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遗留下的战犯如何处置，是自古以来胜利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置的时机与手段，不仅考验着领导者的智慧与眼光，同时也能够体现出统治者在获得胜利后，是否忘乎所以，是否气量狭小。

作为我国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领导下的国军的较量，在这一场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凭借着优异的技战术与高昂的战斗热情，成功击败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最终赢得了胜利。

战斗结束后，有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内的官兵变成了战俘，如何处置这些人，就成为当时的毛主席领导的中共高层亟需解决的问题。

既然都是国民党的战俘，作为敌对的一方，是不是可以直接将他们处刑呢？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细节。当时的几百名战俘里，有许多是曾经活跃在国民党内部的大大小小军官，他们有的在战争中犯下重大罪行，残害人民，但有的只是被动地参与到战斗中，本身的思想经过改造，还是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正因如此，对于这几百名战俘，不能够采取一刀切的政策。

如果是将他们送去给国民党所在的台湾地区呢？

这个设想在当时也曾经被纳入计划当中，但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因为与蒋介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中国领导层相当清楚蒋的品性为人。蒋介石是一个相当多疑善变的人，蒋介石会把失败的原因迁怒于这些被俘军官，加之这些军官是从中共方面送过来的，蒋介石是不会信任他们的，只恐怕他们在台湾的处境要比在大陆地区危险的多。

最后还剩下一个方案，但也是最不可能的一个方案，那就是将这些战俘释放，一来不用再承担照顾他们的伙食以及看管费用，二来也可以省心省力，但这些被俘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思想仍未接受过改造，如果在被俘之后又立马释放出去，那么对于社会的危害将是极大的，而且当时的人民对于刚刚结束的战争印象还是相当深刻的，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原谅这些战俘。

就这样，战俘们成为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不能处刑，不能送去台湾，也不能直接放掉。最终，经过中央高层的讨论，得出了一个妥当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对战俘进行区分，分层次地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与教育。

对于部分能够反省并且意识到自己错误，改造态度良好的战俘，就不计前嫌，将他们编入到解放军的队伍当中，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将功补过；而对于那些暂时还没有体现出良好的改造意愿或是犯下的罪行极为严重的战俘，就将他们送到专门的战犯管理所里进行改造。

对于部分没有生活能力的战俘，政府也选择将他们统一管理养护，除了这些前期特赦的多数战俘之外，还有13人直到1974年末尾仍未释放，当华国锋将这些战俘的名单交给毛主席时，毛主席看了看，表示这些人已经被关了二十几年，没有必要继续强迫他们进行改造了，本着宽大为本的精神，给了他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并且还给他们安排了送行宴，甚至每人发放了生活用品和现金一百元。

对于战俘的改造，首先是从思想方面入手的，作为曾经的国军中的军官，他们大多在思想上存在着偏激或是反对新中国的部分，在思想上的改造是最重要也是首当其冲的。

当时的战俘们尽管被关在管理处中，但并没有被限制过多的人身自由，这些战俘甚至可以与家人亲属或是好友进行书信往来与接待见面，而且管理处也会定期安排他们到国内的大城市进行观察，让他们切身地体会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落地实施与发展，让他们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蓬勃向上的发展，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共的人文关怀，因为他们是战俘，但他们也是人，人都是有情感需求的，当他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自然也就更乐意接受思想上的改造。

在物质上，尽管当时的新中国因为刚刚成立，物质条件并没有特别丰富，但还是尽可能的为战俘能提供基础的供应，甚至当他们有伤痛时，还可以享受到医疗服务。

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管理处里关押着的国军前任中将杜聿明，作为曾经的国民党高级指挥官，他在战争中曾经多次与解放军交锋，最终在1949年初被解放军俘虏。常年的军旅生活漂泊不定，也给杜聿明的身体造成了一定影响，留下了后遗症，在来到战犯管理所之后，管理所中的医务人员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最终他的种种顽疾也逐渐的得到了好转，并且直至完全恢复。

事实也证明，当时对杜聿明等一批战俘所采取的精神与物质双重关照政策，起到了作用。杜聿明在改造之后，整个人就像重获新生一般，从过去的顽固反动派变成一个心系国家的良好公民，他意识到了，没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就没有建设的如此成功的新中国，而且中国人民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真正的站了起来。

终于，经过长期的改造，众多战俘从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改造，成为了一个个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爱国爱党的良好公民，也就是说，从他们走出战俘管理处的那一刻起，他们身上所背负的罪名就消失了，他们真正的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公民。

回顾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做法，我们不得不感叹，君子厚德载物，正是他们这种博大的胸怀，才能够赢取天下人心，才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