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美国大选除了最终的结果之外，最为戏剧性的当属特朗普遇刺，除了政治意义之外，这个事件还产出了一张可能是近些年来最佳的新闻摄影——美国大选版的《自由引导人民》。经典稳定的三角结构，象征美国的国旗以及与自由女神异曲同工的振臂高呼，让这幅纪实性的摄影作品兼具了油画般的历史厚重感。
之所以被称作美国大选版的《自由引导人民》也不仅仅是构图和意向的神似，在故事背景上，也略有呼应。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是为了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构图稳定但又蕴含着动态，色调丰富并对比强烈，写实但同时又兼顾浪漫色彩，创造性的将自由的概念用女性革命领导者的形象展现出来，无论在绘画的张力和意义的表现力方面，都是绘画史上的佳作。
不过德拉克洛瓦的创造力，并非纯粹的灵感乍现。据说他就深受一位前辈的影响，并且《自由引导人民》的创作也源自对这位前辈一幅画的致敬，这幅画就是法国画家籍里柯的《美杜莎之筏》。画中描绘了一只用床单当作桅帆的岌岌可危的木筏，在海中巨浪的颠簸下，承载着一群奄奄一息的水手，等待着被救赎的恐怖场面。同样经典的金字塔式的构图，史诗性的色彩对比，让人迫不及待地想揭开画面背后的故事。
《美杜莎之筏》同样承载了一段厚重的历史。1816年，法国政府派遣巡洋舰”美杜莎号“载着400多名官兵前往圣·路易斯港。由于缺乏经验舰长的错误指挥，”美杜莎号“在西非海岸不慎搁浅，舰长和一群高级官员弃船乘坐救生艇逃生，余下150多名乘客挤在临时搭建的木筏上，等待海洋的命运审判。
在自然的判决来临之前，这150多人彻底被推到人性的边缘，经历饥饿、绝望、争夺食物、暴动搏杀，互相蚕食，最终只有10人在人性的黑暗中幸存下来，但酿成悲剧的舰长仅仅服刑三年就了事，后来事件被幸存者揭露，引起法国内外的舆论一片哗然。
画家籍里柯也是得知悲剧之后，怀着愤慨的心情，四处探访幸存者，收集资料作为灵感来源，同时也对腐烂的尸体、重危的病人等进行现场写生，并亲自在海边研究真实的海浪和天空的特点，最后，还委托一个生还者木匠制作了一只木筏模型，让黄疸病人做模特儿，在上面摆出各种惨状，耗时18个月的时间终于创作出这幅极具震撼力的巨画。
这应该就是艺术，特别是影像艺术存在的价值之一，在现实的一个切片当中，凝练一段时空当中的变化，并在人们共同的文化背景里点亮一丝意义的火种。遥想刚刚从动物群体中分离出来的早期人类，在洞穴的昏暗火光中，将狩猎的场景涂抹在岩壁之上，虽然笔触幼稚，技法简单，但却固化了绘画艺术的两个本质——意义和趋势。
想象一下，刚刚从树上的生活解脱出来的智人，用他们好奇的双眼打量广袤草原的时候，首先看到的不是意义。在他们的头脑中，率先处理的是生死危机的问题。当下这一刻，目之所及的画面信息里，有用的就是两类。其一是，当前有没有危险，平静的画面背后意味着什么？要不要转身逃跑？其二是，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会不会窜出一头狮子？抑或是藏着一只可以吃两天的猎物。
前者就是作为意义动物的人面对任何一种现象都会率先作出的反应——寻找对于生存的意义，而后者则是人能够超越所有动物爬上食物链顶端的独家技能——对趋势的预判。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深处险象环生的草原，不用为了生存分秒必争，但上万年的反射训练，早已经把这种习惯刻入每个人的基因。
即便是知道面对的一幅艺术作品，我们依旧是不断地在两个问题上徘徊：这幅画的意义是什么？画面当中定格瞬间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如果能够很好的回答这两个问题，就绝对有资格挤入艺术佳作的殿堂。无论是特朗普遇刺照，还是《自由引导人民》，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给人们明确的答案，意义和趋势，无需多言。更难能可贵的是，画面的趋势并不是由不平衡带来的，而是在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中，传递出下一秒即将发生的事情，真正体现出创作者对于画面构图和动态趋势之间平衡的创造力。
不过，艺术本身往往不愿意被某一种框架所束缚，更别说一条、两条的具体规则。随着西方艺术踩着古典主义的尸体进入到现代，自印象派开始，画家们开始不断的突破物象的界限，最终在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至上主义等艺术运动中最终抛弃了对现实的拟向，昭示艺术对现实的独立性，画面不再是被框起来表现现实的镜子，而是一扇通向纯粹想象空间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大门。
即便是能够摆脱现实意义和未来趋势的束缚，艺术仍然逃脱不了人类最为迷人的主题的诱惑，那就是生与死。在特朗普遇刺的照片中，生死一线之隔，在《自由引导人民》和《美杜莎之筏》中，生死对立更是直白的呈现在画面之中。
著名的墨西哥画家弗里达在其人生最后一幅作品中，用鲜美多汁的西瓜彰显着世间的美好与生命力的丰腴，她甚至还嫌不够的在西瓜上直白的写到”viva la vida“（生命万岁）。可矛盾的是，在她最后的日记中却写道“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但我不愿再来”，生与死，苦与乐，求与舍，交织的欲望可能才是人生的真谛。
与弗里达形成对比的是，日本俳句女诗人千代尼在弥留之际写下”我亦见过了月，因此我跟，这世界道别“，看似满足的撒手而去，实则也有对人世的万般不舍。绘画艺术的浓烈和语言艺术的隽永，都逃脱不了对生与死的冷眼旁观和亲身参与。
提到生死，总能想到马歇尔·伯曼的这段话：”这本书完成后不久，我亲爱的儿子马克离我而去了，当时他只有五岁。我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奉献给他。他的生与死使书中如此多的观念和主题贴近了家，例如：现代世界中那些像他一样在家中最快乐的人，最容易受到缠绕着现代社会的各种恶魔的攻击；例如，在运动场上运动、骑自行车、购物、吃喝、搞卫生、拥抱和接吻等日常活动可能不仅是无限快乐和美丽的，而且也是无限不安和脆弱的；又例如，要维持这样的生活也许需要拼死的英勇斗争，可有时候我们仍然失败了。卡拉马佐夫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儿童的死亡更加使他想把自己的入场券还给这个世界。但是他没有还。他继续在战斗在爱着；他继续不停的继续着。”
艺术也好，现实也罢，最终不过都是人类复杂神经系统中泛起的涟漪，我们努力的继续着，让涟漪不断泛起，又或者撒手这个世界，让一切归于平静，在表达和非表达之间，刻下一段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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