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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通过相关史籍里且兰古国治所及地望的关联记载和目前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结合当今地理环境进行考察,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且兰古国治所和地望及关联研究问题加以辨析,并提出个人浅显的看法,祈能抛砖引玉,就教于贤者。学界关于“且兰古国治所在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其地理范围在今贵州省东南部”的说法虽较有说服力,但惟其年代相去甚远,古籍所载地理范围亦甚略,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均难以实证;关于同一历史事件、地点和人物的记载,应以成书年代较早的记载为准,成书年代越晚,则越传越讹,殊不可信。

关键词:且兰;头兰;竹王;夜郎;治所;地望

关于且兰古国治所和地望之争,学界多有论述,聚讼不休。本文围绕且兰古国治所及其地望关联的研究问题,从《史记》《汉书》《华阳国志》(以下简称《常志》)等史籍对同一时期的地点、事件和人物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常志》载“竹王”与《史记》《汉书》载“且兰君”应为同一人;《常志》载“庄蹻更且兰名为牂柯”并不可信;《史记》载“头兰 [索隐:即且兰也]”,索隐内容疑误。本文存误之处,敬祈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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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兰古国治所辨析

现贵州以且兰古国命名的古城有两座:一是福泉市,且将其凤山镇的羊老古城称为“竹王城”,云“夜郎侯竹王”,此称夜郎王城建在且兰国内,谬;二是黄平县旧州镇,现有仿古新建曰“且兰城”。以上言且兰治所在黄平或是福泉,都是依据庄蹻溯沅水伐夜郎的路径推断。

《史记》载庄蹻伐滇:“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常志》载庄蹻出征:“楚顷襄王遣将军庄蹻溯沅水,出且兰,以伐夜郎,椓牂柯系舡于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庄蹻伐滇或伐夜郎虽两本史志所记不同,但地理方位相较一致。刘琳先生注《常志》曰:“盖滇池一带本应夜郎之地”“溯沅水入贵州,经由清水江、重安江,舟楫可至黄平县境的重安镇。由此而西即达且兰(今福泉)”。

1.1 庄蹻沿水路西征并以之为治所的应为黄平旧州

《常志》与《史记》载庄蹻事,有两处不同:一是出征时间不同,《史记》为“楚威王时(公元前340—前329年)”,《常志》为“楚顷襄王时(公元前298—前263年)”;二是征伐路线不同,《史记》为“循江上”,《常志》为“溯沅水”。关于“循江上”,有学者认为是溯长江上至重庆巴地,再从重庆溯长江支流乌江进贵州安顺境内,因此且兰在今安顺一带;关于“溯沅水”,有学者认为是溯沅水至舞阳河,且兰治所在今黄平旧州较为确切。

关于出征时间也围绕路线之争展开,学界聚讼不休。笔者认为,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前,楚都城在郢(今荆州市),从郢发兵“循江上”和“溯沅水”均便利,庄蹻西征不管在楚威王时或是楚顷襄王时,不管是水路行舟或沿江步战,其行军路线都应遵循就近、便利的原则。

庄蹻两条出征路线比较,以今水道流经路线来看:路线一,从湖北荆州溯长江→重庆涪陵溯乌江→安顺市普定县三岔河,全长约1743km;路线二,从荆州溯沅水至贵州境,又有两条线路可供选,长江→洞庭湖→沅江市→洪江市,然后分为两条水道,即一条洪江市托口镇→清水江→黄平县重安镇,全程约1258km;另一条洪江市黔阳古城→无水(今舞阳河流域)→黄平县旧州镇,全程约1218km,溯沅水至黄平县旧州镇、重安镇距离悬殊不大,溯长江至安顺则比黄平县旧州镇、重安镇多约500km,根据就近的原则,从行军距离来看,庄蹻选择溯沅水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清水江和舞阳河两支水系在黔东南流经的水文环境及今福泉、黄平旧州的地理条件比较,笔者认为,且兰古国的治所应在今黄平旧州镇,而非福泉。

从水文环境来看,舞水至舞阳河至黄平旧州镇,沅江至清水江至黄平重安镇,其进入贵州段,清水江的峡谷地段狭窄幽长,两岸崖壁立如削、湾多水急,而舞阳河段则相较舒缓,利于行军行船;从驻军需要来看,黄平县重安镇四面环山,江两岸逼仄,不利军队驻扎及展开,旧州镇地势平坦开阔,平均海拔684m,气候温和、雨量充沛,万亩大坝一望无垠,土地肥沃,粮草产出丰盈,可供养大量的军队和提供作战用牲口;重安江上游只能通行小型渔舟的两条支流杨老河和两岔河都始发于福泉境内,福泉地处重安江上游地段,平均海拔1020m,较为高寒,坡地多而稻田少,产出较低,不适宜做大规模的军事囤防基地,福泉市距重安镇陆路100余里,且崇山峻岭,不利行军。因此,刘琳先生认为,庄蹻椓牂柯系舡重安镇,而以西去100余里的福泉为且兰治所,值得商榷。

综上所述,庄蹻溯沅水至舞水逆流拉纤运送兵丁和粮草等到达贵州最后一个码头——且兰,应为黄平旧州镇而非重安,在征服且兰后,再以且兰为后方军事基地,继而征服夜郎、滇国,后因秦并楚,留滇称王,夜郎、且兰当是其“分侯支党”中的一个夷君统治区域。

1.2 竹王当为且兰君,非夜郎王

紧邻杨老河的福泉市凤山镇羊老古城现仅存东门和多处城墙残垣,现立两块文物保护标识碑(见图1),一块名“羊老古城”,于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碑刻云:“相传汉武帝元鼎六年南征,拜唐蒙为都尉,开牂柯斩竹王,废竹王城”;一块名“竹王城”,于198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碑刻云:“相传为古代夜郎侯竹王所建,故名。明崇祯年间在杨老设驿站,建新城”;2004年,福泉市各乡镇并村,将凤山镇所属羊老、棉花土、牛角田三村合并,更名“竹王村”;此称夜郎侯为竹王,误,况福泉市既自称古且兰国,今去福泉县城23km地即为夜郎国治所,言羊老古城为竹王城者,盖因其城内建有竹王祠。认为夜郎侯即竹王,首见成书于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后汉书》:“夜郎者······以竹为姓。武帝元鼎六年······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牂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父祠。今夜郎县有竹王三郎神是也。”然,关于竹王记载首见成书于东晋穆帝永和十年(354年)的《常志》:“武帝转拜唐蒙为都尉,开牂柯,以重币喻告诸种侯王,侯王服从。因斩竹王,置牂柯郡,以吴霸为太守······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霸表封其三子列侯。死,配食父祠,今竹王三郎神是也。”刘琳先生注《常志》说:“《史记》《汉书》都未说到杀夜郎侯或竹王。而《后汉书》乃推演《常志》‘斩竹王’之说,谓:‘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后遂杀之。’似为臆说(成帝时还有夜郎王,足见其误)。”较《后汉书》《常志》成书更早的《史记》(约公元前93—前96年)载,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遂平南夷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成书于公元92年的《汉书》记载与《史记》略同(后详)。

就同一时期同一事件,《史记》《汉书》记载的是诛且兰君长,《常志》记载的是斩竹王,由此可推断《常志》所叙的“竹王”与《史记》《汉书》所叙的“且兰君”应为同一人物。《常志》载:“成帝时······陈立为牂柯太守,何霸为中郎将,······斩(夜郎王)兴”。刘琳先生引《汉书·天文志》校注《常志》:“陈立杀夜郎王兴是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十一月丁巳。惟《天文志》作‘夜郎王歆’,字异。”《史记》《汉书》载斩“且兰君”,或《常志》所称的“竹王”是汉置牂柯郡的公元前111年,末代夜郎王兴晚死于且兰君84年。

关于羊老古城内有竹王祠,刘琳先生校注《常志》引陈鼎《黔游记》:“竹王祠在杨老驿,去清平县(今贵州凯里清平镇)西三十里,三月间香火极盛。······黄丝驿(今福泉县西南三十里)亦有其庙。”现羊老竹王祠(当地人称“三王庙”)已毁无存,盖竹王三郎神庙之别称。刘琳先生注《常志》亦曰:“祠在夜郎县。后世川、黔、云、桂、鄂诸省一些地方亦有竹王祠”。

综上所述,羊老古城内建有竹王祠,并不能证明其就是竹王城,称“夜郎侯竹王”与《史记》《汉书》《常志》所载内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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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兰国地望辨析

2.1 庄蹻更且兰名为牂柯一说不成立

上文提到《常志》载庄蹻:“以且兰有椓舡牂柯处,乃改其名为牂柯”。范同寿先生据《管子·小匡》录有“牂柯”一词,言春秋时贵州已存在牂柯国。《常志》成书于公元354年,距汉灭且兰、降服夜郎国,以及旁部落置牂柯郡已过去465年,又牂柯郡治在且兰县,因此《常志》言庄蹻更且兰名为牂柯,可能收自后世之民间传言。袁炜认为,牂柯国并不存在,“牂柯”一词最早是公元前135年唐蒙在南越听闻而来,很可能是古越语“僮牯”一词的音译,意为牂柯江流域僮人的自称,与后世望文生义的“系船木桩”无关,其最早字形为“牂柯”,而非“牂牁”。《管子·小匡》所言春秋“牂柯”和《常志》《后汉书》所言战国“牂柯”不可靠。《史记》载:“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厓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可见,汉在本次灭诸夷置郡并不是以原有代表性的侯邑名称命名,牂柯郡应因“夜郎及旁众小邑”域内有“牂柯江”而统名之。《汉书·地理志·越嶲郡》注引应劭说:“故邛都国也。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盛休也。”此汉平邛都国及旁众小邑置郡并命郡名一例。

2.2 头兰非且兰

头兰与且兰为并列关系,皆夜郎旁“众小邑”之一,非太史公笔误。

方国瑜先生认为,《汉书》载“延水”误作“沅水”,《常志》载庄蹻“溯沅(延)”,先至且兰再入夜郎,当溯乌江而上,后登陆至贵阳而西,为当时夜郎与巴交通路线。《史记》载“汉发巴蜀罪人,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亦由夜郎还巴经且兰,巴与夜郎之交通,且兰当其孔道。因此,且兰在今贵阳至黄平地区,至于且兰城,疑在都匀,以其南之毋敛,始终与且兰同属一郡,关系至密也。

《史记》载:“头兰[索隐:即且兰也],常隔滇道者也。”又载:“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则由巴蜀至滇可自僰入黔,再由黔至滇。陈保亚认为,滇僰古道有两条,都是从宜宾出发,其一是“过金沙江到水富,然后沿横江、关河上行”全在今四川和云南境内;其二是“沿着南广河上行,经过高县、珙县、筠连,到威信、镇雄,再经过赫章、威宁、宣威、沾益、曲靖,最后到滇池。”。按方国瑜先生言,若且兰地东为黄平县境,则其西应至今赫章县,几乎穿越整个贵州省,则悖于《史记》关于“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的记载。方国瑜先生言,由牂柯江伐南越的“巴蜀罪人”(因罪充军的士卒)由夜郎还巴,“且兰当其孔道”,以此解释且兰隔滇道难免附会。南越王反叛时,由巴入黔的南夷道并未修成,史籍也未见关于“巴滇道”的记载。《史记》载:“建元六年,······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西南夷又数反······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可且罢,专力事匈奴。”汉武帝时只修通了僰道至牂柯江的南夷道,而由汉中、巴郡、广汉、蜀郡往西南夷道路并没有修通,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集中精力对付匈奴而暂时搁置了,以太史公严谨的著书风格,不会将“隔南夷道”写作“隔滇道”。

《史记》又载:“及至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索隐:即且兰也]。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柯郡。”《汉书》载:“及至南粤反······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会粤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斩首数万,遂平南夷为牂柯郡。”也许是受《汉书》的影响,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温水》曰:“水广数里,县临江上,故且兰侯国也,一名头兰,牂柯郡治也。”其意为旧时的且兰侯国,又名头兰。

《史记》的“汉乃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意为“汉朝于是派准备讨伐南越的八校尉将且兰击破”,然后南越已被其他军队击破,这些已击破且兰的“八校尉”京城卫戍部队率领巴蜀罪卒回撤,在撤军的路上顺便“将常隔滇道”的头兰诛灭,然后平定南夷为牂柯郡;《汉书》的“汉乃发巴蜀罪人当击南粤者八校尉击之”,将《史记》的“尝”改为“当”,将“击破之”改为“击之”,将“头兰”改为“且兰”,意思大变。《汉书》载“会粤已破,汉八校尉不下,中郎将郭昌、卫广引兵还,行诛隔滇道者且兰”,即可以理解为中郎将郭昌、卫广在带领皇帝内宫宿卫部队南下牂柯江讨伐南越时,是过了且兰的地盘后,且兰君才反叛的。实际汉武帝时的“八校尉”军团与“三中郎将”军团并不相互隶属,皆听皇命,往外派兵时的将军都是另外指定。按《汉书》记载,八校尉和两中郎将都被派出平叛,只剩一中朗将宿卫皇帝内宫,使京城空虚,有违常识。

2.3 且兰古国地望

刘琳先生注《常志》认为:“沅、湃二水上游皆且兰县地,包括今贵州东南部,东至玉屏、锦屏,西至都匀、贵定,南至丹寨、雷山,北至余庆、瓮安,均属其境。其首邑应在今福泉。”。王燕玉先生认为,应紧扣《汉志》的沅水所出:“汉且兰县当今福泉、黄平、瓮安、开阳、贵定、龙里、都匀北半部、麻江至凯里地。”方国瑜先生认为“且兰在今贵阳至黄平地区适为相当”。刘琳、王燕玉、方国瑜三人主要从水道流经、地理环境、历史沿革等方面,校考历世诸典籍之说,对且兰地理范围和治所进行考论,都认为其地望在今贵州省的东南部。

《汉书》载:“牂柯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县十七:故且兰(应劭曰:‘故且兰侯邑也’)、镡封、鄨、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宛温,毋敛、夜郎、毋单、漏江、西随、都梦、谈槁、进桑、句町。”根据补注,汉初置牂柯郡的17个县中,且兰县为七侯地之一,说明其地望不是太大,汉初置且兰县时是且兰国故地。《汉书》说诛且兰“斩首数万”,班固编《汉书》时(54—89年),牂柯人口为15.336万人。据《史记》载,建元六年(公元前111年),唐蒙跟汉武帝汇报说:“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且兰君反时,夜郎及旁“众小邑”并未参与,其遭“斩首数万”有些夸张,但其人口结构和地望基本符合“七侯地之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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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印证

因牂柯郡自蜀汉、西晋开始分郡,地理范围出现变化,故且兰古国的考古应以战国秦汉时期出土文物为证。截至目前,关于研究贵州考古的文献中,发现有该时期文物出土的地方有“赫章、威宁、务川、清镇、平坝、安顺、兴义、兴仁”、“毕节、普安”、“锦屏、天柱”,但均尚未发现简牍及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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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关于且兰古国治所及其地理管辖范围,学界有多种说法,多有争论,惟年代相去久远,古籍所载地理范围甚略,对其治所的确切地点和所辖具体地理范围均难以书证,需考古实证,且兰古国治所及地望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予以实证,相信随着考古路径的多样化和考古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将会一层层揭开且兰古国的神秘面纱。

作者:李 锲

来源:《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4年第9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宋柄燃

校对:贺雨婷

审订:汪鸿琴

责编:杜佳玲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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