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远洋捕捞”这词很火，甚至还上了热搜。
这缘于广东省一份“内参”的曝光，说“有外地的司法机关去抓捕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仅广州一地，2023年以来就有近万家企业遭遇这种“异地执法”的情况，且“明显带有逐利动机”。
“出于利益的驱动”，而违法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这种“逐利性异地执法”，在法律界被称为“远洋捕捞”。
“生存难以为继”、“近万家企业”，这些扎眼的字眼直接点出广东企业在“异地逐利执法”下的风雨飘摇，求生之多艰。
消息不胫而走后，网友“炸锅”：
这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有什么区别，关键还是“杀别人家的鸡和鱼”，更离谱了。
一个原本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瞬间分崩离析，可见“资本在权力面前的脆弱”。
“扶持一个企业我真的没那个本事，干垮一个企业，太简单了。”诚不欺我？！
据悉，与一般罚款案相比，“远洋捕捞”往往所涉金额较大，容易导致“办理一起案件、垮掉一家企业、失业一批员工”，这让企业家人人自危、忧心忡忡。
“远洋捕捞”与“以刑化债”，被并称为抢劫民营企业财产之“双恶”！舆论认为，“企业遭遇不公正待遇，看似是微观个体的遭遇，但破坏的是一地投资、发展信心，也对司法公正、法治信心构成挑战。”
况且，近年受国内外大环境影响，企业本来就生存困难，破产关门者日益增多。所以，无论是“杀鸡取卵”，抑或是“竭泽而渔”，但前提是，至少得有“鸡”、有“鱼”才行啊？！
一、为什么频繁发生“远洋捕捞”呢？
我们先来看看“内参”的一个案例：
广东壹健康集团在2022年就实现了24.23亿元收入，2023年6月底提交申请赴港上市。同年10月，河南省焦作、商丘两市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出动1600多名警力到广州，对壹健康集团旗下公司进行“远洋捕捞”。原本公司涉案总金额只有60多万元，而河南办案人员先后冻结该集团子公司相关账户64个，冻结资金7.58亿元。
此举导致公司“上市泡汤、企业濒临破产”。
这正验证了“搞死一家企业太简单了”绝非危言耸听，恐怖如斯！
不仅是珠三角，长三角也是“远洋捕捞”的高发地。在2024年8月份杭州九堡派出所就公开贴出告示：“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
告示要求，“当地企业发现外地公安在无本地民警陪同办案时，可以报警。”在警察面前报警，这样听起来有点罕见的话语，竟出现在杭州公安的告示上，也可见杭州的“无奈”，匪夷所思。
事实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远洋捕捞”就忽然就流行起来了。据《华夏时报》报道，10月14日北京召开一场关于“趋利性执法”的防范与治理研讨会。研讨会上分享了多个案例，这些案例反映出“一言不合就罚款，把罚款当成了目的”——“如果某企业出售商品，只要有一个顾客不满意，说是诈骗，去报案，这个企业可能就没了”！
那么，为什么频繁发生“远洋捕捞”呢？
一切都和钱、财政收入有关，特别是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下。
据国家统计局10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1%。
除了9月的数据之外，另外还有一个数据是：1-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281.6亿元，同比下降3.5%。也就是说，今年以来，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整体都出现了下降。
再来看看财政部官网的数据：2024年1-9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059亿元，同比下降2.2%。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31715亿元，同比下降5.3%；非税收入31344亿元，同比增长13.5%。卖地收入也在下降：1-9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3287亿元，同比下降24.6%。
从以上数据，也能看出来经济情况其实并不太乐观。
这当中，今年前九个月的非税收入则逆势增长13.5%，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因为非税收入就是以罚款罚没为主。
这非税收入“突飞猛进”，不“乱搞”怎么来呢？
这也反过来侧证地方“确实真没钱了”，需要“用非常手段搞点钱”！
那么，地方有多“穷”呢？
根据《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0.74万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5.87万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4.87万亿元。
看看去年，中央全年收入21.7万亿，光地方就花了23.6万亿，直接造成赤字5.3万亿！不知道这一轮化债结束，又该是多少？
早在2023年1月9日，财政部长就表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还称要打破政府兜底预期。
所以，“你不是让我自己解决债务么？那我就解决给你看。”
据此，“远洋捕捞”罚没收入就穷出不尽。
著名人大代表朱征夫更是直接指出“远洋捕捞”等罚没收入的背后“内幕”：目前办案罚没收入是上交到地方财政，之后地方财政根据各单位办案贡献或当地惯例，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返还。所以，某些地方为增加财政收入，直接向办案机关下达罚没收入指标。办案机关从而会选择经济利益更大的案件查办，从而催生选择性执法和逐利性执法，尤其是异地逐利性执法。当涉及民营企业时，就出现“非罪却定罪”“此罪当彼罪”“轻罪也重罚”等枉法行为，冤错案件屡禁不绝。
这造成严重的后果是，市场信心受到打击，企业缺少安全感，民间投资负增长，“躺平”文化流行。
其实，这正如网友直言的“无奈”：“他们未必不知道这对民营企业，对市场环境的破坏，也未必不知道这对地方关系的影响。但在迫在眉睫的财政压力面前，他们要优先保障体制内能发得出工资。”
之于上述情况，当前地方的困局在于：一方面是债务巨大，不要说还本金，有些地方连利息都还不上；另一方面，收入锐减，受房地产影响，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十多年来，绝大多数地方的“搞钱模式”是靠土地财政，如今“不灵了”，就“变穷了”，有些地方“穷”到要“砸锅卖铁”！
所以，一些地方只能靠“转移支付”和国债、专项债度日，很多地方甚至冒大不韪挪用教育经费发工资保运转。
再“不够了”怎么办？那就开启“远洋捕捞”增加罚没收入，捕捞的主要对象就是“经济大省”的民营企业，真是“情何以堪”！
因为，上述的“转移支付”就来自这些“经济大省”，有的省一年要交几千亿。
据悉，“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已超10万亿”。这些钱流向了欠发达省份、区域，这些资金很多都是来自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
至于这些钱真的用好且用到位了吗？那就无从知晓了。
反正是，“沿海给内陆转移支付，但是内陆还是缺钱”，财政难以为继时，可能还要继续“远洋捕捞”下去。
也不要以为这只是针对企业的，与普通人无关，“夺泥燕口，蚂蚁身上吸血的事并不少”——
今年2月，温州曹女士以14.8万元的价格卖掉了一款闲置的劳力士手表，当天晚上就出事了：银行卡被冻结！次日一早，她前去报案，竟发现自己已是网上在逃人员！有人声称被诈骗，她收到的14万货款则是涉案资金。这事极简单，温州警方便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排除了曹女士的嫌疑，并希望贵阳变更或解除刑事措施。既然刀已出鞘，就必须见血!最后是曹女士“交还”14万元，才被变更为取保候审——仍然是待罪之身。
去年有一名广州女子廖某，在她父亲因病去世后发现，还有很多医院里开的药都没有开封，直接丢了可惜。于是通过病友提供的群，将药“便宜处理”转卖了出去，可怜也就卖了260元。没想到，这260元竟惹下滔天祸事。买方男子董某祥拿到药，二话不说去了当地派出所“举报”，很快，当地山东阳信警方跨省到广州，把女子廖某“捉拿归案”。8月31日，山东滨州阳信县法院一审判决：廖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拘役两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还有，旅客在昆明机场被湖南民警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要求提供100元小费“给领导买烟”。民警敲诈100块钱，说出来都是笑话。
甚至有“民警出差办案索要差旅费”！
这都暴露地方财政窘迫惨状。
其实，这只是当下财政困境所显露出的冰山一角，与之前的“以刑化债”“砸锅卖铁”属于同类现象。
二、从“突击花钱”到“无钱可花”，钱都去哪了呢？
马上快到年底了，财政“过紧日子”竟需要“远洋捕捞”的现象，让我们想到前几年的财政“突击花钱”。
据“知乎@35岁就失业”发文引用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分析称：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而2011年，按照统计数据，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3.5万亿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2011年最后两个月，各级财政还能“极其潇洒地突击花钱高达3.5万亿”，等于花掉瑞士一年的GDP！
可是，到了2024年财政竟然普遍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窘境。
不过短短十来年，当年花钱有多潇洒，现在没钱就有多窘迫，让人不禁感叹情况的变化速度之快。据悉，当年“突击花钱”的方式很多，比如公费旅游、单位里的“豪华版”年终福利等等，各单位一到年末就发愁“钱花不完”，为了能名正言顺将钱花掉，也诞生了很多“智慧”。好多单位一到年底就变着法儿地发东西、发福利，比如趁着元旦发什么昂贵的进口电饭锅之类。
上述该文认为，“突击花钱”很明显是在“公开浪费财政资金”，无论如何都无法解释“浪费”和“乱花”这两个事实。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在十几年前“突击花钱”的时候，就处于世界落后水平，现在也仍然没有得到质的提升。“他们即便用来在单位内部绞尽脑汁花钱，也没有增加民生支出来突击花钱。”
从“突击花钱”到“无钱可花”，现实就是这么讽刺。
但是，话说回来，钱都去哪了呢？
至少进了一部分人的口袋！
10月31日，“敛财超2.45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刘捍东受审。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再往前两天，即10月29日，“受贿8.13亿”，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被判死缓。
而10月11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黑龙江鸡西原副市长李传良涉案的资金等等。“涉案逾31亿，查封房产1021处”，莫不惊骇——1.5个大版，都放不下李传良的全部财产……
这也刷新了许多人的认知，李传良的房产数量，多到整版都刊不完。有人说，《人民法院报》犯错了，用两个版公示副市长的房产都登不完，意为影响不好。但也有可能，这种登报公示也是一种公开宣示和“叫苦”：前任官员贪腐这么多，现在的经济怎么好发展？
年初，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辽宁公安厅，3任公安厅长，接力贪腐20年，共捞金12.31亿。结果是，两个死缓+终身监禁，一个17年。
而据近日中纪委“2024反腐白皮书”显示：2024年1月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70.3万件次，立案64.2万件，其中立案省部级干部58人、厅局级干部3263人、县处级干部2.6万人、乡科级干部8.9万人；立案现任或原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7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40.7万人。
光“村干部”这个基层，今年前9个月已经有7.7万人被查，人数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数。想一想，这是个什么概念！
据网友计算，仅2024年前三季度的“反腐成绩单”，涉嫌贪腐的资金保守分析就高达一万多亿。
这还只是被查到的就已经是这个数字，没查到的会更多吗？
有网友如此嘲讽：“现在的媒体报道，贪官落马一个比一个牛气，这哪是反腐成绩，这简直是腐败成绩，就比谁贪的多，谁能破新的纪录，你说气人不气人。”
而且，上述的李传良，他是在2020年7月被立案调查的，但人家早在2017年3月就辞去公职，逃匿境外了。也就是说，更多的钱，人家早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现在大家都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有一批人，这些人富了之后并没有，也不愿意带领后富，反而是纷纷套现离场，卷钱开溜。”这批人里，就有贪官这个群体。
这才是当下最大的困局。
三、“内参”为何在半年后突然流传开来？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份内参发布时间是2024年4月15日，按理说内参是对外保密的，为何在半年后突然流传开来？猜测可能的原因如下。
其一，财政承压下，“远洋捕捞”似乎已成唯一路径，逼得上面“高度关注”，不得不连连出手。
9月26日，高层会议指出：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0月8日，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中提出“一揽子增量政策”的五大任务，其中第三大任务是:针对当前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助企帮扶力度，切实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单位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更多采取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方式，不能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执法，不能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及时对罚没收入增长异常的地方进行提醒，必要时进行督查。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0月10日，司法部等部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规范限制人身自由、异地执法、干预经济纠纷、异常罚没收入、拖欠账款等，改善营商环境。
这都说明上面也看到了各地司法机关对民营企业的“远洋捕捞”直接影响经济的复苏，是民营企业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其二，广东方面可能是“终于忍不住要自救了”，“有意外泄”。
面对外地蜂拥而至的“远洋捕捞”，广东实在忍不了，干脆把严峻的实情公之于众，不惜将地方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我们知道，民营经济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贡献了“56789”，即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经济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所以，民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根本上讲，经济始终是核心。“一边要经济，一边又动不动罚款”，营商环境如此，还怎么发展？
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有经济学家担心，如果不禁止“远洋捕捞”，“全国各地的骨干民营企业都垮了、停了、关了、不干了和转移了，那么，国家出台再多的促进民企发展政策，财政部搞再多的赤字，人民银行放再多的货币，降再多的息，对于复苏国民经济，也不会有多大用处。”
著名学者孙立平更直言：“民营经济不是信心问题，缺失的是信任与信用。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法治，创造出的财富可能都难以保住。”
一个企业家蒙冤入狱的“市场效应”，是一万次登门招商所弥补不起来的。问题的问题是，“当一个地方严峻到公务员工资和教师工资都发不起的时候，这样的担心和呼吁，能阻止得了饿狼扑食吗？”
但，再困难也要守住法律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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