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时报消息，不久前，中美金融工作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2024年10月年会期间，于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六次会议。
双方围绕两国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货币金融政策、金融稳定与监管、资本市场、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以及其他双方所关切的金融政策议题展开了专业、务实、坦诚且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阐述了金融管理部门为支持经济稳定增长而制定的一揽子政策，其中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用以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例如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等方面的政策。中方也就相关问题向美方表明了自身的关切。
在谈判进程里，美方提及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并且美方似乎认为这一情况对其本国工人的就业构成了威胁。
然而，中国的代表廖岷并没有被这一套说辞吓倒。
他当即予以回击，着重指出实现共赢才是最为关键的，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实际的合作才行。
说到此处，美国在近些年来于全球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颇为复杂。
加征关税、实施制裁，他们的此类手段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扰动。
会谈期间，中方特别就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等相关措施表达了严重关切。这也更加表明，在关乎国家利益的事务上，中方不会有任何的退让。
会议结束之后，副财长廖岷同美国财长耶伦开展了一次“礼节性会谈”。在会谈期间，双方既探讨了关税和制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剖析了涉及两国更为广泛的经济状况。
值得留意的是，会后发布的新闻稿里，中方全文未提及一个“共识”，也不存在任何“双方同意”之类的表述。由此可见，双方在经济领域相关问题上并未达成共识。
唯一的差别在于，在应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方面，两国暂时取得了一致意见。例如，当下全球经济正处于一个极不稳定且有着明显转折特征的周期，极具挑战性。在这种时刻，唯有各大国团结起来，就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才能够妥善应对这一风险。
于是，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议上取得的一项重要进展便是，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并且为发展滞后、收入水平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践行自身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
不知是场上的大咖们心态过于沉稳，还是宏观经济问题着实棘手。经过几番激烈的唇枪舌剑之后，耶伦出场时居然连财政部徽章都掉落了。这个意外的小状况倒也很生动地体现出美元如今所处的“尴尬”境地。
美方为何对中国的“产能”如此忌惮呢？实际上，这既与全球经济息息相关，又涉及到新能源、新兴产业的市场话语权问题。美国非常清楚中国产能优势所蕴含的意义。美国的这种“担忧”恐怕并非基于产业正义，而更像是其产业结构难以适应全球格局变化而产生的一种无力之感。
当下，美债已然突破35万亿美元这一巨大数额的关卡，美国无疑已经深深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就连身为世界首富的马斯克都对美国政府发出警告，指出其正走向破产的道路。
美国不断地滥发国债并且对此做法乐此不疲，这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问题呢？
美国身为全球金融霸主，其经济模式长久以来都是构筑于高负债之上的。一旦债务积攒到特定规模，相关问题就必然会暴露出来。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表明，今年8月，中国减持了19亿美元美国国债，减持后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额为7746亿美元。这是自今年6月第二次增持美国国债之后，连续第二个月进行减持操作。
中国作为美国国债海外的第二大债主，自2022年4月开始，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一直低于1万亿美元，并且整体上处于减持的态势。2024年1月，中国减持了18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由此开启了连续三个月的减持，在同年2月和3月，分别减持227亿美元和76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到了6月，中国增持119亿美元美国国债，这是2024年以来增持幅度最大的一次。而在7月，中国又减持了37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当下，美国总统竞选已步入白热化时期，民主党的卡玛拉·哈里斯与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这两位总统候选人，都在极力把自己打造成经济治理方面的行家里手。不过，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在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这两人的经济主张要是真的得以施行的话，都会使美国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
报告表明，不管是这二人中的哪一位执政，在其经济政策影响下，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比不上债务增长的速度。并且，在多数推演的情况之中，在他们的任期内，美国债务水平相较于当前，增速会更快，数额也会更大。
中美两国在根本上都有着稳定双边经济关系的强烈意愿。中国方面，需要凭借持有美国国债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进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而美国一方，则依靠中国成为其主要的债券持有国，从而填补自身数额巨大的财政赤字。
然而，随着贸易争端的不断加剧，双方渐渐开始摆脱对彼此的经济依赖关系。中国正在大力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并且逐步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谋求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强化制造业等手段来缓解债务压力。
这种彼此游离的态势，必定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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