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江东工作室】
10月26日早晨的上海，天空飘着细雨。一位优雅时尚的女士，挎着墨绿色皮质格纹手袋，戴着大大的酒红色眼镜，神采奕奕地走进临港中心司南厅。她就是丹妮拉·罗兹（Daniela Rhodes）。与她的对话经历了三个会场空间的转换，持续近两个小时。
罗兹仍戴着去年参加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颁奖典礼时戴的金手链，它有着酷似DNA的结构，是她在一家古董店橱窗偶然发现的，而且恰巧制造于1962年。“这一年，沃森和克里克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告诉店主，我要买下它。”罗兹摘下手链，高兴地展示给我们看，“实际上，手链的螺旋结构是错的，但美妙之处在于它很清晰。”
2023年，罗兹因“阐明了核小体的原子结构，为揭示染色质、基因调控和表观遗传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获得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
这次上海之行，是罗兹第三次来到中国、第二次参加顶科论坛。如同染色体折叠形成DNA，这次专访也将罗兹不同时空的经历交汇在一起。
罗兹与大江东-复旦融媒体创新工作室交流。张慧滢摄
“让年轻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做科研”
“年轻科学家的责任和压力在不断增加。”前一天的青年科学家论坛，给罗兹留下深刻印象。听说有的年轻科学家“只有10%到20%左右的时间能用于思考科学”，罗兹表示，“应该让年轻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和安全感去做最好的科研，并提出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罗兹工作40年的英国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拥有鼓励创新的宽松科研环境，科学家从事他们认为有趣的工作，任何重要问题都可以得到研究，“这一理念为我们带来了13个诺贝尔奖。”
职业生涯的最后20年里，罗兹找到了另一个令人好奇的事物：端粒。
罗兹的同事西萨·米尔斯坦发现单克隆抗体后，实验室的科学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治愈癌症的方法。
“人体是如何从几个基因，产生如此多种类的抗体？”这个基本问题催生了单克隆抗体的发现，进而推动了使用单克隆抗体作为目标、制造针对特定癌症蛋白的抗体的进展。这个问题花了大约20年才解决，罗兹试着用20秒向我们解释这一切。
她将端粒比作一顶保护染色体不丢失信息或受到损伤的“帽子”。在自然老化的状态下，端粒会变得越来越短。
关于端粒，分子生物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悖论：大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极限。“幸运的是，我们没有那么活跃的端粒——90%人类癌症的原因是端粒酶被重新激活，癌细胞无限增殖，变得不朽。端粒每增加一圈都会增加新的DNA，使它们能够继续分裂。很多人尝试研究如何关闭端粒，但如果你关闭端粒，干细胞也会停止生长。”罗兹倾身向前，用手指在手背上模拟一道划伤，“割伤自己时，你会产生干细胞，这是治愈皮肤的方式。”
“我们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重要”
“我想，所有的年轻人都希望电脑能从工作中拯救他们。”罗兹的幽默，收获了一片理解的笑声。
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哈萨比斯和江珀，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实现了一个50年的梦想——预测蛋白质的复杂结构。人工智能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走向，罗兹自然也感受到了。
前一天罗兹享用午饭的时候，坐在她身边的乔恩·克莱因伯格和迈克尔·I·乔丹正在谈论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使用。她的“老同事”迈克尔·莱维特在20世纪就开始利用电脑研究蛋白质的折叠方式，并因此被授予诺贝尔奖。
罗兹深谙合作的意义，“在实验室里，有时候合作的最好方式不过是推开隔壁办公室的门。”她说，“最大、最快的发展，发生在生物化学家和工程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总得有人用电脑编程。”
然而，作为一名终身从事基础研究的结构生物学家，罗兹依然相信人类智能的第一性。她提到了AlphaFold，一款由Alphabet子公司DeepMind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AlphaFold对蛋白质分子关系的精确预测得以实现，是因为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已经确定了蛋白质和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她说，“在科学中，你必须会问正确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脑比任何计算机都重要。”
罗兹不断跨越人生的边界：连续六年拿到数学奖项，却在19岁梦想成为艺术家；离开诺贝尔基金会下属公司，却选择到一家提供食宿的医院做清洁工；凭借出色成绩申请建筑设计专业，却因为名额已满转到化学工程；误打误撞成为一名初级工程师，却为一幅瑰丽的电子密度图爱上科学……罗兹没有沿一条保险而无趣的直线前行，她一直在刷新世界对自己的意义，寻找一生所爱，最终为此停留。
“打开你的视野。”罗兹对所有可能读到这篇报道的年轻人说，“如果必须要做点什么，试着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不要被父母的想法、通往职业生涯的最短路径束缚。最好的策略是去尝试、去改变，而不是在最短时间到达目的地。”
罗兹接受采访。董嘉怡摄
“女性无需模仿和伪装，只应成为自己”
谈及着装，罗兹笑说：“他们说，作为科学家，我太优雅了。”在闪闪发亮的戒圈、银制tRNA别针以及精心打理的金发之外，罗兹的优雅也体现在不疾不徐的步调中。在生活的舞台上，她是一位技巧高超的舞者，圆融又带有一丝锋芒，保持令人艳羡的平衡。
1976年，罗兹的第一个孩子詹姆斯诞生。同年，她在剑桥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成功制备了首批天然核小体晶体。这一年的夏天象征着两个重要的结晶：来自爱，来自科学。
对于罗兹而言，生活与工作，就像是DNA完美的双螺旋结构，相辅相成。儿子出生后，她才决定攻读博士学位，“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份职业，也许有一天我需要自己对他负责。”作为一位新手母亲，她同时成为注意力高度集中、随时唤醒思想的练习者，不断学习如何将时间花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我说过很多次，一个人不是非得在实验室中才能思考。”罗兹说。
作为2024顶科论坛“她”论坛的联合主席，罗兹对女性在科研和工作中的境遇抱以极大关注。她曾为得不到像男同事一样的认可而沮丧，但她找到了避免成为“受害者”的方法：积极解决，减少抱怨。
1974年，罗兹的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她发现男性的署名是首字母和姓氏，女性则是全拼，读者可以轻易辨认出作者的性别。她对导师亚伦·克鲁格（Aaron Klug）说：“如果你是A.Klug，那么我也要做D.Rhodes。”三年后，罗兹的另一篇论文发表于《自然》，署名为D.Rhodes。
生命的智慧在于承认和欣赏差异。随着自身成就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罗兹在走进满是男性精英的房间时，清晰体验到分歧的存在。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充分享受选择的自由，不被外界的期待所支配，“女性无需模仿和伪装成男性，只应成为自己。”
这份坚持，是一则优雅的宣言。
罗兹与采访团队分享生活经历。伍静摄
“学会等待，有些难题只是时间问题”
罗兹对中国的文化和美食，展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她参观上海世博会，欣赏中国画，在家中摆放青花瓷，阅读介绍中国的书籍，赞叹三星堆的青铜面具……
“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回意大利，创造了意大利面。我们也吃填馅的意大利面，也就是你们的饺子。”她伸出右手的小拇指尖比划着，“我们会就着汤，吃这么小的饺子。”
多元的国际化经历，帮她形成广阔的视野。她强调，“科学无国界。科学家应该致力于打破国家之间的壁垒。”
“科学研究通常有漫长的周期，大多数诺贝尔奖都是在研究成果发现30年后颁发的。”罗兹表示，“我们要鼓励年轻人甚至是孩子对科学和自然保持好奇心。实际上，自然就是科学，就像‘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是一个科学问题，对吗？在这一方面，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做得非常出色。”
她想告诉孩子们，“做科学家，是一份精彩的人生”。
在分子生物领域深耕50年，她仍享受着科学的精彩。没有什么能够消减科学家对未知领域探索的热情，即便是那些终将过去的“至暗时刻”。
“如果你迷茫，找个人聊一聊。要知道，说出‘我要做一些不同的事’这没什么大不了。”她语气温和，像在讲述一个关于勇气和成长的睡前故事。
罗兹不是一幅黑白肖像，而是许多浓烈色彩的重叠与组合。在她身上，既有勇往直前、探索结构生物学的力量，也有对生活、对美始终如一的追求。当年她穿着超短裙通过了实验室的面试，如今在学术会议上也会和女性同行讨论漂亮的鞋子，谈及上海的空气湿度改变了她的发型。采访结束后，罗兹似乎终于找到机会，两步走到带队女老师面前说，“你是教授对吗？我喜欢你的穿搭，尤其是外套。”
最后，被问及想对中国的年轻人说些什么，罗兹微笑着看向在场的学生，“你们非常好，只是有点太严肃。”她又想了想，然后对着镜头认真地说：“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但别忘记享受生活。”
罗兹与采访团队合影。伍静摄
报道统筹：李泓冰
采写指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邢梦莹
采访写作：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董嘉怡、张慧滢、郭星如
视频采制：郭星如、张慧滢、董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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