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初期，我们党在对待俘虏的政策上，表现出了宽容大度的一面，有些人愿意改过自新，我们自然是表示欢迎，但有些人，顽固不化那就要由相关部门来集中管理了，那当年是哪些人顽固不化不愿改过自新呢？他们后来的结局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些往事。
一九五五年末，全国所有的战犯开始归公安部管辖，根据相关记录，我国当时共有997名被列入战犯名单的人员，这其中包括了三大类，第一类是国民党人士，其中包括72名将军，388名少将，276名校官，46名是官员，27名特工。而这第二类是伪满洲的战犯，由爱新觉罗·溥仪率领，共有61人。第三类就是由德王率领的10名伪蒙战犯。
我国领导人在1959的时候，考虑要把那些表现好的战犯给放出来，同年九月十七日，我国领导人又亲自签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这份指示一出，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一开始，我国关于战犯的处置，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判处死刑，另一个就是一个不杀，集中教育，分批释放，而经过多次商议，最后终于决定了，逐步实行战犯的释放的政策。
战犯
当时第一批获释的战犯有三十三人，其中有国民党东北保安厅总司令、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官杜聿明；随后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先后又有二百九十六人获释。华国锋于一九七三年出任相关职务，当时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一批犯人的释放事宜，他亲自上阵，以贯彻周恩来总理的命令。由于战俘的级别、战争影响等因素，所以他必须将所有战俘的资料都收集起来，然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归类。
最后相关部门经过多次整理、商讨，把当时关押的300余名战犯的状况综合了起来，作出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建议的解决办法有：特赦，释放，提前释放，保外就医，以及继续监禁。虽然当时我们在功德林里，施行思想教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中有13人仍然属于特殊情况，他们就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杜超群和沈勤康。
这13个人都是有深厚国民党背景的，徐天任是二军团的秘书，李清是七十二军的参谋，邱沈钧是国民党的少尉，张百龄是蒋介石秘密办公室的副主任，杜超群是国民党中央统署的副主任，沈勤康是厦门市的高官。他们都曾对我党的解放事做出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被捕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是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其中周养浩更是赫赫有名，他在国民党做了16年的特工，他曾任息烽监狱一把手，重庆军区警卫处处长，西南保密局副局长，与沈醉、徐远举并称为“三剑客”。周养浩年轻的时候，就是靠着一张漂亮的脸蛋，被誉为“书生杀手”。在其累累恶行中，最有名的就是暗杀杨虎城将军的事迹了。蒋介石在那时已经采取了主场和谈的态度，况且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也，宣布了释放他们的命令。然而周养浩和毛人凤却在同年九月，密谋杀死杨将军等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
战犯合照
周养浩在毛人凤的指使下，参加了重庆，成都和昆明的大破坏和地下活动，在近代历史上，他是一个血淋淋的人物。建国后周养浩被捕。他首先被关进重庆战犯监区，在监牢中他的顽固不化，拒绝接受改造，七年之后，他又被调到了辽宁抚顺监狱。监狱虽然换了，可是他那顽固的国民党性质，一点也没变。周养浩在被囚禁的这段时间里，为了保持“书生”的风范，他也会读书，但是从第一批战俘的释放到第六批战俘的释放，他没有一次通过，可见他的倔强和固执。
也许对他来说，即便是在战俘集中营里，他的心也是属于国民党的。在最后一批大赦犯人中，我国当时出于审慎的考虑，建议这种战犯不宜释放。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还没有彻底改变，如果被放出来，说不定还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但我国领导人的意思是，把他们全部放了，那些被关了二十多年的犯人们，就算再关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了，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吧。能说出这种话来，我国领导人心里一定很有把握。
我国领导人还说，关于战犯的安置问题，凡是愿意去找蒋介石的，一律遣送；如果你愿意留下，那我们随时欢迎。周养浩这批人在释放以后，本来是想去找蒋经国的，但是蒋经国却不欢迎他们，周养浩对蒋家一往情深，在香港漂泊了数月后没有什么办法，最终无奈去美国定居了，最后在1990的时候死在了海外。当时按照我国领导人的命令，所有的战犯在被释放的时候都要举行告别会，每个人都要穿着定制的蓝色服装，每个人都有100块钱的零花钱可以领取，且每个人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些战犯中如果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工作，如果有生病的可以享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有希望回到家乡的，可以写报告申请，愿意留下的人也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四天后，北京宾馆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送会，所有被释放的囚犯都被释放了，他们此时已经不再是战争罪犯了，这些老朋友，老伙计们有说有笑，眉飞色舞的。
战犯旧照
在此之前，国际上尚无对待他国战犯如此宽大的案例，尤其是那些想要回老家的， 我们国家还肯把他们遣返，这在外国人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的操作。也是因为我们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当时在293名被特赦的人当中，仅仅只有10个人表示，执意要回老家，其中包括王秉铖，陈士章，蔡省三，王云沛，杨南邮，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还有前面所说的周养浩。
与那些想要留在国内，或者改过自新的人，这些表示要回老家的人，似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国内和世界的广泛讨论。当时《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已经下发到各地，其中明确提出，有关人员的具体问题，对于想要回老家的人，由相关部门全程负责。相关部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责小组，他们从广州出发，护送这些人，搭乘专列前往深圳，前往深圳后，他们每人可获500港币的路费和一套崭新的服装、以及一张往返通行证，随后他们抵达香港就可以自行安排行程了。
当他们抵达香港时，来自各行各业的记者纷纷跟进，他们的行踪也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自从蒋介石得知我国领导人把所有的战犯都放出来之后，他就一直反对这一做法，直到蒋介石过世也没有改变。国民党在对待俘虏问题上一直犹豫，从情理上来讲，战俘已经得到了特赦，他们自然要回老家，与家人团聚，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这10个人一旦到了老家，必然会给蒋家带来不稳定的影响。
由于这些战犯早就被定为烈士，被供奉在祠堂，如果让他们回到老家，必然会破坏之前建立的死士形象。经过几番深思熟虑，蒋经国的国民党，采用了“拖”的办法，迟迟不让这几个人回到老家。最后，在国民党的欺骗和拖延之下，张铁石的财产被骗得一干二净，他的家人承受不住特务的威胁，不敢为张铁石做任何的保证，这也让张铁石在绝望当中选择了自己了断，当时所有表示要回老家的人，都对老家失望透顶，而蒋家的所作所为，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们的真面目。
旧照
蔡省三、王云沛在香港逗留了一段时间，蔡省三于2022年一月上旬在香港逝世，王云沛也于一九七九年逝世。王秉铖、陈士章等人，都对蒋家大失所望，所幸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后来又得到了我们国内的协助才得以在美国和子女重逢。张海商，杨南，赵一雪，三个人最可怜，他们最后不得不返回国内，在国家的协助下，开始从事一些社会工作。之后张海商成为了湖北的政协成员，赵一雪成为了上海的政协成员，杨南邮成为了四川省的政协成员，当年这十个要回老家的人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
我们党从建国之日起，就将每一碗水都端平了，哪怕是被国民党俘虏，我们也尽可能地保障他们的个人权利，尽可能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黄维，杜聿明，周养浩，这些人其实心里是最清楚的，我们国家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从我国领导人宣布大赦，到最后的全体战俘被释放，这些政策无不震撼了国际社会，也让国际社会认识到了我们的观念和思想。
国军战犯，在功德林里安心改造，最后都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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