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1988年7月的一个深夜，纪登奎实在肚子疼得厉害，连夜被送进了北京医院。下了车之后，纪登奎坚持自己走到急诊室，进门后还和护士说着玩笑话。
等护士和家人将纪登奎扶到病床上，体温表放到口中不到五分钟，纪登奎就昏迷不醒了。医生护士立即对纪登奎进行抢救，用尽所有的治疗手段，也只让纪登奎的生命维持了不到一天的时间。
纪登奎的一句玩笑，不想却是一语成谶。就在他病逝前半年，他还在和一位当记者的山西老乡说：“我还不老，我愿意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留给后人。”
可惜，他写书留给后人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
就在半年前的一个晚上，纪登奎正在家中抱着小孙子看电视，工作人员进来通报，说有位住在隔壁的山西老乡到访。纪登奎赶忙让人把老乡请进来，一聊才知道两人不仅仅是老乡，纪登奎还是那人的老政委。
聊天中，来人安慰纪登奎，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不能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事。没想到纪登奎一听，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兴冲冲地给来人讲起了自己的政治历程。
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15岁的纪登奎投身革命，尽管他从没有指挥过正规部队，也没有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却凭借着高度的革命工作热情，和强劲的领导能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了地方党的高级领导。
1951年，毛主席南下视察，专门在许昌听取当地领导的工作汇报。时任许昌地委书记的纪登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就洋洋洒洒讲了一个多小时。毛主席听着这个比自己小整整30岁的地方干部汇报，满意地连连点头。
“你挨过整吗？整过人吗？杀过人没有？”等纪登奎汇报完毕后，毛主席一连抛出三个问题，纪登奎一一做了如实回答。自此，毛主席对这个敢说实话的地方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年以后，毛主席再次来到河南，点名要听纪登奎的汇报。毫无准备的纪登奎，刚开始说了一些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主席摆了摆手，让纪登奎汇报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不会对某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有太多的了解，可当时纪登奎恰好刚从一个合作社蹲点调查回来，洋洋洒洒又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进一步加深了毛主席对他的印象。
1963年，刚满40岁的纪登奎被提拔为河南省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地委机关正在给他举行欢送会时，省委通知他立刻到郑州，毛主席要见他。
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无法自由地走到群众中去，地方官员汇报工作全都是照着写好的稿子念，大讲形势大好，车轱辘话来回说。对此，毛主席已经厌烦了，他要听真话，尤其是老百姓的疾苦和难处，因此毛主席想到了纪登奎。
正是由于毛主席的赏识和信任，让纪登奎在政治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6年政治风暴开始后，纪登奎遭受到冲击，被扣上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完全失去了自由。后来毛主席巡视路过河南，点名提出要见纪登奎：
“我的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
第二天，毛主席一见纪登奎，就亲切地称呼他为“老朋友”，还问他挨了多少次斗。这一次见面后，纪登奎就被解放了，而毛主席每巡视到一个地方，就给当地的同志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夸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1969年“九大”召开后，纪登奎作为代表进京参会，主席团派人请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会上做发言，结果遭到纪登奎当场拒绝：“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个解放干部。”
“我就是要让他这个‘解放干部’在大会上发言。”毛主席听说纪登奎的态度后，当即指示道。
在“九大”十分钟的发言中，纪登奎37次提到了毛主席的名字，发言的最后还高呼“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的革命口号。也就是在这一次会议上，纪登奎当选中央委员，之后经毛主席提议，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纪登奎被调到北京“打短工”，一半时间在地方，一半时间在北京。到中央工作以后，纪登奎还在军内担任要职，先是出任北京军区政委，后来又成为军委办公会议领导成员。
到中央工作以后，纪登奎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紧跟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至于犯下了一些错误。十年政治风暴结束后，不少人给纪登奎提意见，有的建议还很尖锐，纪登奎虚心接受了大家的批评，还作了检讨。
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正式辞去了他担任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当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着毛主席走，另一条是不听他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纪登奎说到这里，轻轻叹息了一声：“我选择了第一条，所以我是一个悲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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