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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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雕像

阮籍的咏怀诗,其“咏怀”之诗题就是抒写怀抱的意思,内心之所感动的,内心之所思想的,都可以抒写出来,所以,“咏怀”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

阮籍的八十多首咏怀诗并非一口气写下来的,不是作于一个时候,而是因物因事,情动于中而见于吟咏。内多忧时愤激之言,而出于隐喻象征,迂回吞吐,耐人寻味。无论是外界所见所闻的种种事物,还是内心感情对外界种种事物的触发、感动,都用诗歌写下来。所以说,这八十二首五言诗既没有一定的次序,也没有一定的主题。清朝的沈德潜曾经说,阮籍的这八十二首诗是“反复零乱”的。反复零乱并非坏意,而是称赞之词,恰好形象地反映了阮籍内心反复零乱的感情。这正如屈原所作的《离骚》,何尝不也是反复零乱的?但这却正写出了作者内心烦乱、忧思的感情。阮籍在咏怀诗中大半表现的是忧时愤激之言,然而,他并没有把愤激之言明白地写出来,而是用非常幽隐的比喻、模糊的象征之笔法写出来的,写得迂回曲折,吞吞吐吐,非常耐人寻味。后来唐朝陈子昂的三十八首“感遇”诗,李太白的五十九首“古风”诗,还有张九龄的十二首“感遇”诗,虽然题目不叫“咏怀”,但是从写作方法上讲,都是随便看到外界的一些事物,而把它们当作一种兴寄引发的因素,来抒写他们内心的感慨、哀伤。这种表现是非常相似的,实在都是模仿阮嗣宗的“咏怀”,是出于他的咏怀诗了。

关于阮籍的咏怀诗,前人有许多批评、赞美的话。如钟嵘的《诗品》中就曾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阮籍的咏怀诗因为题目是抒写怀抱的,什么感情都可以写进去,可以陶冶我们的性灵,可以发抒我们内心的幽微的情思。其言语字句所写的景物好像就在我们耳目之前一样,而它其中所蕴含的情意,真是寄托得像八荒一样的遥远。《诗品》又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厥旨”,就是其中的意旨。其诗中的意旨真是非常渊深,非常遥远,它最后的归趣究竟何在?主旨究竟是什么?真是难以确切地指明。

晋宋之交的诗人颜延年在他的《咏怀诗注》中也说:“阮公身事乱朝,常恐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事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也。”阮籍当时所事奉的是如此危乱的朝廷,那是魏晋之交的时候,司马氏有篡位的野心,像曹髦所说的“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而且在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因素的背景下,有多少文人,有多少名士,不能够保全自己。他们或者委屈地、卑微地事奉这些权奸之人,或者就因自己的耿直、殷切而招致杀身之祸。所以,当时文人、名士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两条路。

阮嗣宗就身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代、朝廷之中,常常忧虑招致罪名而遇到杀身之祸,内心的忧思在徘徊与矛盾之中,一方面耿介放纵的个性,不甘心如此事奉权奸,而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明哲保身、委曲求全的苦心。因此发咏,其诗常常有一种忧生的叹息,当然也就不免有一种讥讽的言辞,但其讥讽的言辞,不是直接、明白的讽刺,而是非常隐讳,有所避忌。这也正是阮籍毕竟没有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但正因为他的诗歌写得如此隐晦的缘故,我们后世的读者就难以了解了。所以,颜延年说,他的作品是“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在百代以下的读者很难推测他的情意究竟是何所指的。阮嗣宗的咏怀诗,《诗品》说它“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说它“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可见其含蕴之深,很难加以具体的指说。

此外清朝的陈沆所写的《诗比兴笺》中,也曾经收录了阮籍的诗,并加以笺注。他在《阮籍诗笺》开头引用了上文颜延年的话之后说:“今案阮公凭临广武,啸傲苏门。远迹曹爽,洁身懿、师。其诗愤怀禅代,凭吊今古。盖仁人志士之发愤焉,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阮籍曾经登临广武山,吟啸于苏门山,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远迹曹爽,在司马懿、司马师之时也能够洁身自守,而不依附权贵。“愤怀禅代”,“禅”是古人所说的禅让,像尧让天下于舜,舜让天下于禹,就是所谓的禅让。

在东汉魏晋的时候,魏文帝之篡汉,司马炎之篡魏,他们也美其名曰“禅让”,而实实在在是假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所以,阮嗣宗对当时那种假禅让之名,行篡逆之实的行为非常愤慨。他所愤慨的不只是篡位而已,篡逆之恶尽人皆知。如果是篡逆假禅让的美名而行的话,那岂不是使禅让的美名也幻灭了?一个时代,如果道德礼法,一切都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价值,那么人生所能依附的、所能掌握的还有什么呢?这种今古苍茫、盛衰兴亡的悲慨,真是“凭吊今古”,真是“仁人志士”之发愤。所以,陈沆说:“岂直忧生之嗟而已哉。”阮籍的诗哪里仅仅是像颜延年所说的只是写人生的忧患艰难而已,它是仁人志士的作品,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

此外,清代文学批评家沈德潜在他所著的《说诗晬语》中也曾说:“阮公咏怀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读者莫求归趣。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也。”阮籍的诗所表达的情意是反复零乱的,有时前一首诗说过的而后一首诗又有同样的、近似的感情;有时在一首诗中前面说的是这样的感慨,而后面又说的是那样的感慨;前一首诗与后一首诗之间不见得有什么必然的条理上的联系,真是反复零乱。他所写的感兴和寄托也是没有一个头绪可以寻求的,因为他的感兴虽“言在耳目之内”,寄托却在“八荒之表”。沈德潜的“反复零乱,兴寄无端”这八个字正说明了阮籍咏怀诗的特色,因为阮籍正是用这样的写法,写出了他自己反复零乱的一份思想感情。

沈德潜又说他的诗是“和愉哀怨,俶诡不羁”。阮籍内心虽然“愤怀禅代”,但在诗中却表现得是这样含蓄、这样蕴藉、这样和柔。他那种倜傥诙诡的变化和寄托是不可以形迹言辞来拘束的,所以,读咏怀诗的人找不到他真正的归宿的意趣之所在,因为他的触发是非常深广的,而读者的感受也是深广的,很难用一句话、一件事来说明,不是说读者对其中无所得,而是所得的太多了,反而难以加以具体的说明。沈德潜又说,遭遇到阮籍的那个时代,当然应该有像阮籍那样的作品。他生在如此危亡的乱世,常恐遭祸,当然写得就要非常含蓄,蕴藉,迂回,吞吐。所以说,阮籍的诗,那真是他平生的生命感情在当时时代中的一种真实反映。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徐廷华),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