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以史为鉴，在历史教科书中这样反思二战，日本差的不是一点|二战|德国|战争|教科书|日本|纳粹

最令世人难忘的是 1970 年联邦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千年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这是德国反思二战的绝佳典例。1970 年 12 月，社民党的维利·勃兰特成为联邦德国新总理后访问波兰，他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时突然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他真诚谦恭的举动表达了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政权所犯下罪行的忏悔和认罪。成为战后德国政治家反省纳粹历史的最经典象征，充分表明了勃兰特自觉接受本民族的过去，严肃对待其历史重负，并且决不让它轻易地被世人遗忘的立场态度。
历史课堂教育在德国人接受民主化改造、反思战争罪行的进程中起了很重要作用。德国政府要求青少年接受历史真相，正确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对待历史并汲取历史教训。通过修订历史教科书和撰写青少年读物等方式警戒后代。前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德国的历史教科书对二战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回避到掩盖,再到彻底揭露的过程。这种变化可以从德国教科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叙述的变化中反映出来。
50年代,联邦德国的历史教科书没有真正展现历史的真相,学校的历史课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纳粹战犯问题,而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事绝口不提,只是说人们在德国或俄罗斯的集中营里死去。但用大段话语揭露俄国人曾在反侵略战争中屠杀平民,试图以此证明纳粹杀人的合理性。60年代,联邦德国个州的教育部长在年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学校在历史课上讲述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历史,讲述这个时期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外交政策及其战争罪行等。
（等待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列车）
（在德国柏林一所中学，历史老师展示她所用的历史课本）
1991 年，德国政府教育监督机构明令规定，要求把纳粹国家社会党作为中学生课堂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以致今天在德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没有一个字是美化或为希特勒的罪恶进行辩护的。德国人从小学习反思二战史，把投降日当解放日，中学用一个半学期讲述德国二战历史，德国的很多中学设有政治教育课，课上老师们会把有关二战的历史分为专题讲授给学生。通过历史课堂教学，从而达到反思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的罪责，培养青少年痛恨战争、热爱和平的目的。
（德国历史教科书关于各国军民伤亡的表格）日本虽然也很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但反其道而行之。日本从50年代起就把军国主义思想塞进“学习指导要领”中。此后,日本文部省在右派势力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多次通过所谓审定历史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掩盖、粉饰和否认战争罪行。为了维护正义,东京教育大学的家永三郎教授对日本文部省提出起诉。在这起长达30年多年的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诉讼案中,家永三郎被判败诉。近年来日本一些主要政党的组织和议员,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不断掀起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恶浪。日本有关方面不顾中国和韩国等受害国的批评,继续坚持用被歪曲的二战历史误导和蒙蔽日本青少年,以致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既无反省之心,也无谢罪之意。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不能简单地和过去的纳粹历史“划清界限”，更不应忘却历史，不应保持历史“已经过去了，没必要再提”的态度，重申德国人有责任稳重地、敏感地、熟练地解决德国人在纳粹时代所犯下的罪行问题。战后以来，德国对二战不断深刻和彻底的反思，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种集体认同的反思，并非是一帆风顺和一蹴而就的，而是痛苦和深刻的。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失败者，德国战后精神层面的反省和社会文化层面的转型着实令人称赞。

70年代以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对于纳粹时期发生的罪行,已经透露了较多内容,并且对纳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屠杀犹太人的细节有所描述。但是德国教育界对待历史战争罪行仍然是遮遮掩掩,放不开手脚。

80年代后,德国政府开始批评历史教科书中对二战及纳粹罪行的回避态度。在政府大力干预下,德国教科书中开始大胆地、毫无保留地叙述纳粹的罪行,并且让学生永远记住大屠杀事件。现今的教科书“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都采取较为现实的态度,即鼓励学生勇敢探索过去的历史,鼓励教师应该使学生产生历史责任感,但不要把个人负疚的复杂感情强加给他们。”

西德政府还主动与法国、波兰、以色列等受害国建立了教科书双边委员会,共同讨论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二战史的一些敏感问题,使编撰出版的历史教科书经得起国际社会的评价。德国在编撰历史教科书过程中充分听取二战受害国意见的做法,不但体现了德国政治家尊重历史事实的政治觉悟和宽阔的胸襟,而且对消解德国与这些受害国家的交往障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