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为何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贼！”|哈里·S·杜鲁门|孔祥熙|法币

作者：忘情

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实施战时经济统制，涉及方方面面。

在物资统制方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颁布了《查禁敌货条例》、《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禁止进口敌国一切物资，严禁军需和必需物资如钢铁、五金及其制品、棉花、粮食、食盐等出口。1942年5月，又颁布《战时进出口物品条例》，宣布废止前两个条例，规定进口货物不再以敌伪为取舍标准。凡军需品、日用必需品，不论来自何国或国内何地，均一律准许进口。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钨、锑、锡、汞、铋、钼、生丝、茶、桐油、猪鬃、羊毛等产品，以及棉花、纱、布进行统购统销。对食盐、食糖、卷烟、茶叶、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对于粮食则实施管制，采取田赋征实，粮食征购、征借。通过征实与征借，政府直接掌握了每年粮食总产量的10%。对工业器材采取存量登记、凭证购买、核定价格、发给运照的办法，统制的工业器材达200种以上。

通过物资统制，国民政府掌握了关系国计民生及军需的重要物资，这是全面抗战得以坚持8年的物质基础。在保证国内需要的同时，国民政府通过适量出口统制物资，换来了宝贵的外汇。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统制物资的出口额达8640万美元，占战时出口总额的79.2%。1942年至1945年8月，这类物资共计出口6430万美元。

物资统制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官僚资产阶级却趁机大发横财，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例如，物资局规定各棉纺厂按平价统购棉纱，制成品不得自行出售，必须由物资局低价强制收购，高价出售。1942年重庆纱厂一包棉纱的成本为1.3万元，而收购的官价只有8580元。再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市场价每担差价为100元，1943年差价竟达1100元，以后差价越来越大，不少民营工厂因此倒闭。

工矿业方面，国民政府出台了《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强调对战时必需的矿业、军需业及电气业，应由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也应由政府根据需要直接经营；对于无力经营的厂矿，应收归政府办理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对于不听政府调整安排的厂矿，政府有权强行收归国有。该政策的出台，使得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发展很快。以资源委员会为例，战前仅办厂矿16个单位，到1938年即增至63个，抗战结束时达118个，分布于电力、化工、煤、冶炼、机械等主要工业部门。

农业方面，国民政府于1938年出台的《战时土地政策》中规定，要严格编制农业生产种类，设置垦物机关，统筹全国垦物。1942年，国民政府更决定依靠金融机构，全面统制农村经济。1939年3月，政府的农村合作贷款达1.9亿元。政府银行、合作金库、合作社对农民的贷款占农村贷款的比重，1938年为27%，1941年为51%，1943年增长为59%。此外，国民政府通过实施田赋征实，统制了粮食。

全面抗战初期，国统区物价上涨速度较慢，国民政府对物价持放任态度。从1939年开始，国统区物价开始猛涨，国民政府开始采取强制手段平定日用必需品价格。它颁布了《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成立了平价购销处，勒令商人按价销售物品。1940年又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并向各地采购物资，以加强供应。1942年采取“以量控价”办法来平定价格。

因国民政府掌握的物资有限，物价越平越高。职工工资冻结，物价又不断上涨。1943年1月，国民政府又采取“限价”政策，但没有成功。1945年2月，国民政府颁布《取缔违反限议价条例》，在限价之外，推行议价，同时试图以政权力量来限定物价的高涨。但效果有限。

经济统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民政府抗战实力，解决了战时急需物资的生产和需求。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从上到下都烂透了，少数特权阶层利用统制大获其利，以致出现了越统制越不安定的现象，其中尤以金融领域为重灾区。

全面抗战爆发前，黄金可在国统区自由买卖。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颁布了《限制私营黄金出口及运往沦陷区域办法》。1939年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取缔收售金类办法》，取缔黄金交易，收购民间黄金，征购银楼业存金。当年11月，又公布《收购生金办法》，开始大量收购民间砂金。据统计，1938年至1943年，国民政府收购黄金价值约为1亿银元。1943年6月，为应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宣布黄金可自由买卖，解除前禁，规定由“四行二局”抛售黄金，并开办黄金存款，以收回发行过多的法币，稳定物价。至1945年6月，共计回收法币800亿元。

全面抗战爆发前，法币由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这四大银行发行。各省银行根据需要可发行小面额货币，因此全国货币并未统一。抗战初期，这种状况依旧。1940年，国民政府公布了《管理省银行或地方银行发行一元券及辅币券办法》，但效果不明显。1942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统一发行办法》、《中央银行接收省钞办法》，规定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从1943年起，正式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

从全面抗战爆发到1938年3月上旬，国民政府采取的是维持法币战前汇率（1法币元折英镑1先令2便士半）的政策，无限制出售外汇。这一阶段，法币尚稳定，还未产生黑市。但资金的逃亡非常严重，国家外汇基金受到巨大损失。

从1938年3月起，国民政府实行外汇管制。一切外汇收入必须售予国营银行，不准私人买卖。从这时起到1940年5月初，中国外汇统制的中心仍在上海（中央银行所核定的外汇数额，80%是供给上海的）。但上海已经沦陷，它的对外贸易国民政府无法统制，出口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以增加其外汇头寸，造成中央银行外汇核准金日益减少。外汇供给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机而起，法币在黑市的汇价开始跌落。

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黑市法币汇价由14便士半渐渐跌至8便士半。在这种金融形势下，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已成虚设的1元法币兑1先令2便士半的法定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则极力防止黑市法币继续下跌。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币的黑市汇价被中英方面公开维持在8.25便士的水平（1939年3月，中英间1000万英镑汇兑平准基金公开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币汇价仍由国民政府暗中支撑，维持在4便士左右。

国民政府维持法币黑市外汇的做法，虽维持了法币信用，但也给日寇套取中国外汇大开方便之门。直接造成中英联合设立的1000万英镑的外汇平准基金（折合法币约3亿元），不到三个月便告罄。

1940年5月初以后，国民政府放弃维持法币黑市汇价的做法，进而取消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并严格限制向口岸汇款，使得后方汇款业务汇入多于汇出，资金大量内流，这对坚持抗战无疑是有益的。

1941年4月，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中美、中英平准基金协议。美国出资5000万美元，英国500万英镑，国民政府2000万美元。三国合作成立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该会放弃自由买卖外汇办法，代之以审核制。

1941年7月，美英两国同时发布法令，封存了中日两国的资金，对日实施限制贸易政策。日本在英美两国被封资金的解封权在英美两国政府。而国民政府被封资金的解封权在国民政府及中央银行。两国还特许14家在华外商银行及中、交、农三行供应正当进出口贸易的资金。

美英两国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打着“中立”、“一视同仁”的幌子，而事实上明显援助国民政府。这对国民政府稳定金融无疑是有利的。

虽然有这些外来援助，但抗战对中国本就不够强大的国力消耗巨大，加之国民政府的腐败，为解决入不敷出的难题，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将滥发纸币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主要手段。据统计，全面抗战8年，国民政府共发行纸币10319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一倍左右。从法币发行数额来看，1937年6月为16亿元，1945年8月则达到5569亿，增加了几乎400倍。

大量发行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到1941年还可买到一头猪，到1945年便只能买到一条鱼了。物价飞速上涨，造成大批工厂经营困难，濒临倒闭，人民生活日益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