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北京的一次国际经济学术论坛上，来自各行各业的商界、金融界巨鳄以及众多经济学领域的知名学者云集于此，共襄盛举。
被邀请者上台演讲，分享经验，而在这时，台下总有人在交头接耳，似是全然不顾台上的演讲者。
一位国人面孔的中年人目睹了这些行为，逐渐皱起了眉头，轮到此人上台时，他走到讲坛前，清了清嗓子，说出了一句语惊四座且后来饱受争议的话：
“我今天第一次以做中国人为耻辱”
说出这句话的人是香港著名企业家、恒隆集团主席——陈启宗，一位毁誉参半的知名商界人士。
陈启宗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商人，也是一位知名的慈善家，而也正是他后来的一项“捐赠行为”，与这句“以做中国人为耻”一起，成为了后人诟病他的两个理由。
那么，陈启宗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又为什么向美国捐出巨款呢？
陈启宗与恒隆
1949年12月11日，陈启宗出生于香港，是家中的长子。
陈家祖籍广东顺德，到陈启宗这一代时已是远近有名的富家大户，陈启宗的爷爷早年在天津做生意，积累了相对雄厚的家资。
因此他的两个儿子——陈曾熙和陈曾焘得以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二人先后赴日本留学，学习土木工程。
陈曾熙和陈曾焘两兄弟战后前往东南亚经营建筑生意，经营范围涵盖印尼的加里曼丹岛及马来西亚等地；后两人辗转至香港，正好赶上了香港第一波房产红利期，由此开始起家。
1960年，陈曾熙创办恒隆地产，在兄弟二人的努力经营下公司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于1972年成功上市，并在之后不断拓展业务面，由一家房地产公司拓展为一个庞大的集团。
陈启宗身为陈曾熙的儿子，受到这样家庭氛围的耳濡目染，青年时期就留学美国，在南加州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专业，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在之后进一步考取了哈佛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陈启宗毕业后也迅速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经过一番打拼后陈启宗获得了《福布斯》中文版的代理权，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1986年，陈曾熙去世，此时的恒隆地产已然成为香港房地产的龙头企业，陈曾熙个人的资产就已达40亿港元。
不过，尽管陈曾熙富可敌国，其遗产却并未直接交予两个儿子继承，而是以信托的方式交由新成立的陈曾熙基金会处理，公司的业务则是交由其弟陈曾焘打理，陈启宗此时仅在公司中担任董事一职。
陈启宗明白父亲的考虑，他也并未因自己没有继承公司感到忿忿不平，而是潜下心来安心创业，等待新的机遇。
陈曾熙去世后不久，陈启宗与其弟陈乐宗在美创办晨兴集团，集团下设的晨兴创投专门为初创和新兴的高科技企业提供长期的风险投资和管理支持。
晨兴创投资助的企业涵盖通信、媒体、生物科技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搜狐、携程、迅雷、第九城市等当今知名企业，晨兴创投甚至是小米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1991年1月，陈曾焘宣布退出恒隆集团的主席一职，陈启宗正式接手恒隆集团。陈启宗接手恒隆时的香港是什么样子呢？一句话形容，就是“泡沫在愈发膨胀”。
牛市之巅
谈到90年代的香港，就不得不谈到90年底香港房地产市场“波澜壮阔”的牛市期，而恒隆既为香港房地产的领头羊，就更得提及这段历史。
香港的房地产业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其真正进入繁荣期实则在60年代末，香港的人口从1945年的50万激增至1979年的500万，住房需求随之水涨船高。
如果将时间段局限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香港楼市崩盘这十余年中，我们会发现，香港的房地产业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1981年至1984年，受全球范围内经济“滞涨”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影响，香港的房地产业经历了一段短暂的衰落。
但自1985年开始，香港的房地产业进入了史无前例、堪称“丧心病狂”的长达12年的牛市期。
陈启宗统领恒隆时正好处于香港地产业的牛市期，但不巧的是，由于多重复杂的原因，相比巅峰期恒隆此时有些渐显颓势，为了重振公司的雄风，陈启宗开始了对市场的观察。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可谓多灾多难，先是1991年9月日本平成景气的结束，之后便是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再然后就是1997年10月份香港楼市的崩盘。
陈启宗敏锐地注意到了地产过热这一现象，预感未来的某一天香港的楼市可能会有崩盘的风险，于是他决定另辟蹊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进军内地！
彼时的内地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推进，但大多数香港商人对内地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不看好，因此更是鲜有人注意到内地房地产行业的巨大潜力。
陈启宗把目光放在了上海，1992年，恒隆购入静安区和徐家汇的两块地皮，1993年又再度购入静安区的3公顷土地。
恒隆购入的这些土地，之后分别建成了恒隆广场和港汇恒隆广场，截至
2021年末，两处广场的出租率均达100％，单是租赁收入，港汇恒隆广场就达到了11.63亿人民币，恒隆广场更是达到了17.82亿人民币！
2004年后，恒隆又陆续在昆明、无锡、济南等二线城市投资建起恒隆广场。
当陈启宗被问到为何不投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时，陈启宗对此的解释是：一线城市投资成本太高，二线城市投资成本低，回报却丝毫不逊于一线城市。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启宗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今的人们，不得不佩服陈启宗当时的远见。
除了投资内地外，陈启宗把握经济形势的能力也颇值得人称道。
香港楼市崩盘前夜，陈启宗敏锐地察觉到了形势的不对，便抛售了大量的物业，由此得以避免了惨痛的损失。
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土地大幅贬值，陈启宗又果断入手了大量价格极为低廉的土地，很是赚了一笔，也正是因为这些出彩的投资行为，陈启宗被赢得了“熊市捕手”的称号。
除了陈启宗独到的眼光、出色的业务能力外，陈启宗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也与他的一些个人品质不无关系。
比如陈启宗力主“挣干净钱”，这也是陈家的传统，陈父的一个朋友欲邀陈家一起做澳门的赌场生意，被断然拒绝，陈启宗后来回忆说：“
天是有眼的，我们陈家愿意为秉持高的道德标准付出代价。”
比如不拢络官员，陈启宗与香港前行政长官梁振英是好朋友，可在梁振英当选以后，陈启宗却再也没有因个人事务找过他。
问及原因，陈启宗的回复只有两字：“避嫌”。
“给美国人送钱”
陈启宗在获得如此耀眼的成功后，也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其领导的晨兴基金会、晨兴教育基金资助了许多教育项目和科研项目，为许多文物和古迹的修复提供了大笔的资金支持，陈启宗本人也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董事之一。
那么，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头，陈启宗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使他沦为了千夫所指呢？
原来，2014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收到了一笔3.5亿美元的巨额捐款，创下了该校建校378年以来的最大单笔捐款。
而这笔捐款正是来源于晨兴基金会，这是陈启宗以其兄弟二人的个人名义捐赠给哈佛大学的。
对于晨兴基金会这笔捐款的用处，陈启宗表示是要帮助全人类更好地解决健康问题，哈佛方面则表示这笔钱将会用来资助同学、建立新校舍和开展研究。
为了表达对晨兴基金会的感谢，哈佛大学将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用以纪念恒隆的创始人陈曾熙。
而哈佛上一个以人名命名的学院还是肯尼迪政治学院，由此可见这笔捐款对哈佛的作用之大。
陈启宗对此表示：“先父意志坚定地希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他希望可以凭借这一事业流芳百世，把他的名字与世界顶尖研究学府哈佛大学挂钩，殊为恰当。”
与此同时，陈启宗不仅对哈佛大学提供了捐款，同年还向南加州大学捐款2000万美元，以支持该校对智能医疗的研究。
2022年，陈启宗又向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捐款了1.75亿美元。据统计，陈启宗前后为美国高校的捐款累计达200亿人民币。
于是乎，陈启宗便被人视作是在“给美国人送钱”、“用国人的钱去讨好美国人”，“卖国贼”、“汉奸”、“崇洋媚外”的骂名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
陈启宗之所以被推上风口浪尖，原因就在于他对美国高校的这一捐赠行为，许多人不理解，放着国内那么多大学不捐，凭什么要捐钱给美国人？
在接受采访时，陈启宗给出的理由是，内地的高校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学术水平相比美国差了一个档级。
我们的学术水平相比美国确实有着差距，但说我们做不出世界一流的研究，实在是长了别人的威风。
陈启宗还进一步表示，国内的慈善捐赠程序太过繁琐，不如国外方便快捷，且在国内的捐款并不十分透明。
陈启宗此言可能源自于他1999年对故宫的捐款，1999年，陈启宗曾向故宫捐款数千万帮助复建建福宫花园，后来建福宫陷入了“会所绯闻”，这也是后话了。
陈启宗的这些言论都极大地挑动着国人的神经，个人形象由此一落千丈，恒隆的经营甚至也一度遭受到了冲击。
其实陈启宗虽然言行不恰当，但在国内其实也向许多高校提供了积极的帮助与支持，例如北京大学的“晨兴助学金”、浙江大学的“晨兴文化中国人才计划”、晨兴数学奖的设立等等。
疫情刚爆发时，陈启宗还向香港捐款1000万以用作防疫，并且，陈启宗还半价减免了自1月25日至2月14日恒隆旗下所有租户的租金，实际贡献出了约2亿元的收入。
而且他也曾明确表示支持，一国两制”是最正确地治理香港的办法，还曾在美国媒体的采访中悍然对抗，所以从这些表现上来看，他虽然有言行上的问题，但也并不是许多人心中全无良心的“卖国贼”。
直性子的老板
其实，一直以来，陈启宗本人就以出了名的心直口快闻名香港商界。
他曾经不止一次在公共场合失言，例如他批评内地的地产项目浮躁之风盛行，直言内地的商业地产项目大部分是垃圾。
再例如他本人极其反感投资银行，他本人曾说“大部分投资银行家都是贼”。
对于欧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也毫不留情，他尖锐地指出欧美的制度存在很大弊端且对公众不负责任，是伪善的。
针对故事开头的那段情景，陈启宗表示是因为看到场下有许多中国人也在这么做，他便气从中来。
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被主持人问到：“你没想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在那样的场合下，也会引起很多人对你的不平吗？”。
陈启宗严肃地回答道：“中国是礼仪之邦，但有点钱的却往往无礼失仪，确实应该感到羞耻。”
后来陈启宗在会场上的这一言论被不断传播，也被演绎成了多个版本，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陈启宗能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因素外，更
离不开国家、社会给他的支持，他所代表着的，不仅是他个人，还有全体中国企业家甚至是全体中国人的形象。
因此，陈启宗本人应该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其在会场上的发言确实是有失妥当，有欠考虑。
而对于陈启宗对美国高校的捐款，应该说，陈启宗需要看到中国学术界业已取得的优秀成果，也需看到中国学术界光明的发展前景。
但对于其把这笔钱捐给谁，确实也是人家的自由，我们不应以自己的道德判断去约束他人的选择自由，当然，感情是相互的，陈启宗这些不合适的言行，也必然要影响他的口碑和形象。
其实陈启宗的故事也是香港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一国两制”政策正确性的有力见证，他的成功是离不开国家政策的。
相信在未来，在党的领导下，“一国两制”政策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也会步入一个新的台阶，也会有更多爱国的企业家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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