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印象中，毛泽东脸上的“伟人痣”似乎一直就有的。毛泽东的伟人形象，在我们的心里早已根深蒂固。
但是，最近在浏览毛泽东各个时期的照片时，却惊奇地发现：毛泽东年轻时脸上并没有痣。
1927年，毛泽东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照片上，没有痣。
1933年，毛泽东
即使到了1933年，毛泽东在瑞金和红军官兵的合影照上，依然没有痣。
1936年，毛泽东
而到了1936年，斯诺拍摄的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的照片，则赫然有了痣。
1935年，毛泽东
在网上又细心搜索了一下，找到了一张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不久的照片，尽管是个侧影，但放大后似乎隐约可见那颗“伟人痣”了。（没搜到1934年的照片）
是这样吗？带着疑问去网上查阅资料，终于发现有关毛新宇（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岸青与邵华之子）的一段资料，才恍然明白。
2011年，为建党90周年献礼的电影《建党伟业》将要封机之时，毛新宇夫妇去剧组考察。夫妇俩忽然问了剧组一个问题：“毛泽东脸上有痣吗？”导演说：“有。”毛新宇说：“毛泽东脸上有痣，是1935年的事，建党时脸上没有痣。”
毛新宇少将不仅是毛泽东唯一的嫡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专家。他的结论是可信的。
1935年，毛泽东42岁，可谓中年得“痣”（ 志）。那么，1935年发生了什么大事呢？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和红军选择了毛泽东，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然后，胜利走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在搜集、阅读有关遵义会议的史料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遵义会议自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开了三天，以及主要内容，已成共识；但这三天的会议具体每天是如何召开的，却鲜有文章清晰地阐述。
下面让我们依据史料，还原遵义会议的某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了解毛泽东是如何“中年得志（痣）”的。
早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便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权。到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2年余的时间，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撤离红都瑞金突破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红军由最鼎盛时的十五万多（据陈云《遵义会议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三年红五月直到一九三四年九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红军将士锐减至三万余人，红八军团番号撤销。
在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毛泽东不再沉默，站了出来英明地为红军指明了方向：通道转兵（放弃去湘西，转向贵州）。随后，经过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迎来了伟大的遵义会议。
会议时间：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深夜。
被抽调出来担负南门警卫任务的红军战士杨世林生前曾回忆：遵义会议从15日起连开了3天，都是在晚饭后进行，第二天凌晨才结束。选择晚上开会的原因，是考虑到防空。
遵义会议会址
会议地点：贵州军阀、时任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的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二楼。
会议主持人：博古。
参加会议人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共计20人。
会议议程（原定）：（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由此可见，原定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而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
会议召开经过：
1月15日晚
据杨世林回忆：这晚，贵州城飘着淅淅沥沥的冬雨。毛泽东披着一件带补丁的袄子、手里夹着烟，和张闻天一起来的。王稼祥是被担架抬着来的，他发着烧，身上还有枪伤。李德来得最晚，穿着笨重的大皮鞋。
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
根据《杨尚昆回忆录》，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
开国少将林伟的长征日记，也证明了上述情节。
开国少将林伟的长征日记手稿
“1935年1月16日（阴）军委指示：中央在遵义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在五次战争中的工作，目前形势，由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又因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央决定有鉴于这种新的形势，估计中国革命高潮不久即将到来的情况。为迎接新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必须从黔北地区北上，准备在泸州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取得与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会合，以便进到接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前线的地区建立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动全国人民的反日斗争。”
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
先由博古作主报告，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开讲。
博古的报告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和“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是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1、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过于强大；2、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党对白区的工作领导没有显著进步。因此，瓦解敌军工作做得很差，游击战争开展得不够，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默契、没有那么密切、后勤补给工作没有做好。
据《伍修权回忆录》，博古看出了当时的形势，对军事路线作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对大家说：“这次战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取胜，有各种客观原因，不容否认。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
周恩来详细地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指挥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接下来，是洛甫（张闻天）的“反报告”。 他从口袋里取出准备好的报告提纲，边看边对大家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判。”
张闻天首先否定了博古的总结，认为总结没有实事求是。他反问博古，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为何前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批评博古把李德奉为“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而李德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凭想当然瞎指挥。
张闻天的发言令博古十分震惊，这是他没想到的。作为同是“国际派”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
张闻天的报告做了一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凌晨0：30时了，博古说：“今天的会议就进行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
1月16日晚
会议进入第二天。这晚的会议一开始，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他一讲2个多小时。他的长篇发言没有留下历史记录，但是据陈云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讲的话，在一年多以后，被他自己整理并写成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那篇军事上的光辉力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有意避开了政治路线的问题，把“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归纳为了三个”主义“：1、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要夺取一省或几省的胜利；2、防守时的保守主义，与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持久战、叫花子和龙王比宝，怎么能不输呢？3、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出逃、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
毛泽东针对李德的排兵布阵指出：“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据《伍修权回忆录》，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后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求实》上发表纪念文章《长征路上的毛泽东》，证明了上述情节。
她这样描述当晚的情景：1月16日，会议进入第二天，也是最紧张最关键的一天。在静悄悄的黑夜中，贺子珍等待毛泽东回家。一串熟悉的脚步声响起，贺子珍赶忙去开门。未等毛泽东的双脚踏进屋，贺子珍就急切地问：“会开完啦？你，你怎么样？”毛泽东笑着说：“不错，今后有发言权了。”
后来，毛泽东给李敏讲起遵义会议时，再次回顾了那晚的情景，愉快地说：“你妈妈等我等我等了好久。两眼紧巴巴地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当时，躺在椅里的王稼祥，用一只手轻轻按着腹部的伤口，坚定地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
王稼祥应该是当时所有留苏阵营里，最早觉醒并支持毛泽东的一个人。在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是唯一一个完全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并坚决不同意撤销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人。
这时，负责共青团中央工作、支持李德、博古的凯丰（何克全），突然站起来对毛泽东发难。
1962年，毛泽东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的一段谈话，还原了当时的情景：
“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聂荣臻接着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总司令朱德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然后，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都以具体的战例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巨大牺牲。
王稼祥明确提出要换领导班子，其他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同意。
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深夜，会议结束了。博古各种情感交织，使得他一夜未眠。后来，在《长征风云》这部书中记录了他用一首诗表达了当晚的心境：“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1月17日晚
会议一开始，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和朱德等同志对“三人团”所犯军事路线错误的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
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过去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
除了惊呆了的李德、博古，周恩来的诚恳讲话得到了与会者热烈鼓掌。
讨论至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二)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始人伍云甫的长征日记中，有这样一个细节：1935年1月9日毛泽东进遵义城的时候是一个阴天，而参加完遵义会议离开遵义城的这一天，也就是1月19日，黔北冬日阴雨连绵的天空此刻已经放晴。
有人这样评价遵义会议，它是一次近乎完美的会议，这次会议中有斗争、有埋怨、有指责、有发泄，但是唯独没有愤恨、没有私仇、没有阴谋、没有分裂。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1936年10月下旬，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84年，一位七十六岁患有心脏病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作家专程来到中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
他以红军般的勇敢和坚毅，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爬雪山，过草地，穿激流，登险峰，中途战胜病痛折磨，坚持越过了千山万水，穿过七八个省份，历时七十四天，终于从江西到达了陕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寻访，写出著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索尔兹伯里在该书中写道：
“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路——就这样确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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