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九月，魏王曹操西拒刘备，屯兵长安，魏太子曹丕留镇邺城。这时，邺城发生了以相国西曹掾魏讽为首的谋反事件，旋即被曹丕镇压。“魏讽谋反案”暴露了建安末年曹操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值得深入剖析。
《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条记载了魏讽谋反事件的始末，移录如下：
初，沛国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魏相国钟繇辟以为西曹掾。荥阳任览与讽友善，同郡郑袤，泰之子也，每谓览曰：“讽奸雄，终必为乱。”九月，讽潜结徒党，与长乐卫尉陈祎谋袭邺。未及期，祎惧而告之。太子丕诛讽，连坐死者数千人。钟繇坐免官。
这段综合记述，有三点很值得讨论。首先，关于魏讽的籍贯，传世文献有不同记载。《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裴注称：“《世语》曰‘（魏）讽字子京，沛人……’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知早在刘宋时，裴松之已不详魏讽之籍贯郡望。又今本《晋书》卷四四《郑袤传》作“济阴魏讽”，《元和姓纂》卷八“八未·魏氏”条有宜阳魏，称“本居济阳，今已绝”，郁贤皓等《整理记》谓“‘济阳’，文渊阁本作‘济阴’”。据此，似魏讽为兖州济阴人较确。然而，上述资料，宋代司马光等编撰《通鉴》时自然已经参考。刘攽参与《通鉴》的编写，负责两汉部分。刘攽曾“作《东汉刊误》，为人所称”，他是“汉史”专家，所以司马光把两汉史交给他撰写。《通鉴》以魏讽为“沛国”人，除西晋襄阳令郭颁撰《魏晋世语》外，当另有所据。今不揣浅陋，略事推证。
史称，魏讽“以才智闻”，“名重当世”，“有惑众才，倾动邺都”。《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注引《傅子》更具体地记载：“太祖（曹操）时，魏讽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倾心交之。”魏讽活跃于建安末年的魏都邺城。建安十年（205）之后，曹操正处在从创业到“以魏代汉”的政治转变之中。魏讽没有参与曹操创业的过程，也不见他有显赫的家世，然而，他却能够“倾动邺都”，赢得“自卿相以下”的达官名士的青睐。据说他凭借的只是自身的“才智”。但是，无论魏讽的“才智”如何出众，像他那样广泛结交达官名士，是要受到限制的。当时，曹操从巩固集权统治的政治目的出发，针对士人中普遍存在的朋党交结、讥议时政现象，采取了“破浮华交会之徒”的严厉打击政策。鲁国孔融是名满天下的大名士，他以汉室旧臣自居，广交宾客，讥贬时政，建安十三年被曹操处死。崔琰是“冀州人士之首”，他长期掌典选举，为曹操政权的建设做了不少贡献。崔琰在建安二十一年被曹操赐死，除因对曹操晋封魏王表示不满外，在服刑期间“通宾客，门若市人”，是其致死的直接原因。从以上不难看出曹操对士人间朋党交结的一贯态度。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以后曹丕为魏国太子，亦常宾客满座。曹丕是曹操的世子和继嗣，对于他广交名士，曹操非但不加限制，而且予以支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无须列举。曹操将曹丕交结名士与士人间朋党交结区别开来，是希望后嗣在士人中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影响，以便稳固统治根基，态度不同，政治目的却是一致的。对照上述情况，魏讽在曹操的政治中心邺城广交达官名士，倾动全城，若无曹操的默许或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才智”所能说明的问题。当时，刘廙、刘晔、傅巽、郑袤等许多人都察觉魏讽举动异常，刘廙并指出魏讽“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曹操当然不会毫无察觉，但他并未采取禁止措施。曹操宽待魏讽，当因魏讽为沛国人，属于曹操倚仗的“谯沛集团”。实际上，曹操扶植“谯沛人”中的青年名士是有案可查的，丁仪、丁廙兄弟就被吸收到曹操政权的权力中枢，丁仪任丞相西曹掾，丁廙任黄门侍郎，受到宠信。因此，我推测魏讽是受到曹操厚待的另一个谯沛籍青年名士。
钟繇辟召魏讽，也是耐人寻味的。钟繇是颍川荀、钟、陈三个大族的代表人物之一。颍川士人素以“好仕宦，高文法”著称，颍川长社钟氏更是其中著名的法律世家。在曹操政权中，荀彧、荀攸、钟繇都是“颍川集团”的领袖人物。与荀彧、荀攸在政治表现上谦退自守不同，钟繇是比较趋时附势的，《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及裴注载录了钟繇与魏太子曹丕交往的一些细节，可资证明。建安十七年（212），荀彧因反对曹操晋爵魏公，被曹操冷落后自杀。建安二十一年八月，曹操拜钟繇为魏国相国。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拜官，是曹操在摒弃荀彧之后，为图维系与颍川集团的政治联合而采取的拉拢措施，仅具象征意义。有鉴于此，钟繇辟召魏讽，很可能不只是因为魏讽“有惑众才，倾动邺都”，主要还是因为魏讽是“谯沛人”，辟召魏讽是自己亲附曹操的极好表白。
据《三国志》卷二八《毌丘俭附文钦传》注引《魏书》记载：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父稷，建安中为骑将，有勇力。钦少以名将子，材武见称。魏讽反，钦坐与讽辞语相连，及下狱，掠笞数百，当死，太祖以稷故，赦之。
文钦是谯郡人。谯郡是建安年间曹操将原属沛国的谯、酂、城父等地划出后另置的新郡，不过，人们仍然沿用旧的地域观念，将谯郡所辖地域看作沛国的一部分。文钦因为与魏讽“辞语相连”，下狱后几乎被处死，足见他与魏讽的关系并非泛泛。文钦的父亲文稷以军功起家，文钦本人也以“材武见称”，文化素养不会很高，魏讽是“名重当世”的大名士，两人的社会声望是有相当差距的。文钦与魏讽关系密切，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是“谯沛人”，有乡里之谊。
分析表明，魏讽应是受到曹操厚待的谯沛籍青年名士，他被钟繇辟召，与文钦关系密切，都与其“谯沛人”身份有关。《通鉴》定魏讽为“沛国”人，是有道理的。
其次，这次谋反事件的参加者，《通鉴》除主谋魏讽外，只提到长乐卫尉陈祎。长乐，宫名。《续汉书·百官志四》“大长秋”条本注云：
帝祖母称长信宫，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长乐又有卫尉，仆为太仆，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则省，不常置。
司马彪补叙的是东汉时情况。建安之前，汉献帝太皇太后、皇太后等皆已去世。建安十九年（214）十一月，汉献帝伏后被曹操诛杀。次年正月，献帝立曹操女曹节为皇后。因此，建安二十四年（219），“长乐”当是汉献帝曹皇后所居之宫，曹皇后地位突出，故置卫尉掌宫内守卫，陈祎当为许都“长乐宫卫尉”。《后汉书》卷一○《献帝伏皇后纪》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据此，陈祎应与曹氏或谯沛集团有某种姻亲关系。据史籍记载，其他参与者还有居住在邺城的张绣之子张泉、刘廙之弟刘伟、王粲之二子、宋忠之子等人。其中，张泉承袭父爵。刘伟兄刘望之、刘廙皆为名士，望之曾仕刘表，廙仕曹操，刘伟也应具有一定的社会声望。刘廙在黄初二年（221）去世，时年42岁，则建安二十四年为40岁，其弟刘伟必定年不满40岁。王粲为汉三公之后，博学多才，其二子当为风流倜傥之辈。王粲在建安二十二年去世，时年41岁，即便王粲在20岁前结婚，其二子在建安二十四年也仅20岁左右。宋忠（衷）为汉末名儒，曾居留荆州，为刘表组织儒生撰写《五经章句后定》一书，是“荆州学派”的主要领袖人物，后归曹氏，继续传播古文经学，其子习染家学，亦当不乏儒士风范。总之，以上数人大都具有名士身份，是一批为人子弟的年轻人，所以王昶在《家诫》中说魏讽“挟持奸慝，驱动后生”。所谓魏讽“潜结徒党”，主要是指这些青年名士。谋反的另一部分力量大概是陈祎属下的长乐宫卫士。魏讽正是凭借邺中的一批青年名士，纠合许都部分后宫警卫，企图里应外合，袭取邺城。
再次，《通鉴》提到案发后，诛魏讽，“连坐死者数千人”。按，魏讽案是一次未遂政变，因此，受牵连致死的应只限于魏讽暗中结纳的反叛“徒党”及其主要亲属，在当时的邺城，魏讽是不可能结纳许多反叛“徒党”的。并且，除《通鉴》作“数千人”外，各书均记作“数十人”。显然，《通鉴》“数千”是“数十”传写之误。
曹操建立集权统治，实施“以魏代汉”的步骤，是与他削平群雄、开境拓土的过程相伴而推进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曹操在平定汉中张鲁后晋封魏王，离称帝篡汉便只差一步了。就在这紧要关头，魏讽发起了针对曹操的谋反行动，使曹操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篡汉计划。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这本来是曹操称帝篡汉的一个极好机会，陈群、桓阶、夏侯惇、司马懿等重臣也极力劝曹操“正位”。但是，刚刚平息魏讽事件的曹操却不免心有余悸，他将孙权的上书向外宣示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曹操的顾虑是有根据的。在建安二十四年的谋反事件前后，刘备集团对曹操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魏军被迫在西线、南线两面作战。其中，关羽对樊城的围攻极具威胁，为避其兵锋，曹操甚至有将汉献帝朝廷迁往河北的打算。在外部不宁、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假如曹操遽然称帝篡汉，就很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陷入被动，这是曹操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曹操回答夏侯惇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曹操平时自称是“性不信天命之事”的，到头来却搬出“天命”说教为篡汉寻找根据，可知他篡汉的图谋是处心积虑的，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只能满足于作“周文王”。据记载，夏侯惇在劝进不成后，曾建议曹操先灭蜀国，蜀亡则吴服，待两方平定后，再行篡代，曹操表示赞同。夏侯惇的建议是认识到存在外部敌对势力的条件下，一旦篡代而激化曹操政权内部的矛盾，造成内外受敌的局面，对曹操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这个建议显然是根据建安二十四年的政治局势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对“魏讽谋反案”的意义可获得进一步认识，毫无疑问，它在关键时刻打乱了曹操称帝篡汉的步骤。
本文节选自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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