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氏五杰老三：建国后成为浙江首任省长，而且还是专家型领导！|沙文汉|沙氏五杰|浙江省|胡愈之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五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他们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有人说，沙氏五兄弟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革命史。

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沙氏五杰”的老三沙文汉。

发动工农运动

1908年沙文汉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沙村，原名沙文沅，字文舒，化名陈元阳、张登。

前文我们说过，由于父亲早逝，沙家孩子又多，大哥沙文若便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从浙江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先后在宁波两个大户家里做家庭教师，还一度执教鄞县（现鄞州区）梅墟求精小学，以所入养家。

在大哥的资助下，沙文汉和四弟沙文威也先后考入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由此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这期间，沙文汉受二哥沙文求的影响，开始接触《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并在学校结识了汪维恒、王鲲、杨眉山、卓兰芳等一大批往后在浙江革命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精英人物。半年后，沙文汉转入甲种商业学校。

1925年4月，年仅17岁的沙文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他的二哥沙文求和四弟沙文威也在这一年先后入党。

同年夏，沙文汉在宁波带头参加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爱国斗争。在斗争中，他迅速成长。

从此，三兄弟为了共同的理想谱写了人生的传奇。

翌年6月，沙文汉放弃大哥沙文若为他介绍的银行工作，回到家乡，接替二哥沙文求继续从事农运工作。他组织农民协会，成立村中共支部，任书记。

事情是这样的。

1926年初，受党的指派，他的二哥沙文求回家乡沙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创办夜校，成效显著。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沙文求奉调离开鄞县前往革命根据地广州。

沙文汉接替二哥工作后，在二哥工作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成绩。

当时，正值北伐战争之际，工农运动日益高涨。为了配合农民运动的展开，宁波地委决定将鄞县沙村与奉化松岙、马头三个党支部合并为中共忠义区部委员会（又称“鄞奉部委”），卓兰芳为书记，沙文汉任组织委员。

为配合夏超独立，他们发动奉化松岙、杨村等八个村的农民，手执大刀土枪，攻打设在翔鹤潭村的盐局和税关，缴获长短枪十几支，没收七间盐仓的食盐。

但在强大的反对派面前，很快失败，沙文汉只得一度避往镇海。

1927年元旦，乘浙军第一师独立、宁波段承泽军阀部队闻风逃遁之际，中共忠义区委又组织发动奉化各区乡数千农民进城配合县城大桥的学生和其他市民，轰走了奉化县的知事，大大推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

然而事隔不久，1927年4月10日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提前在宁波发动“清党”。宁波地委及其各支部均遭破坏，近百名党团员遭逮捕，沙文汉被通缉。

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各地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清党。9月间，接浙江省委命令，沙文汉重回宁波工作，任市委监察委员，兼管东乡农民运动。11月，他被调到鄞奉边区任中共奉化区委书记，主要任务是整理旧部，组织暴动，夺取宁波及奉化城。

在他的领导下，区委迅速组建农军，筹办武器，发展党的组织。至12月底，奉东、鄞东组织了一千左右的农民，并建成了九个支部，共一百多名党员，收拾了十来支长短洋枪和几十支土枪。

随后，他组织领导了芦浦暴动，打响了宁波地区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运动第一枪并影响全省。

然而，由于此前消息已经走漏，国民党在鄞县芦浦等地大肆搜捕，农军骨干数人被捕，两处机关被毁，区委与各地的联络也已中断，致使暴动未动而止。

沙文汉在山上被围了几天，最后成功脱险。但此事连累沙村老家被洗劫，五弟沙文度被当地土豪恶霸抓捕，差一点被扔进施村前面的深潭。

在困境中坚定信仰信念

沙文汉“愤怒到极点，誓不能与中国国民党两立”。1928年1月，他被迫转移至上海，一面通过大哥沙文若的资助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一面从事团的工作，先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党团书记、上海法南区团的区委书记、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苏省委青工部长兼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等职。

由于白色恐怖，党组织损失严重，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纷纷脱党。尽管沙文汉也处境异常艰难，甚至曾三次失掉与党组织的联系，但仍然痴心不改，始终如一地追随共产党。

他曾作诗《自勉》：

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贫遭街犬侮，病妒塞鸡鸣。楚国虽三户，秦王徒万兵；勿云时未至，有志事方成。

1929年7月，他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到莫斯科少共国际马列学院学习，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那里，他结识了自己的挚爱、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陈修良。

1930年5月，沙文汉结业后回国来到上海，被派任共青团法南区委书记。同年秋，被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人部部长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从事秘密的工会运动。

1931年后因患重病休息，暂时失掉组织关系。

1932年2月，为了找到党组织，他和夫人陈修良不惜漂洋过海寻到日本去找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在《灯蛾》一诗中自喻，表达了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党献身的坚定信念：

“灯蛾也会矢坚贞，争取光明拼一死，了此微生”。

来到东京后，他考入了日本铁道学校，并参与国际、国内情报系统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终于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1932年，沙文汉遭到了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一伙的打击（在莫斯科起就一直反王明），不给他分派工作。作为职业革命家，沙文汉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贫病交加，经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几顿饭，几次因饥饿晕倒在上海马路上。

大哥沙文若了解后，在南京收留他养病，并介绍他到安庆教育厅任小职员，解决生计。

可是不久，他的党员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身逃离了安庆。

1934年秋沙文汉回到上海，经组织安排，不久重返日本东京。1935年10月，他在东京又一次同上海失去组织联系。不得已，他又回到上海，几经周折终于接上关系。

领导外宣和统战工作

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重建上海地下党并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调查、整理在职工人、学生、妇女中以及文化、戏剧界等方面得以保存下来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阵地。

沙文汉临危受命，主要负责清理文化界和学生界的党组织。

1937年秋冬间，上海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沙文汉任宣传部长，主管文委和学委，领导上海文化界和学生界的党组织，直至1942年秋江苏省委撤离上海。在此期间，沙文汉在文化战线线上大展宏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坚持舆论先行。沙文汉既有苏联的留学经历，也有在日本的工作经验，理论功底扎实，对日本又有深入的了解，当抗日救亡的浪潮日渐高涨时，他以叔温、陈叔温为笔名在《世界知识》发表了一系列的国际时事评论，一方面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以事实为据，结合自身在日本的经历，揭示日本外强中干的实质，以此来消除人们心中的恐日病。

此外，沙文汉还在《东方杂志》、《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国农村》半月刊等杂志上撰文，公开号召民众组织游击队进行全民族抗战，宣传了我党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的政策。

冲破文化封锁。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英法租界成为孤岛。虽然条件恶劣，但上海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仍然聚集了许多著名的文化人，如胡愈之、王任叔、周建人、郑振铎、孙冶方等。沙文汉便和这些战友们和衷共济，利用一切形式，冲破敌伪的文化封锁，坚持领导抗日文化事业。

他先后主编省委主办的党内秘密刊物《真理》和《党疆的生活》，宣传党的基本知识和政策方针。他又利用群众团体出版公开的刊物和报纸，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影响很大。为了出版进步书籍，沙文汉指导文委团结一批进步文化人士，以复社的名义，先后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鲁迅全集》、《续西行漫记》、《资本论》等著作。

1939年4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又借美商好华图书公司的招牌出版《时论丛刊》，大量刊载周恩来、朱德、项英、陈毅的文章，并转载列宁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文章。

这些进步报刊和书籍，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窗口。

沙文汉还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文委书记孙冶方等商议，以文委出面开办上海社会讲习所（后改为社会科学专科学校）。讲习所共办了四期，为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开展武装斗争和策反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沙文汉还负责“外县工作委员会”，接替张爱萍担任江苏省军委书记，领导上海、江苏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先后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游击区，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游击区，建立了江北特委、青浦工委，领导抗日武装斗争。

在浦东地区，省委还领导了以连柏生部队为主的游击队。但由于浦东范围狭小，游击队难于发展，大部分便转移至浙东，成为浙东游击纵队的基础，1940年春夏间划归新四军由谭震林统一指挥。

1942年秋，沙文汉随省委撤到淮南抗日根据地。

1943年起先后任中共华中局党校教务处处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部长、城工部部长。

国共内战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部长，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和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副书记，并分管南京、杭州的地下情报工作。沙文汉深知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为了配合解放军前线作战，沙文汉和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等一起继续致力于统战工作，致使国民党后院起火。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变本加厉地加强了对国统区思想文化界的控制。许多进步人士被捕杀，许多进步报刊被查封，形势十分严峻。

沙文汉凭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重建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严格执行党的隐蔽政策，利用各种方式与敌人周旋，或公开或隐蔽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介绍国共双方的战争实况。

沙文汉和文委还特别关心影剧界的工作。1948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影剧协会，广泛联络影剧界群众，做好上层统战工作，扩大了党在上层人士中的影响。

内战爆发以后，国统区人民反战呼声日渐高涨，上海局因势利导，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突破口，上海等地同时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爆发了。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是“第二条战钱”。这条战线的形成，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加速了人民革命胜利的进程。

1948年下半年，国共内战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胜利在望，上海局专门成立策反工作委员会，张执一任书记、沙文汉任副书记。沙文汉直接分管南京的策反工作，而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正是他的妻子陈修良，而他的四弟沙文威则是南京市委领导下的中共南京市委“策反委员会”书记。

沙文汉清楚地记得：1946年4月，他送妻子陈修良潜入南京任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那时的南京军、警、宪、特多如牛毛，共产党的南京市委前八届书记都已牺牲，此去南京，任务艰巨，危险很大，于是，他作“丙戎春送修良主持南京地下党工作，赠诗以壮其行”：

男儿一世重横行，巾帼岂无翻海鲸？欲得虎儿须入穴，如今虎穴是南京。

在他们兄弟和夫妻的努力下，中国国民党海陆空军纷纷宣布起义。仅沙文汉直接参与策划和指导下起义的就有：

中国国民党军舰“重庆号”（这是国民党最大的军舰）上海起义：张权起义；中国国民党空军俞勃驾机在南京起义；国民党九十七师在南京起义，师长王宴清还带来了绝密的江防地图。

具体策反过程，笔者曾在介绍老四沙文威详细铺叙过，在此不再赘述。

这些起义的成功，给国民党政权敲响了丧钟，加速了南京、上海的解放。

1949年后，沙文汉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1954年12月，沙文汉担任浙江省省长兼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

1956年7月，在浙江省党代会上，时任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浙江省省长的沙文汉在会上发言，明确指出党政不分问题，主张党政分工、实现党内民主。

这些意见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

1957年10月，开始揭发批判沙文汉，说他所提出的“党政分工”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包庇党内外右派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黄源等”。12月13日，沙文汉和杨思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彭瑞林（省委常委、省检察长）、孙章禄（省委委员、财贸部长）四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定性为“共同反党”的“反党集团”，同年12月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身处逆境中，沙文汉仍坚定信念。从1957年错划为右派后，他想研究党史和编地方志，但是都没有被允许，他渴望为党为人民再做一点贡献，以便“春蚕到死丝方尽”，最后只好去研究历史——中国的奴隶社会。

他起早落夜阅读了大量古籍和文献史料，以及甲骨文、金文等，做了大量笔记。一盏孤灯，一间陋室，一身病躯，一把蒲扇，一盆炭火，春、夏、秋、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写出了《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一书，约八万多字，在1963年七一前夕，送到省委统战部，作为给党的生日的献礼。

这本书是二十几年之后，先由《浙江学刊》发表，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许多专家学者给予很高评价。

沙文汉还是著名的古体诗人，错划右派后，他在身体极度衰弱情况下，写了“病中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