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在这场否定左倾路线的重要会议中，有一个人却站出来积极维护左倾。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些言论，甚至还把矛头对准了毛主席，此人就是凯丰。
他当时对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 《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凯丰的这番话毛主席并没有在乎，反而后来还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
就在遵义会议的两个月后，凯丰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原本积极拥护左倾，抗拒毛主席指挥的他，一下子成为党内坚决拥护毛主席的人。在后来的两河口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凯丰坚决支持毛主席，甚至多次发表文章批评一些分裂人士。
凯丰本名何克全，他早年就参加学生运动，年轻时期就投身革命。凯丰有着不错的文化基础，这让他受到了组织的重点培养，大革命失败后，他与许多青年才俊一样被送到了莫斯科留学。
回国后，他受到了左倾势力的重视，在左倾一派的引荐下，凯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就在党内担任了要职。
此后，他长期负责文化宣传等领域的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或许是一直与左倾一派工作交流，凯丰一直拥护左倾路线，并没有发觉这在当时已经不合时宜。
因此，在遵义会议上，他毫不留情的挖苦毛主席。
然而凯丰却有一个极为难得的地方——他平日做事都是光明正大，哪怕批评人也是公开指出，从不搞任何阴谋诡计。
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也会大大方方承认这一切，所以他看到毛主席并没有记在心上，反而带领中央红军摆脱困境，让革命又有新的希望后，凯丰开始理解并学习毛主席的思想。
从这开始，凯丰也完全被毛主席所折服，他完全认同了毛主席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划，还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曾经错误，成为毛主席身边的得力助手。
中央抵达延安后，凯丰与毛主席一起搞起了延安的文化教育机构，抗战爆发后，他又担任了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内的高层之一，参与到各类大事的决策中。
在延安期间，凯丰为延安的文化宣传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还参与创立了《解放》杂志。后来他前往长江局，与周恩来一起参与到了南方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中。
在武汉工作的期间，凯丰几次遇到了重大事件，红四方面军有主要领导人离开党组织的时候，凯丰也与周恩来一起去见了他，想尽办法要劝他回来。
每当到了重大事件的抉择时，凯丰从不含糊，他也因此成为周恩来身边的重要帮手。
由于自己在党内工作多年，相关经验丰富，凯丰长期负责宣传工作。当然，他也一直没有放弃学习，多年以来一直在研究毛泽东思想，在学习的过程中他对毛主席愈发崇拜，成为党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
解放战争期间，凯丰来到东北工作，继续负责东北局的宣传工作。毛主席对凯丰的能力十分欣赏，两人经常有着书信往来，凯丰非常喜欢与毛主席沟通学习他的工作经验，毛主席也乐于和他分享自己的心得。
由于这个习惯，凯丰每当有自己的想法或者建议，他就会直接与毛主席等人沟通，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曾导致被人误会。
1952年，凯丰正式担任了沈阳市委书记，有一次他正好看到了中央宣传部制作的有关“三反运动”纪录片拍摄的草案，见到里面有中央领导的镜头，凯丰觉得有些不妥，他就向毛主席提了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没想到这件事让当时的东北局书记知道了，这位高书记认为凯丰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是瞧不起他，故意针对自己，他对此十分不满，两人就这样产生了矛盾，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就专门联系了这位书记。
毛主席对他表示：凯丰的做法他认为是没问题的，若是有意见还不报告，那反而是不好。在两人争论的问题上，毛主席支持了凯丰。
不久之后，凯丰离开了东北，进入中央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从参加革命以来，凯丰一直受到重用，所以此时此刻他也铆足了劲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可惜长期的劳累，让凯丰的身体变得十分糟糕。来到中央之后没多久，凯丰的病情加重，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当然也无法正常工作。无奈之下，凯丰只能暂时退出一线，选择去养病。
没想到他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因病去世。
凯丰的离去无疑是国家的一重大损失，他成为了当时又一位英年早逝的建国元勋，让人颇感遗憾。毛主席后来经常想起与凯丰的往事，对凯丰的评价满是欣赏和钦佩，可惜他和任弼时一样走的实在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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