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蒋委员长，什么时候能达成国共合作的协议呐，日本鬼子近在眼前了。”
时任国民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来到蒋介石面前，焦急地敲着桌子说到。
没想到蒋介石却不紧不慢地说：
“焕章兄，稍安毋躁，你要知道共产党其实在借‘抗日’的名头扩大实力，这样，他们就能名正言顺的跟我们索要军饷和军费了。”
此时的蒋介石仍然在犹豫……
就在国共谈判僵持的过程中，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七月华北告急，一个月后淞沪告急，日本人兵锋直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蒋介石同意国共合作，将共产党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据有关数据披露，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3师6旅12团的建制，最多容纳4.5万人，而红军总数大约7.5万人，那么，超编的3.5万红军到底去到哪里了呢？
超编的红军去哪里了？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踏上了艰苦、漫长的战略转移之路。面对着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参与长征的红军将士损失惨重。
湘江一役，我军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人，当地更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可见战况之惨烈。
为此，有一种广泛流传的猜测称：“长征后，红军最多只剩3万余人”。
但是，根据红军公布的数据和国民党对于红军建制的安排，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红军在长征路上不断吸纳沿途青壮年加入队伍，与陕北红军会合，还吸引了陕北地区的年轻人加入，极大地补充了兵力。
其次，陕北红军不仅升级了地方武装，而且采用东征的方式扩展势力，红一方面军东战山西50多个县，三个月内就扩充了8000人，
最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带来了红军扩红的巅峰期。从西安事变开始到红军正式改编为止，陕北红军没有遭遇大的战事，不仅获得了喘息之机，还利用8个月的稳定期大力扩红。
根据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红军人数远超传言所说的3万人，是为7.44万人。
八路军的组成主力分别为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
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总数约为2.4万人
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军团和红6军团，总数约为1.15万人
红四方面军下辖红4军团和红31军团，总数约为1.48万人
而陕北红军的组成部分比较零散，分别是红27军、红28军、红29军、红30军，以及独1师、独2师和独74师，总数约为1.4万人。
此外，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辖的直属队和抗日军政大学还有约1万名士兵。
这些数据零散见于领导人的电报和回忆录，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其中一个佐证出自叶剑英元帅与外国记者的谈话：
“八路军前身是红军，1936年红军主力汇合时，计有官兵近8万，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军只承认4.5万人。”
而另一个佐证则出自林伯渠在1944年国民参政会议上的报告，报告称：“抗日战争初期，当时有8万红军，而政府（国民党政府）只给我们编3个师”。
两位领导人的谈话能够与数据相互佐证，证明1937年之前参与改编的红军人数约为7.44万人（叶、林二人所称8万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照例对共产党军队进行改编。
但是，面对7.5万名红军战士，蒋介石的小算盘又打了起来。国民党众人一来害怕红军在抗日战争中做大实力，二来不想支出庞大军费，因此极力压缩八路军的编制。
我党原本的计划是争取4个师的人员安排，具体是：
将红军主力改编为4个师16个团，另附2个直属工兵师，总共保留6万红军战士。但蒋介石死活不同意，只允许共产党保留3个师的兵力。
这三个师分别为115师、120师和129师。
此时的红军战士，大都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训练，相较于新兵来说具备强大的战斗力，是不可多得的斗争财富。
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兵强将猛、人员充足的红军军团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是比日军还要可怕的存在。
蒋介石认为，在没有军饷的情况下，不在编的红军只有被解散的下场，而他可以借助这种手段除掉近3万名红军老兵，也不用费一兵一卒。
对于在编的4.5万军队，由于兵力锐减，又处在国民党的统协下，因此将其‘暗中消灭’的可能性更大了些。
中央领导人当然知道蒋介石的私心，但是为了抗战大局考虑，只好接受国民党的安排，名义上仅保留4.5万人的兵力。
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车之鉴，共产党深知“枪杠子里出政权”，放弃武装力量无异于自断手脚。
所以，共产党虽然名义上接受了3师4.5万人的安排，但实际上却按照4种方法将剩下的3万人悄悄保留了下来。
“四种办法留下超编兵力”
其实，蒋介石早期对八路军的定员是每个师下辖9000人，三个师团总共2.7万人，在我党领导人坚定的要求下，才由2.7万人增加为4.5万人。
但即使如此，还有3万红军战士享受不到八路军的番号，也没有资格接受武器装备和军饷。
为此，我党想出了四种办法，尽可能将3万士兵保留下来。
第一，增设编制，每个师各自增设一个团。
根据既定安排，八路军每个师只能下辖4个团，为了尽可能消化剩余红军，党中央分别为115师增设了一个独立团，为120和129师增设一个教导团，三个团的军饷从国民党军饷中挤出一部分，另外则由党中央进行筹措。
但是，国民党对于这些要求并不满意，在进出重要关隘时多次刁难三个团的将领。时任115时独立团团长的杨成武将军回忆道：
1937年底，他率领独立团东征抗日，但是却遭到国民党关卡的阻拦，他们认为115师不属于正式番号，不具备抗日资格，因此不能通过关隘。
杨成武和独立团众人虽然气愤，但却碍于国共合作的颜面，并没有当场发作。为了“合法”通过卡点，杨成武只能找到115师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将独立团暂时编入686团。
由于686团是国民党规定的正式团之一，国民党检查站只能放行。
这种在检查站给八路军“使绊子”的情况没少出现，有时，明知八路军是“正规师团”，国民党检查站还要刁难一番，好在每次八路军都能化解。
第二，设置直属队
按照部队惯例，师级以上的军队允许设置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特务营等直属队，我军为了消化兵力，在上报的人数上，做了一些文章。
国民党允许的直属营人数限制在500以内，而八路军3个师全部按照“团”的标准上报，有些甚至超过了1000人。
例如：
红27军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的辎重营，陕北红军独2师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的工兵营，虽然对外用“辎重营”“工兵营”的称号，但对于内部人员来说，仍然以27军、独2师等称号为准。
第三，组建后方留守兵团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外出作战，后方指挥部中空，当时的党中央并不排除蒋介石调转兵峰、直指延安的可能，于是，为了避免蒋介石和日军对后方的袭扰，保留一定规模的八路军是有必要的。
而国民党的意思是，如果保卫延安后方，可以从原定3个师中抽调兵力，组建八路军留守兵团。国民党此举很清楚：不要动用准备解编的红军。
我党接受了国民党的部分建议，从原定3个师中抽调一小部分，然后从没有编制的3万红军中抽调大部分，组成8000人的留守兵团，并由悍将肖劲光担任兵团司令员。
这一部分的军费，主要由党中央在根据地筹措，而从3个师回调的部队，他们的军饷仍然由国民党解决。
第四，组建抗大总校和分校
其实，抗日军政大学除了可以吸纳一部分不在编的红军战士之外，还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方面，抗日军政大学可以培养军事将官，将军事理论和实战经验相结合
很多士兵出身行伍，虽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但是指挥经验不成系统，也无法固定下来供其他将领学习。
为此，这些将领可以口述其作战方针，并由懂得理论工作的政委、文书记录下来，在抗大课堂上进行讲授。
另一方面，抗日军政大学还可以为前线补充兵源
两军对战，难免会有伤亡，而后方抗日军政大学的生源可以成为前线的优势补给。
蒋介石无时无刻不希望借日军之手清除八路军力量，如果三个八路军师团兵力损失太多，而后方补给跟不上，那么，蒋介石定会借此取消八路军的番号。
而抗日军政大学的存在，不仅能够让蒋介石取消番号的图谋落空，也能通过优势兵源的输送，增强前线八路军的战力和取胜的可能。
抗日军政大学不仅消化、培养、输送了许多红军战士，还为革命吸纳了许多新兵。
在青年人心目中，“延安”是革命圣地，抗日军政大学是培养八路军战士的摇篮，因此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加入抗大，成为八路军的候补兵源。
由于根据地容纳不了太多人，为此，抗日军政大学开始在全国各地设置分校。
1938年11月之后，十二所分校陆续开始招生。据统计，每个分校吸纳的人数不少于两千人，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为了解放战争期间的革命骨干。
在以上四种方法同时发力的情况下，超编的3万红军，大部分得到了很好的安置。对于剩下几千名无法安置的士兵，我党也进行了完善的部署。
“不要军饷 我也要上前线”
革命不仅有荣光和胜利，也会有牺牲和病痛，长期的军旅生涯，让一些红军士兵出现了严重的健康问题。
他们虽然有作战的决心，但是体力却不允许他们再次走上战场，而且党中央也不舍得让这些士兵拖着病体战斗，所以，在根据地进行健康救助后，党中央作出了将他们送往原籍休养的决定。
例如，原红一军团著名将领，在“智取遵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军委警卫团团长朱水秋、红四军团副军长刘世模就被送回了原籍。
这些将领服从党中央的规定，虽然被遣派回老家，但是仍然没有忘记革命工作，不仅组织老家人民抗日，还亲自宣传共产党思想和八路军的优秀事迹。
还有一些将领，即使收到了遣派命令，也不愿意回到原籍。除了家中已无亲人外，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些人壮志未酬，不愿意结束军旅生涯。
根据廖汉生将军回忆录中所述：
他所在的师部有一位老实憨厚的管理员，人送外号“猴子”，是战友们心中任劳任怨的典范。
当接收到遣派的命令后，死活不愿意走，为此，领导苦口婆心地劝他说：“猴子，我们也不想让你走，可是团里没有你的编制了，你留在这里也拿不到军饷。”
没想到“猴子”十分诚恳地说：“没有军饷我也要留下，只要能管俺‘猴子’吃饭，俺愿意留下来打日本鬼子，我是老红军，我绝对不离开革命队伍。”
说到激动时，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男人，为了留下打仗竟然哭得涕泗横流。
“我做主将他留下了，国民党不给他发军饷，从我们几个干部的军饷里扣”，廖汉生将军被他的决心感动，破格将他留在6师团。
令人遗憾得是，这名“不要军饷也要打鬼子”的老兵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而他的真实名字也无人得知，除了廖汉生将军的文字，历史上没有留下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结语
正是有像“猴子”一样的八路军战士，正是先辈“不要军饷也要上前线”的斗争信念，正是毛主席等领导人千方百计留下超编八路军的举动，才为中国革命争得了一个又一个生机。
战场的烽火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这个时代打响，文化侵略、历史虚无，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解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时代交到我们肩上的，我们一定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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