對官私各類史書的態度。
厘清交戰雙方的行軍路綫與作戰時間，乃戰争史研究的基礎問題。因此，閔百順在《宣廟中興志》中也對此多有關注。下舉兩例：第一，書中壬辰年（1592）十一月條言：“鄭起龍大破毛利輝元于尚州，復其城，輝元退保開寧縣。”注文輔助説明了如此行文的原因：“睡隱《看羊録》云輝元在尚州。又考《亂中雜録》云，壬辰十二月輝元屯開寧，出榜誘民，以此觀之，則蓋挫于此戰而退保開寧矣。”閔氏結合姜沆《看羊録》、趙慶男《亂中雜録》關於日軍將領毛利輝元（1553—1625）的兩處記載，認爲毛利輝元在尚州大敗後，士氣受挫而退居開寧，由此建立起不同史料間的邏輯關聯，從宏觀上勾勒出其在戰争中的活動軌迹。翻檢《懲毖録》、《再造藩邦志》對尚州之戰及毛利輝元部日軍之動向均未著墨，益可見《宣廟中興志》的重要性。第二，關於宋應昌、李如松所部援朝明軍究竟何時從朝鮮撤回，諸史説法不一。對此，《宣廟中興志》寫道：“（癸巳，1593）九月，宋應昌、李如松撤兵還去。《藩邦志》、《明史目綱》（筆者按：應作《明史綱目》）皆作十月，《雜録》作八月，而獨《寶鑒》作九月，當從之。”閔氏通過考辨諸書，最終采信《寶鑒》之記載，體現出其對官修史書的信任。今檢宋應昌《經略復國要編》是年八月二十日《報三相公書》云：“仰籍廟謨，事已就緒，餘兵盡撤。某待發善後小疏，亦即西旋。伏祈相公請一明旨，命某回還覆命。”宋氏表達了在日軍“盡撤”的情況下意欲西行歸國的請求，但直至此時朝廷仍未明令大軍撤退，《亂中雜録》所謂“八月二十二日，宋應昌、李如松領兵馬還遼東”，如非誤記，則應指明軍在朝鮮由南向北收縮戰綫，並非業已還遼，否則宋氏必於八月二十日發信當日或次日即收到朝廷詔令繼而迅速渡江回國，無論從朝廷的處理效率和信件的送達速度來看，這都是難以實現的。考《宣祖實録》二十六年（1593）九月二日云：“禮曹判書鄭昌衍（八月二十六日，在定州）馳啟曰：“提督與巡按，本月二十四日，發平壤抵宿肅川，二十五日向安州，今日到定州，經略則昨已西還矣。”其中提督、經略分指李如松和宋應昌，是知在李氏八月二十六日到達定州時，宋應昌已先一日離開定州啟程西行。又，宋氏九月十二日《報遼東周按院書》言：“某十三日渡江，晤期想亦不遠”，知明軍最高指揮宋應昌於九月十三日渡江還遼，是爲明軍撤離朝鮮的標誌，隨後除劉綎、吴惟忠部外其餘各部明軍陸續歸國，即使如申欽所言李如松於“癸巳十月，班師”，亦屬撤離的後續事宜。因此，閔氏所主張的明軍九月還去之説大致無誤。
《宣廟中興志》中對壬辰戰争初起時全羅道海南縣監邊應井（1557—1592）殉難事迹的考訂，最能體現作者的考證功力及其對各類史料的態度，謹録之如次：
邊公事迹一出於《宣廟寶鑒》，一出於《懲毖録》，而二説各異，《寶鑒》所記即此是也。《懲毖録》曰，賊兵入全州界，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井禦于熊嶺，栅斷山路，終日大戰，射殺無算，賊欲退。會日暮，矢盡，賊更進攻之，二人皆死云。公之家狀一遵此説，而尤翁亦依其家狀爲墓文，則庶爲明證。然嘗見《亂中雜録》叙熊津事迹，日月比諸説最爲詳備可信，而公名不與焉，是誠可疑。（後詳列“四可疑”，略）……蓋《亂中雜録》即南原士人趙慶男所著，而澤堂所稱信史也。南原近於全州，故其所記載皆伊日所聞見，而尤爲親切可信。《懲毖録》所録不過一時風傳，而語亦草略，公之家狀只祖《懲毖録》而已，且多有模糊無憑者，則恐未可謂明證也。以《雜録》之信筆而終不載之，《懲毖》、家狀之不可全信又如是，則公之不死於全州必矣。既不死全州，則《寶鑒》所謂死於錦山之説是也。蓋重峰既以八月十八日殉節錦山，而公又繼進以死，則墓表所謂七月二十七日果在重峰殉節之後，而繼死之迹甚明，此可一驗也。且錦山人立祠以公與重峰、霽峰而侑之，兩賢皆是錦山殉節之人，而公亦一體受享，則其不死於全州而死於錦山可謂明矣。此二驗也。且《寶鑒》文字皆是實録中抄出者也，實録乃澤堂纂修而廣搜稗乘野説，筆削以成者，既叙熊嶺事實而不載公名，必於此而特筆書之，則是必有明據而然矣。此三可驗也。
閔氏綜合考辨《宣廟寶鑒》、《懲毖録》、《亂中雜録》，邊應井家狀、墓表等多種官私史料，且注意到錦山人的立祠風俗，依次列出“四可疑”質疑《懲毖録》之可靠性，又以“三可驗”的確鑿證據考訂出邊應井並非死於全州，而是在錦山之役中壯烈殉國。爲驗證閔氏的結論，我們可將其論證與《實録》内容相互參照。據《宣祖實録》二十九年（1596）四月六日司憲府啟文：“咸興判官申忠一，前任康津，當壬辰變初，與海南縣監邊應井，于錦山赴戰之日，作爲一軍，約同死生。應井恃忠一協力相援之言，先登接戰，賊勢不甚衆盛，忠一若即進救，賊未必肆凶，應井亦不至於敗死，而應井之大呼請援，佯若不聞，指兵退遁，使一軍盡潰，南方士卒，至今憤駡。”又，《宣祖修正實録》二十五年（1592）八月一日載：“海南縣監邊應井追至擊倭，死之。應井初與趙憲約共攻錦山，既而與官軍皆後期，聞憲敗死，歎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不俱死乎？’即提兵獨進至城下，格鬥而死。”由於趙憲死於八月十八日，《修正實録》將邊氏殉節日期系之八月一日顯屬訛誤，但其對事件原委之描述當可信從。綜上，我們可梳理出邊應井臨終前的主要事迹，即邊氏與義兵將領趙憲相約攻打錦山，未至而趙憲已先捐軀，其後邊氏又與申忠一約定共攻錦山，但申忠一在攻城作戰中觀望不前，致使邊應井孤軍身死。由此可知，閔百順上文針對邊應井殉節事迹的考證合理準確。事實上，類似考訂在《宣廟中興志》中仍有不少，它們對今人重建關於壬辰戰争的叙述頗富價值，理應獲得重視。
另外，從前述引文也可看出，閔百順最終采信了《宣廟寶鑒》和《亂中雜録》的記載，表現出對實録、《寶鑒》等官修史書和親歷其事者的信任；與之相對的是，否定了柳成龍所撰《懲毖録》的可靠性，認爲其“不過一時風傳，而語亦草略”。顯然此處對《懲毖録》評價較低，但亦不可一概而論。柳成龍作爲親歷戰争的朝政要員，當時可以接觸到大量官方文牘奏疏，這是其他撰作者所不具備的條件，所以《懲毖録》自有其價值在，不能一味指爲“風傳”之作。事實上，該書問世後被認爲是有關壬辰倭亂的最基本文獻，後來甚至流傳至日本，且現今學者也多肯定其史料價值。然而，閔氏不惟對《懲毖録》評價較低，書中爲數不多的提及柳成龍處亦多持負面意見。如，“宋應昌遣沈惟敬入賊營議和……適平秀家等投書於倡儀軍中乞和，柳成龍得其書，獻於督府，如松遂與宋應昌決意講和。”言下之意，柳氏間接促成了議和局面的形成，其應對此負責。又如“（丙申1596）八月，殺忠勇義兵將金德龄……李時言、金應瑞尤忌德龄，欲乘時殺之，密啟言德龄有反狀，領議政柳成龍力主其言……大臣鄭琢、金應男等力言德龄必不叛，柳成龍獨不對。”即柳成龍出於黨派成見而力主殺害義兵將領金德龄，在大敵壓境下殘害忠良。但這兩點均非柳氏個人獨有的看法或由其一人造成，而是當時條件下整體環境與決策的結果，事實上，柳成龍作爲時任朝鮮領議政，爲抵禦日軍侵略，采取了包括起用李舜臣、權慄等將領在内的一系列措施，爲抗倭戰争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故閔百順在書中對柳成龍及其《懲毖録》的苛責恐非持平之論，究其原因或與黨派立場有關。要之，柳成龍是宣祖時東人黨領袖，而閔氏所屬之老論派乃西人黨的分支，而西人黨又爲東人黨之死敵，不同的黨派立場或影響了閔氏的歷史書寫，從而導致書中對東人黨多批評之辭而對尹斗壽、趙憲等西人黨多正面論述。這是需要加以留意的。
三
《宣廟中興志》在中國的傳播
《宣廟中興志》成書後，以其獨特的史學價值流傳於世。如前所述，編纂于正祖時期的《李忠武公全書》即曾引用之。該書主要以鈔本形式傳播，不僅在朝鮮半島流傳，更遠播中國，成爲近代中朝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
讓我們回到前述蔣逸雪、李光濤所見朝鮮鈔本《宣廟中興志》，從版本形態來説，該本分上下兩卷，屬二卷本系統，蔣、李二人的謄録本屬其分支。20世紀40年代初，蔣逸雪曾供職于張繼（1882—1947）主持下的國史館籌備委員會，故得以見到大量稀本秘笈。關於鈔本《宣廟中興志》，蔣氏曾詳細説明了其來源：“滄州張溥泉先生繼，往游扶桑，道經斯土，緬箕子之流風，慨政教之匪舊，爰訪遺逸，托搜秘藏。有俞鎮泰者，三韓名士也，以《皇明陪臣傳》及本書相貽。”是蔣氏得自張繼，而張繼又得自朝鮮俞鎮泰。張繼，字溥泉，中國國民黨元老，早年曾留學日本，與章太炎、鄒容等過從甚密，具有强烈的華夷觀念和排滿情緒，後加入中國同盟會，積極宣傳革命，民國成立後歷任要職，晚年參與和主導國史館的籌備與創建工作，與朱希祖、但燾、王獻唐等人往來密切。事實上，蔣逸雪、李光濤之所以能得觀與謄録張繼藏本《宣廟中興志》，即多賴王獻唐之力。根據蔣氏所記，張繼早年往還日本期間道經朝鮮，極爲留心搜集遺逸秘藏，且結識了朝鮮士人俞鎮泰。李光濤對此事也略有瞭解，據他描述，張繼回國後曾向俞氏致信索書，俞氏回信云：“辱惠書，蒙詢以敝邦數百年間關係明清大事，謹録《宣廟中興録》……奉上。《中興録》皆壬辰前後事……此外尚有他書可參閲者，然即此而大者已具，故先焉。”民國十八年（1929），寓居北京的張繼收到俞氏所寄《宣廟中興志》和黄景源撰《皇明陪臣傳》。俞鎮泰，幼學出身，在朝鮮王朝末期歷任户曹佐郎、軍器主簿、尚州營將、秘書監丞等職。根據相關研究，俞氏曾作爲隨員參與1881年朝鮮官方組織的“紳士游覽團”赴日考察活動。彼時俞氏年50歲，則其生於1831年。俞氏的生活年代和仕宦經歷表明，他是受儒學影響較深，熟悉明清歷史的傳統士人，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他與著力搜求“關係明清大事”史書的張繼的交往。尤其是1929年俞氏以近百歲高龄贈書于張繼，此舉足見其待異域友人之真誠。不過，在雙方的書籍交流中，張氏顯然更具求書之主動性。其原因在於，清朝官方特别是雍乾時期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力圖壟斷關於明末清初歷史的話語權，故在官方的高壓政策下，諸多涉及明清鼎革的書籍被禁毁、删改，使得常人難覓其真，道咸之後文網管控漸弛，才有少量“禁書秘笈”重見天日。與此相反，標榜尊周思明的朝鮮王朝則一直有大量明史書籍流傳於世，因故張繼退而求書于東國。相較於明清時期甚至更早時代中國書籍的大量東傳，這無疑是一種文化的“回流”。
張繼深知《宣廟中興志》得之不易，且國内少有流布，故擬將之與萬曆本朝鮮王諮文“合刻流傳，爲應世之用”。然該鈔本乃輾轉抄録而成，多脱漏訛誤，是以國史館内王獻唐、但燾、蔣逸雪等均對之有所訂正。從後來的情況看，張繼的刊刻計畫似未執行，其所存俞鎮泰鈔本的下落亦需進一步核實。值得注意的是，蔣逸雪將該書謄抄録副後，進行了詳細的校對比勘，形成獨立的校注本。其於史實之增補、考訂、普及上皆用力甚勤，該校注本當爲頗富價值之作，但今未見流傳，殊爲可惜。在基礎性的校注工作之外，蔣氏還將該書與《明史》關於壬辰戰争的内容進行比勘，探討二者針對李如松、沈惟敬等“品人述事”上的“抑揚倒置”。蔣文撰成後很快在學界流傳開來，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相關研究的深入。
事實上，蔣逸雪對《宣廟中興志》的關注，除認識到其學術價值外，同時還包含深刻的現實因素。上世紀三十、四十年代，伴隨日本侵華活動的步步緊逼，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在時局的刺激下，國内的有識之士和知識分子，多借歷史研究來尋求應對之策，希冀紓解國是困局，表達愛國熱誠。顧頡剛就曾指出，民國時期“南明史的研究，由於民族主義的刺激”，當時朱希祖、柳亞子等學者通過表彰南明忠臣節烈來激發國人抗戰的鬥志，作爲鼓舞士氣、救亡圖存的輿論工具。身處戰火紛飛中的重慶，蔣逸雪自然也無法擺脱時代背景的影響。蔣氏重視《宣廟中興志》，實際上與壬辰戰争、日本侵華戰争存在諸多相似之處有很大關聯。他在文中曾指出，豐臣秀吉致朝鮮宣祖李昖書中所謂“‘一超直入大明國，貴國先驅’，與彼邦今日所呼之‘大陸政策’及‘東亞共榮圈’，稱説不同，其爲侵略政策，則一脈相承，初無二致。”注意到日本在相隔三百年的兩場戰争中侵略政策的一貫性。面對艱難的抗日戰争，蔣氏嘗言：“今者夷氛漲天，山河破碎，展絶域之遺書，痛前朝之恨事，益憧然於當前禍難之作，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舊矣……邦之君子，觀于此書，其惕然懼，奮然興，禦侮扶危，進而存亡繼絶，修我藩籬，植兹外服，庶金甌無缺，禹甸重光，則斯志之流入中土爲不虚，而滄州海外搜訪爲不徒勞也已。”明確表達了在國難當頭之際，渴望借助《宣廟中興志》來振奮民族精神，實現抗戰勝利的願望。與此同時，蔣氏還爲朝鮮復國寄予希望。自1910年《日韓合併條約》簽訂後，朝鮮進入日本的殖民統治下，部分朝鮮人流亡中國開展獨立運動，彼時中國政府也對朝鮮獨立運動各團體予以支持和扶助。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開始全面抗戰，朝鮮獨立運動由此匯入到中國抗日戰争的巨流中，呈現出中朝聯合抗日之趨向。蔣氏文章之副標題“中韓合兵敗倭之光榮史”，及文中“時機不待，宜早籌維，使朝鮮更有中興續志之作”不僅是當時形勢下中國與朝鮮共同抗日的現實與政策的反映，更寄託了蔣氏對朝鮮復國的熱誠期盼。故知在抗日戰争期間，受現實局勢的影響，學人們在追求學術真知的同時，往往兼顧到學術研究的經世作用，這不僅表現出當時知識分子的家國關懷與責任擔當，更是史學與時代相互激蕩的明證。
信息采集：张嘉威
文字编辑：姚舜禹
媒体编辑：胡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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