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
第一件事发生在建宁元年。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要解释：
一点是窦、陈合作的基础。扶风窦氏是东汉著名的权贵之家，与皇室亲密无间，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灵帝自外藩继统，窦皇后升作太后，灵帝母系藩妃，即便因子而贵，受制度限制也只能称后，而不能和窦太后平起平坐。窦武官至大将军，也是故事使然，复制了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就身份言，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士大夫领袖，怎么会与外戚合作？
但窦、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拿窦武来说，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他是名士，在经学上有颇高造诣，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并且他还是著名的党人领袖，与陈蕃齐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当，侯爷也可以不做，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这样的外戚，自然要被士大夫视为知己，受到爱戴。
再就陈蕃而言，又有恩于窦家。桓帝立后的时候，中意的是田贵人，而陈蕃表示反对，并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
第二点，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窦、陈决议清除宦官，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尹勋，党人名士，名列“八顾”，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刘瑜，汉室宗亲，经学之士，娴于图谶之术，晓天文历算，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冯述，事迹不详。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是东汉的政务中枢，尹勋出任尚书令，会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书，与天子更近一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袭君的事件，侍中似乎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不过，这还要因人而异，像外戚、皇室成员，挂侍中衔，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窦武子窦机、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三位窦武、陈蕃的贴心人，以职务之便，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骑校尉，是北军将领之一。北军作为东汉的中央军，由五营组成，分属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平时承担京师卫戍，战时出征作战。窦武曾经担任越骑校尉，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于是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由此看来，窦、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候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窦、陈合作基础牢固，安排不能不说缜密，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让他们认罪伏法，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点陈蕃也有所认识，他曾经向窦武说，要诛灭宦官，不必遵循常规。况且，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要求做到“诛其有罪”，适可而止。这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得以率先发难。
二是北军失控。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以对宦官展开反攻。当时，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虽然此前也有计划，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但还是准备不足。宫内虎贲、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并且，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为窦武所不及。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进而质押尚书，发布诏书，令周靖、张奂接管北军。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窦武被杀。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但区区八十余人，无济于事，最终陈蕃受辱而亡。
第二件事发生在中平二年的雒阳。名士张玄听说司空张温已被任命为车骑将军，即将率军西征，去讨伐凉州的边章叛乱，便前往张温处，进行游说。他陈述了当今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宦官干政，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闻中贵人公卿已下当出祖道于平乐观，明公总天下威重，握六师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鸣金鼓，整行阵，召军正执有罪者诛之，引兵还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则边章之徒宛转股掌之上矣。”张玄说得很明白，张温兵权在握，趁着达官贵人为他送行之际，先杀几个罪大恶极者，然后起兵除掉宦官，解除天下苦难。但是，张温却认为自己做不了这样的事而作罢。
第三件事发生在中平五年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杰之士，他们是：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陈逸，陈蕃之子，在陈蕃罹难之后，得到陈蕃友人的保护，逃匿民间。许攸，前面已经提及，是“奔走之友”的成员之一，他在冀州出现，很有可能是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详。襄楷，这是一个与早期道教和佛教东传都有关联的人物，善“天文阴阳之术”，也正是基于他对天文变化的预测：“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王芬等人才决计乘灵帝北巡之际，废灵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马。后灵帝取消北巡，刺杀行动流产，王芬自杀。
在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军，张玄看重张温手中的兵权，王芬要募集郡国兵，思路基本一致，就是要以武力为依托，消灭控制皇权的恶势力，乃至废旧立新。看来，武装已经成为解决东汉政治危机不可或缺的工具。而窦武的失败，张温的不作为，王芬的自杀，又使得武装能否为士大夫所用成为问题。
而桓灵以来，名士任侠蔚为风尚，士大夫出现武人化的倾向，使得武装必将成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来看名士任侠。前面讲“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侠客伍孚，那位党人名士张邈也是侠肝义胆。伍孚后来作为海内名士进了何进幕府，在那里他并不孤单，同气相求者有王匡、鲍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还有以袁绍、袁术、曹操为代表的雒阳公子。仗气是年轻人的性格特征，而任侠，就要有些功夫了，曹操就曾有过表现：他偷偷摸进过张让的房间，被张让发现后，“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得到评价：“才武绝人，莫之能害。”任侠者又多权谋、喜兵法。像袁绍为何进出谋划策，引外兵入京；曹操汇集诸家兵法，编成《接要》，还为《孙子兵法》作注……
这些任侠的名士们，后来大多与军事结缘，有着或长或短的军旅生涯。袁绍担任过西园军中军校尉；曹操，要比袁绍更早地接触武装，有过实战经验。他曾作为骑都尉，率部进入颍川，与黄巾作战。后来也进入西园军，任典军校尉。那时他的理想就是能够为“国家讨贼立功”，封侯做征西将军；袁术，做过折冲校尉、虎贲中郎将；王匡、鲍信等还募过兵，有过自己的武装……
担任军职，拥有武装，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进程，使其在合法行政的手段之外，有了应对突发事件的强力工具。窦武的覆辙可鉴，张温的不作为不必效仿，更不能像王芬那样被逼上绝路。
武装最终作为士大夫的大杀器，于中平六年八月戊辰得以施放，外戚、宦官两亡，而掌握武装的士大夫还未绽放胜利的喜悦，就遇到了由他们请来，但已失控，业已转化为攫取皇权的力量的董卓和他的凉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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