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一部由战国末期爱国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作品，以其清新幽渺、要眇宜修之艺术特征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作曲家周龙先生在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余隆先生的倡导下将屈原《九歌》这部文学巨作谱写成人声与乐队的大型交响史诗；时隔十余年，余隆再次委约周龙，将这部作品改写为二胡与乐队协奏曲。2024年11月2日由指挥家黄屹执棒上海交响乐团在上交音乐厅完成了最新版本的世界首演，陆轶文担任二胡独奏，冯天石担任竹笛、箫、埙的演奏。
周龙的这部二胡与乐队协奏曲《九歌》以“无词歌”的形式完成了屈原原作中十一个篇章的叙事，即《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实现了文学作品的器乐化表达，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呈现、表达与创新。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领略该作的艺术性、文化性、创新性。
首先，作曲家丰富了协奏曲这一音乐体裁的内涵与外延，将其更为立体化的呈现。周龙将该作命名为“二胡与乐队协奏曲”，凸显了作品在音乐体裁上的两个特点：一是突出自巴洛克时期以来乐队协奏曲的体裁样式，即乐队内部不同乐器或乐器组与乐队之间的协作关系；二是设定了独奏乐器二胡（部分篇章为中胡）与乐队的竞奏、对话、协作、交融之场域。在此，周龙自然地模糊了独奏协奏曲与乐队协奏曲之间的界限，从乐器组合的角度设定了三个维度空间：一是将“二胡（或中胡）”贴上主角的标签置于第一个空间，将这件独奏乐器代表《九歌》中的不同神灵与人物形象。如第二篇章中的云神、第三和四篇章中的湘水男神与女神以及其后篇章中的女神、太阳神等。二是将“笛、箫、埙”置于第二个维度空间，根据情节场景选择其中某一件乐器与二胡进行对话。如第三、四篇章《湘君》《湘夫人》中均运用二胡与埙的对歌，表达情人之间的爱情；三是设定了大乐队中的某件西洋乐器或乐器组与乐队构建的第三个维度空间，同样根据文学脚本情节与其他独奏乐器展开对话。如第五篇章《大司命》的乐队部分设置的是“低音长号与乐队”，作曲家将低音长号隐喻为命运男神，将二胡隐喻为命运女神，二胡浮于乐队之上如诉求私语，低音长号以大跳滑音旋律呼应哭泣的女神；再如第六篇章《少司令》的乐队部分设置的是“打击乐、竖琴与弦乐”，第七篇章《东君》的乐队部分设置的是“小号及长号组与乐队”，第八篇章《河伯》的乐队部分设置的是“大管与乐队”，并将大管隐喻为男神，将中胡隐喻为女神。可以说，作曲家所设定的“二胡/中胡”“笛、箫、埙”“西洋乐器/乐器组与乐队”三个维度空间如同三个“主体”，他们以“无词歌”的形式拓宽了协奏曲体裁中乐器协作与对话的可能性，赋予了协奏曲更为耀眼的呈现样式。
其次，作曲家创新了协奏曲的结构样式，将文学巨作《九歌》的篇章结构创造性地转化为音乐作品结构，凸显了一气呵成的宏大叙事。作曲家参照文学作品中的结构内容，以二胡与乐队协奏描写了第一篇章《东皇太一》祭祀天神的场面，笙箫管弦齐奏，载歌载舞，热闹非凡，是全曲中音乐密度、厚度较重的部分，从整体音乐结构而言具有引入的功能。之后的第二至九篇章中，作曲家将“二胡/中胡”“笛、箫、埙”“西洋乐器/乐器组与乐队”三个“主体”以对话姿态唱出祭祀云神、湘水男神与女神、寿命男神与女神、太阳神等神灵的赞歌，表达了对诸神的敬意。从音乐结构特点而言，第二至九各篇章之间具有并置发展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协奏曲体裁乐章间的对比性原则，具有各美其美之意味。第十篇章《国殇》则进一步升华为对保家卫国、英勇奋战、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形象的纪念，这里所祭祀的主人公不再是“神”，而是庞大群体的“人”。音乐顺应文学脚本内容，音乐密度加厚，以二胡、笛（小笛、梆笛、长笛）、大乐队的对话与层层叠入表达了爱国精神愈加发扬光大之理念。第十一篇章《礼魂》将祭祀活动推向高潮，刻画出舞蹈在祭坛前婆娑翩跹、爱情在人心中悄然绽放之场景，暗示了祭祀活动作为楚国民间交流之媒介这一文化盛景。从全曲的整体结构而言，作曲家转译了经典协奏曲三乐章的结构，即第一篇章的祭祀活动迎神曲、第二至九篇章的神灵赞歌、第十至十一篇章祭神到祭人的升华和送神曲，但在音乐呈现上立足文学脚本的叙事逻辑和文化修辞，进而彰显出作曲家所创立的融中西特色为一体的协奏曲风貌。
再次，作曲家将中国民歌、古曲等传统音乐素材进行了高度艺术化的引用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保留民歌原本的旋律韵味与地域风格。如第一篇章《东皇太一》奏出的整个祭祀活动的迎神曲，采用了湖南地方迎宾歌的曲调；第九篇章《山鬼》乐队开始部分由圆号声部奏出一条苗歌风格的旋律，与二胡形成呼应。另一方面，作曲家创新性发展了原本的音乐素材，如第六篇章《少司命》借用古琴曲“神人畅”的曲调风格，用“箫（或长笛）”来演绎，通过模仿、对位、续接等不同手法与二胡形成对话，同时“打击乐、竖琴与弦乐”构成的乐队声部多以不同乐器上的自然泛音、人工泛音技法形成具有一定文人气息的音响效果，作曲家通过精心设计的演奏法、配器法创新性发展了原本的古曲素材，以当代音乐语言塑造出女神“少司命”这一形象。可以说，作曲家以其精湛的现当代作曲技术实现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创新性呈现。
周龙被国际公认和评价“以创造一种独特音乐织体汇集了东方和西方的审美观念和音乐元素”。《九歌》的世界首演再次印证了这一风格与理念。作曲家所设定的“二胡/中胡”“笛、箫、埙”“西洋乐器/乐器组与乐队”三位一体的对话姿态、中西交融的配器创新与音色对比，生动地绘制出神圣且庄严的祭祀场景，呈现出古典与现代双向交互的诗性特征。正如作曲家周龙所论及的：“以无词歌的形式展示了《九歌》融华夏与楚文化为一体的既古又新，既雅又野，娱人娱神颂国的诗韵。”可以说，作曲家以自洽的音乐语言与形式逻辑、指挥家与演奏家以娴熟的技艺共同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在全球语境下形象且生动地践行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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