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在其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成就。铜钱和纸币作为传统货币曾一度无法满足商品经济的需求,而异域的白银却为明朝带来了新的机遇。明朝时期,海量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改变了货币供给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明朝如何获取并利用白银?白银又是如何成为当时世界主导货币的?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为了维系国家运转,遵循了前朝制度,将铜钱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可是中原自古以来就铜矿储量贫乏,加之开采和铸造技术相对落后,很快就出现了铜钱供应短缺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窘境,明政府决定发行纸钞,以纸钞作为辅助流通货币。
纸钞初期确实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明朝经济也因此一度蓬勃发展。但随着朝野对纸钞发行制度的规范意识淡薄,加之缺乏有力的管控措施,朝廷很快就滥发纸钞,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据记载,到了弘治年间,纸钞已贬值了上千倍之多。眼见纸钞彻底失去信任,明政府不得不将其革除。
铜钱和纸钞双双退出舞台后,明朝的货币供应遭遇了空前的危机。由于官铸货币匮乏,民间不得不自行铸造劣质铜钱作为货币使用。一度之间,丝绸、米麦等实物货币重新成为主流,经济一举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旧模式。正当明朝经济陷入停滞之时,一种新兴的货币悄然登场,开启了明朝白银货币纪元。
从早期的小范围民间使用,到后来的官方承认,白银货币最终在明中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这一转变不仅打破了明朝长期依赖铜钱和纸钞的困境,更为即将到来的世界贸易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白银之所以能够大规模流入中国,并非偶然,其背后暗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早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就抵达了中国的海疆。作为当时欧洲航海事业的先驱,他们很快在珠江口的澳门立足,开启了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往来。葡萄牙人对中国丝绸、瓷器等商品向往已久,而明廷对外贸易政策的放松,则为双方的交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初,葡萄牙商人从远道而来的货物甚少,只能用白银与中国商人交换所需之物。但白银对明朝来说实属稀缺之资,葡萄牙人的到来恰逢其时。随着两地贸易的不断发展,葡萄牙商队往返的白银货柜也越来越满载。
不过,真正将大量白银引入华夏的,还得归功于葡萄牙在亚洲的殖民活动。17世纪初,葡萄牙在远东扩张步伐达到顶峰,将马尼拉、马六甲和澳门三地纳入了殖民版图。这条贸易航线被誉为"环绕亚洲的银弧",将新发现的美洲白银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内地。
伴随着欧洲列强在亚洲扩张的步伐,英国和荷兰两国也迅速崛起成为新兴的海上强国。为了在东方建立贸易据点,英国于1600年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荷兰紧随其后于1602年效仿。两家公司在亚洲设立了众多商馆,并逐步将白银贸易业务开展至中国沿海地区。
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通过驻扎在广州的商馆与中国进行白银交易,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将白银运往广东与福建等地的据点。两家公司从西班牙的墨西哥和秘鲁获取白银,再沿海上丝绸之路转运至华夏,获取中国的丝绸、陶瓷等商品后再远销欧洲。
日本列岛虽然在自然资源方面一向不足,但在白银储量方面却出人意料地富足。到了16世纪,日本国内的白银开采技术突飞猛进,产量直线上升。与此同时,中国手工业制造业的兴盛,也让日本对华商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然而,明朝中期对日本通商政策一度十分严格,两国直接的贸易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于是,葡萄牙人利用自身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优势,将日本白银和中国商品的互换贸易生意全部纳入了自家的买卖体系。葡萄牙商船将日本白银运往澳门,再用白银换取中国土产,然后再运回日本出售获利。如此循环往复,明朝从日本获取了大量白银流入国内。
明朝中后期,大量白银的流入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一方面,蓬勃的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了白银货币的流通范围。另一方面,白银作为通用等价物的角色被广泛认可,也极大地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商品流通。
在华贸易活动中,各国商人依赖白银完成对华本币的兑换,进而获取中国的出口商品。随着中外往来的增多,白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了应对源源不断的白银外流,明廷不得不开放国内白银开采,并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钱铄总局,负责白银货币的发行和管理。
与此同时,各地也掀起了白银矿山的开采热潮。江西、湖南、广东一带的银矿尤为丰富,开采出的白银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能出口外销。大批白银涌入市场,其货币职能逐步得到官方的承认和重视。在国内,白银也渐渐取代了铜钱和纸钞,成为城乡交易中的主导通货。
伴随着白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上升,明朝中后期的商品货币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大批手工业城镇,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作为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所生产的丝绸、瓷器、家具等手工业制成品,成为了重要的出口商品,通过海外贸易源源不断地换回了大量白银。
与此同时,手工业品在国内的流通也日益活跃,农村地区的农民经常将自家的农产品与手工业制成品相互交换。尽管大宗商品交易依然以白银结算为主,但其他许多日用品交易中,就出现了直接以物易物的情形。
此外,为了满足商品交换中白银货币的需求,产生了一批专门从事白银钱币铸造的作坊,将外来白银锭重新加工成便于流通的银钱。随着白银日益成为社会主导货币,涌现出大量的钱庄、铺行等金融机构,为白银货币流通活动提供各项金融服务。
时至明中后期,白银货币在国内的流通已不可阻挡,明政府也开始着手对银钱政策进行系统性的改革。所谓"银钱并用"政策由此应运而生,将白银正式纳入官方法定货币体系,与铜钱等价并行使用。
在这一重大转折之后,明朝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银钱相关政策以规范白银货币流通秩序。比如,规定银钱可用于缴纳赋税,并明确了白银钱币的等级制度和铸造规格等。到了万历年间,朝廷还颁布了专门的《钱法》,为白银货币的流通管理划定了准则。
明朝获取白银的主要来源,除了外国输入之外,国内丰富的银矿资源也功不可没。明代中后期,江西、广东、湖南等地区先后发现了大规模的银矿,成为明王朝采银的重地。
其中,江西赣州一带的银矿最为著名。早在明初,赣州就因"银山"之称而广为人知。到了万历年间,官方在此设立了专门的采银机构——银厂,聘请工匠集中开采银矿。仅赣县一地,就曾一年之内产银达数百万两之多。
广东韶关地区同样盛产白银。万历四十五年,因为韶关银矿蕴藏丰富,朝廷特意派遣专员前往监管。之后几十年间,来自韶关的银料年产就已高达六七万两。
除此之外,湖南常德也是明代重要的产银之所。明末年间,常德一带的银矿年产量高达三十余万两,可见当时开采之勃勃。
明朝后期,随着中外海上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一条贯穿亚欧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形成。从波斯湾到印度洋,再到东南亚群岛,以及中国沿海各大港口,构筑起了一条充满生机的商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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