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 辉
百善孝为先，中国人自古将孝悌之道视为和谐之源、立身之本，《诗经》中便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句。在无锡，孝悌文化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涌现了《弟子规》中“兄弟睦，孝在中”的典型代表——泰伯仲雍。《论语》赞曰，“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之后，又有季札以孝悌之道让国的佳话，可以说，泰伯、季札即是江南孝悌文化的滥觞。受泰伯影响，无锡民间孝悌之风一直都很兴盛，从泰伯开凿的伯渎河起源，一直随着运河之水流淌至今，不仅绵延千年，且内涵丰富，极具地方特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无锡运河孝悌文化。
至德祠泰伯殿
从蒙昧时代开始，无锡运河流域就有许多至孝的传说。相传，伯渎河鹅真荡内有一种只有半爿身体的怪鱼“孝子鱼”。战国时代，运河里一位渔民在为病母剖鱼煮粥时，发现有群小鱼萦绕渔船漫游不散，心知这是被捕之鱼的孩子，不舍母亲被屠。渔民心中不忍，可又担心病母挨饿，左右为难之际便将此鱼一剖为二，母食半爿，放生半爿。上天感其德行，赐半爿鱼生命，从此繁衍荡中，被当地人称为“孝子鱼”。
伯渎河流域还闪耀着“二十四孝”中的孝子身影，一些“二十四孝”传本认为，“刻木事亲”的丁兰是无锡荡口丁舍人。丁兰幼年丧父，事母如父，母亲去世后，又雕刻母亲木像，事母如存，被视为二十四孝中“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代表。《女子二十四孝图传汇编》中也有一位孝顺的无锡媳妇夏王氏。明朝无锡人夏诚明因家贫长年离家谋生，妻子王氏靠日夜纺织，赚钱买粮侍奉公公和小姑，自己却偷偷地以糟糠和野菜充饥，直到一天小姑偶入厨下，见状感动大哭。乡人尊重王氏之孝，有位贡生每次路过王家门口，必于门外三揖以示敬意。
女子二十四孝彩图封面（1941年上海信谊药厂）
民间传说之外，无锡也不乏名垂史册的孝子，运河一侧惠山祠堂群中被誉为第一古祠的“华孝子祠”祭祀着无锡最著名的孝子华宝。华宝乃东晋南朝时代的人，《南史·列传第六十三·孝义上》载：“（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晋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行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宝年至七十不婚冠。或问之，宝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这个故事说的是华宝父亲华豪于东晋义熙十二年（416）随刘裕北伐。临行前，华豪告诉华宝：“待我得胜而归，就为你结发戴冠。”次年，刘裕挖通了淮黄之间的运河，率领舰队一举突入后秦，攻取了长安。但是义熙十四年十一月，留守长安的晋军在青泥被赫连勃勃击败，华豪随右将军朱龄石向潼关撤退时战死沙场。噩耗传到无锡后，华宝痛不欲生。从此，他终身不戴冠、不娶妻，头上扎着双髻扮作童子，凡是亲戚朋友提到他父亲便号啕大哭，直到七十岁去世。
齐高帝萧道成听闻华宝事迹后，于南齐建元三年（481年）降旨，赐华宝故宅“孝子”匾额。唐时改宅为华孝子祠，北宋又将华宝与《南齐书》所载无锡另两位孝子——怀母茹素的薛天生、念父不絮的刘怀胤刘怀则兄弟合祀一处，称“三贤祠”。薛天生是南朝宋齐时无锡人，其母亲因夫丧只吃素食，他也效仿之，母亲死后，薛天生为纪念母亲终身不食鱼肉，把弟弟抚养成人。同时期的邑人刘怀胤，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和弟弟刘怀则着丧服、不吃盐菜，即使天寒也不加衣服，长守父丧。
华孝子祠（金石声摄）
华宝之孝在古代的影响力很大，他是第一个被记入国史的无锡平民，而纵观《南齐书》，南齐一朝整个无锡也仅有三贤祠中的三位平头百姓见传史册。尽管近代以来不断有人诟病“无锡三孝”，讥其迂腐不化，但这纯属以后人思维苛求古人。在南北朝奢靡享乐的社会风气中，尤其是在刘宋皇室周而复始的父杀子、兄戮弟的恐怖氛围之下，无锡三孝苦行僧式的孝悌之风，尤为难能可贵，取宋代之的萧齐王朝对其推重备至，自也有其政治深意。
在华孝子祠影响下，无锡运河沿岸陆续涌现了许多孝子祠庙。这种孝道观念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根本原因在于其符合人性伦理和自然法则，是一种蕴含着丰沛传统文化内质的精神归宿。对此，稍有眼光的统治者是绝不会忽视的，他们希冀对此施加影响，把“亲”上升为“忠”，逐步形成“入则孝，出则忠”的家国天下观念，事实上，忠臣大抵也是孝子。《明史》这样记载邵宝：“宝生三岁而孤，事母过氏至孝，甫十岁，母病为文告天，愿减已算延母寿。及终养归，得疾，左手不仁，犹朝夕侍亲侧不懈”，邵宝历成化、正德两朝，屡有善政。除南齐建元三年（481年）时朝廷对无锡三孝一起“表其门闾”外，康熙、乾隆二帝对此也尤为重视，他们南巡时，每次都特地沿运河而下，来惠山游览，希望借此弘扬这种孝悌文化，把家国天下的普世价值传遍四方。
蔡孝友祠（金石声摄）
相比之下，《明史》所传无锡二孝子，则显示了明人对兄弟之悌的肯定。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侵入无锡，冲进了世居北门外古运河边的孝子蔡元锐、蔡元铎家中，元铎急忙扶父亲躲到屋顶，而元锐则被抓获，倭寇逼问父兄下落，元锐誓死不言，惨遭杀害。次日，以为兄长被抓走的元铎，带重金从运河坐船去西门外的倭寇营中赎人，也不幸牺牲。二人友悌之德传遍四方，嘉靖三十八年，朝廷特予以旌表，后人又在惠山建“孝友祠”予以纪念，成为运河“悌文化”的重要见证。
蔡氏兄弟孝友传家的家风一直影响着后代，后世房产遍布北塘的“蔡半塘”蔡缄三家族虽然生意越做越大，但始终友爱家人、谦和低调、热心公益、和睦四邻。当时，蔡缄手下伙计需要频繁进出运河老三里桥，时而与渔民发生争道纠纷。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1921年，蔡缄三决定在老三里桥西面新建一座“砚坳桥”，由钱钟书之父钱基博作碑铭，百姓称之为“新三里桥”。蔡氏通过修建新桥，与民为便，解决了邻里、乡邑矛盾，折射出蔡家家风的友善与谦德。
三里桥旧影
与无锡运河有关的最神奇的孝悌文化故事，当属《明史》记载的关于孝子赵重华“万里寻亲”的传奇。云南人赵重华为寻找其七岁时便离家的父亲，像徐霞客一样跋山涉水，走遍中国，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沿运河而下，在无锡找到了客居运河畔南禅寺的父亲赵廷瑞，为这趟神奇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除了这些正向的孝悌文化，“无锡运河分流地”江尖渚上，还发生过两段著名的“反向”孝悌故事。清黄卬《锡金识小录》载，一名出生江尖的男孩，年幼时被送往外地当养子，长大成人后千里迢迢沿运河回锡寻找生父母，来到江尖后，他循着童年依稀的印象，环渚而行呼唤父母，转了一圈又一圈，却始终没有如愿，从而诞生了无锡当地一句著名谚语“江尖渚上团团转”。
清末闻名江南的“母不教、子不孝”的大贼陈阿尖也诞生于江尖（一说为今黄巷瓦屑坝人），此人少时便喜偷盗，母亲不仅不加管束，反而放任鼓励，遂使其成为与“我来也”齐名的一代巨盗，沿运河上下多行不轨，苏州、嘉兴等地都有其梁上故事。东窗事发后陈阿尖被问斩，死前提出以孩童身份再喝母奶，乘机咬下母亲乳头，以泄对母亲溺爱不教之忿。这个极具无锡地方特色的民间故事剧情扭曲而恐怖，不仅是许多无锡孩子的“童年噩梦”，也成为“江阴强盗无锡贼”“惯子如杀子，棒头出孝子”等著名地方谚语的源头之一。尽管很多无锡人并不情愿，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警醒世人的负面典型也是无锡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江尖航拍
这两个清朝故事同时发生在位于大运河中心的江尖渚，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江尖是无锡因运河而兴而荣的典型缩影，这里原本是运河中幽静的“运河蓬莱”，清代随着运河功能的转变，逐渐成为无锡陶业、酱槽业的集散地。清末民初以江尖邹家为代表的碾米业兴起，到1937年无锡17家碾米厂中5家在江尖渚上，其余也大多围绕江尖开设。在这一过程中，江尖的开放和剧变让居住在这一带的底层居民承受了经济动荡的代价，一方面贫富差距的拉大让他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多连通外界的机会和灵活变通的意识，从而逐步演化产生了以弃子和飞贼为主角的“离经叛道”的传说故事，反映出这一时期运河沿岸市民通过反叛主流价值和审美情趣，来表达对经济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
尽管历史上的无锡孝子多是生活在运河沿岸的里佬村妇，并无多少功绩和成就，却凭孝之名流传千古，因悌之德载誉史册，为无锡运河增添了一份至孝至悌的文化，值得我们缅怀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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