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芦苇的秤
叶如瑄
小麻雀喜欢
落在芦苇的秤上
称一称自己
是胖麻雀
还是瘦麻雀
02
付以修
花有故事
虽然不能告诉我
但是
蝴蝶告诉了我
03
支票
刘颢邦
明天，一定给你买
过几天，等忙完咱就去
妈妈开出的支票
存着我遥遥无期的心愿
04
树说
安重藩
风说:
你是我播的种子，
你就要听我的!
树说:
我长在我自己的根上，
你别老来惹我。
妈妈说:
你是我肚子里长出来的，
你要听我的！
我说:
我长在我自己的身体里，
你别总是管我。
05
读《夏洛的网》
朵朵
我不喜欢《夏洛的网》的结局
因为最后小蜘蛛夏洛死了
它太可怜
只陪伴了我一本书的时间
但我能让它重生
就是再看一遍这本书
但我知道它终究会死去
我还是把书翻到它最幸福的那一页
希望它永远不死
可风会在我不经意的时候
把书吹到最后一页
了解语言，走近诗教
黑女
《最后一课》是法国小说家阿尔丰斯·都德的一篇小说作品，写于1873年。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普鲁士占领后禁教法语，改教德语。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小弗朗士迟到了，他发现这天一切都不同。师生和坐在教室后面的镇公所的人都异常严肃，老师也没有批评他，反而温和地让他坐下。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的确如此，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世界几个古国唯一没有中断的，虽然异族入侵，但他们很快被中国文化征服，变成了地道的中国人。
语言是思维的基础，交流的工具。离开这个工具，人和人站得再近，也是远隔千里。
《圣经》中载，当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巴别塔，引起上帝的不快，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这是一个宗教故事，但形象地说明，如果人类没有语言文字，不可能有社会，人类是一盘散沙。如果没有语言文化，人类也不可能进步。巴别塔的故事，是语言的工具性的重要表现。
《淮南子·本经训》等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对这句话有多种解释，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这样认为：“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还有一种解释说，有了语言，人和神可以交流，可以传达神的旨意，使鬼无法再作乱。可见在中国古人看来，语言文字是有神性的。
任何一种艺术都是在语言艺术的基础上思考和前行的。因此，语言艺术是艺术中的艺术。语言艺术在文学，而诗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因此，最高的语言艺术在诗。正如简·赫斯菲尔德所说：“进入一首好诗，一个人的感觉、味觉、听觉、思维和视觉都会发生改变。如果我们不能被艺术的存在和它的神秘之手改变和拓展，那为什么还要要求艺术进入生活呢？” （《十扇窗：伟大的诗歌如何改变世界》）
语言的艺术性，在中国古代叫“文”，《左传》说“言之无文，传而不远”。 《论语·雍也篇》说“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内容与技艺的关系非常微妙。
当语言成为一门艺术，表达就与人的修养境界产生密切关系。奥地利哲学家、语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提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居住在语言之中，思想家和诗人乃是这个居所的守护者”。当我们不知道一个词时，不会思考它，更不会践行它。所以，言和行具有密切的关系。
语言可以塑造民族性格、民族灵魂。一个人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德语的逻辑性极强，所以德国哲学很发达。再如，中国古代汉语是单音词，歧义多，理解空间也大。中国古代诗学和文论都是重体悟，重玄思，片断化，没有严密的逻辑和推理，这就和我们的语言有关系。
一个民族的语言受到污染，这个民族的精神一定会随之败坏和衰颓。世界上最著名的例子是纳粹时期的德语、我国文革时期的汉语。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简单、粗暴、程式化，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充满强权力量和意志。
这种语言统治、摧毁身心，在无形之中让人丧失良知与理性。美国历史学家格伦伯格称纳粹的语言是“扎进（德国人）下意识软肌肉里的渔叉”。这些带钩的渔叉扎进了德国人的日常语言，也扎进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由此形成的“常识”之中。
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对那段历史记忆犹新，很多学者专家专门研究了那段时期的语言，反思它对汉语造成的伤害。它的特点是暴力化、幼稚化和粗俗化。为了那段历史永远成为过去，我们不应该忘记它，而是时刻保持警觉和批判性。
比利时诗人卡列姆的诗形象地表达了语言文字和思维的关系，题目是《我学写字》：
当我学着写“小绵羊”，
一下子，树呀，房子呀，栅栏呀，
凡是我眼睛看到的一切，
就都弯卷起来，像羊毛一样。
当我拿笔把“河流”
写上我的小练习本
我的眼前就溅起一片水花,
还从水底升起一座宫殿。
当我的笔写好了“草地”
我就看见在花间忙碌的蜜蜂
说到这里，我们语文教师就更加了解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了。语文教师是教师中的教师。所以一方面要感到职业的骄傲，另一方面要对语言文字抱持敬畏心。要时刻注意自己和学生的日常用语，从语言的使用判断学生的内心状况，用美好的语言塑造学生的心灵。
诗人提升一个民族感受性的同时，也为民族语言注入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做诗教的重要原因。
当人类的基本生存得到保障后，就开始追求美，这既是生物特性，也是进步的根源。关于美的本质和特征，在美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学说，大致分为这么几种：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与功利无关；认为美没有客观标准，它只存在于鉴赏者心中等等。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狄德罗首创 “关系说”，这关系分为两种，一种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即客观存在的关系，二是事物在“我”心中唤起的关系，即察知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具有客观性，更具有主观性，因为“美的事物只有面对审美心灵才美”。在这种关系中，“唤起”是核心。我们经常说“世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表达的正是此意。
最能说明诗之美的，是狄德罗的观点，因为诗正是处理万物之间的关系的语言艺术。这个关系包括诗人和自我的关系、与万物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诗与思的关系等等。
美育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但我还是想和大家一起回忆一下我国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一个思潮：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理论最直接的提出者，通常认为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这个思想最早来自18世纪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席勒，他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设计出一套审美乌托邦的救赎方案。在他看来，艺术可以塑造出“完整的人”，以取代已经走下高位的神。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宗教在古代社会中曾扮演过重要的精神慰藉和道德教化角色，但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宗教的许多功能已逐渐被科学、哲学、艺术等现代知识体系所取代。而美育，即美感教育，能够陶冶性情、提升人格、促进社会和谐，是宗教之外更为理想的精神寄托。
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掀起“人生艺术化”思潮，以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为代表。梁启超提出人需要有安身立命之所在，这是科学技术所不能解决的。他们对于“人生艺术化”的倡导，也是对现代科技社会弊病的反思与批判。他们用真率、生动、热情、完整、创造、自由、和谐等艺术化生命品格，来批判机械、冰冷、庸俗、实利、雷同、分裂等生命情状。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理解，当我们去看风景，为了欣赏到泰山日出，而忍受漫长和艰苦的攀登，并且赋予攀登和过程以美。当我们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那么它的痛苦、烦恼、挫败也都成为审美的对象，不再那么难以忍受。
这个思潮引起巨大反响，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说美育不可能代替宗教，因为它无法提供给人终极和彼岸的学问。实际上只要采用“宗教”的另一个含义来讲，一切都说通了——那就是：一宗教育。既是一宗教育而非一门教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宗关于神圣的教育。
诗歌教育也是这样，它的德育功能、综合素养的培育都是通过美来进行的。而那些美，都是通过语言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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