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年底时，毛主席的办公室内传来一阵骂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一向温和的毛主席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只见毛主席的办公桌上赫然放着一封信件，并非是军事上的加急电报，也并非是有新的贪腐案发生，而是作为老党员，时任河南开封市委书记的戴季英在信中向自己索要高官。
在信中，戴季英一一陈述了自己这些年的功劳，并表示自己曾在1944年就出任了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如今却让他做开封市委书记，未免大材小用，应当让他做河南省委书记。
面对这样的请求，毛主席罕见大怒，大骂：
“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
作为历经黄麻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党员，并且还是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戴季英为革命作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可就是这样的老党员，在建国后，为何主动邀功？而毛主席又是如何对待这个事情的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
带领农民武装起义
1906年，戴季英出生于红安县，受家庭教育影响，戴季英自小便对革命向往，而他的家人，也都是纵身于革命当中。
戴季英的父亲戴寿云是个开明的先进分子，曾和董必武有过交往，在革命时期，支持家人参与到革命当中，在父亲的影响下，戴季英全家都投身于革命当中。
但不幸的是，革命并非是安全的，而是有代价的，1933年，戴寿云被国民党抓住，并被处以极刑，戴季英的母亲吴氏，也惨遭遇难。
在家中，戴季英弟兄五人，最终除了戴季英外，其余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说是满门忠烈，一点也不为过。
1926年，戴季英加入共青团，次年成为中共党员，在一众党员的带头建设下，戴季英的家乡黄安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开展的较好的城市之一。
戴季英照片
作为敌人，国民党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情况发生，于是戴季英等人所在的黄安，是国民党重点镇压的地方之一。
面对血腥镇压，此时刚刚入党还不到一年的戴季英并没有害怕，而是联系其他党员，继续发展农民运动，誓要跟敌人反抗到底。
在敌人的暴行下，戴季英等人决议发动暴动，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作为当地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戴季英成为黄麻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11月13日晚，在戴季英等人的指挥下，农民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向黄安出发，次日凌晨，成功攻下黄安县城，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振奋人心。
此次起义运动战果颇丰，不仅活捉了当地县长和一批劣绅外，还缴获枪支100多支，并成功在大别山区建立了第一个红色政权——黄安县苏维埃政府。
黄麻起义纪念碑
次年春天，黄麻起义的武装力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戴季英担任第七军党委委员，成为第七军的创建者之一。
1932年4月，戴季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二十军七十四师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反“围剿”作战失败后，我军主力被迫西征。
在这样的紧急情况下，戴季英临危受命，他所在的第七十四师负责继续留在当地，与敌人进行斗争，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戴季英频频对敌人造成打击，战功显赫。
理论上讲，作为鄂豫皖苏区的创建者之一，再加上在战争时期戴季英的贡献也并不低，曾多次指挥战斗获取胜利，这样的老党员，为何在建国后，会觉得自己官小呢？
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参与“肃反”，打压其他同志
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焘的主持下进行“肃反”，这是鄂豫皖红军内部的一场灾难，其主要目的是整肃当时红军之中富农出身的地方领导群体，以图改造中共党政军群组织。
在这样的思想下，一大批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遭到无情整肃，甚至是肃杀，因此导致出现了大量的冤案。
戴季英起初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在肃反时，他被调任到保卫局工作，虽然是调任，但并不给他实权，而是专门派人监视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戴季英为了表明自己对党的忠心，他选择主动参与到肃反当中，并在保卫局中担任审讯科科长，并且选择大搞“逼供信”来撇清自己。
在这段时间内，红军内部人人自危，都担心成为整肃的对象，尤其是在确定怀疑后，他们往往选择屈打成招，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根据地内部陷入危机，此前支持红军的群众，开始投向国民党等。
当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主席等人在得知陕北肃反的情况后，迅速命令国家保卫局前去接管戴季英的工作，并停止肃反，如果再持续下去，那么这必然是一场重大的灾难。
在国家保卫局的调查下，发现这些被怀疑和拘捕的对象，均是强加的罪名，也就是说这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在当时为被拘捕的同志平反大会上，作为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大会上做了检查，承认了错误，按照当时的规定来看，戴季英应当受到严重的处分。
但考虑他长期在敌工作，参加国内战争，最终经过商议，决定从轻处罚给予警告，但这个污点也始终伴随着他。
嫌官太小，向毛主席伸手要官
由于戴季英曾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红二十五军肃反及陕北肃反过程中，造成大量的冤案，导致无辜之人受到迫害，虽然最终戴季英也受到了处分，但这个事件是抹除不掉的。
建国后，各级官员开始分配职务，作为老党员，并且还是高级将领，戴季英负责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职务，这个职务并不小，但对于戴季英来讲，并不算大。
尽管当时的河南省会是开封，但戴季英内心依旧对这个职务不满，他认为，自己在敌后工作这么多年，又不是没有功劳，所以理应做河南省委第一把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戴季英带着满腹牢骚上任，本就对调任不满的他，在工作上也是自甘堕落，先是看不起资历不深的同事，再者就是与其他干部对着干，这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戴季英被开除党籍
在后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戴季英对当时开封市委造成的影响，据该文说：
“戴季英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随着情况愈发严重，越发不满的戴季英给毛主席写信，在信中，他不仅攻击了河南省委领导，并表示自己可以做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
面对这赤裸裸要官的行为，毛主席罕见大怒，他大骂：
“戴季英已经不可救药了”
随后当即给中央办公厅批示：
“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戴季英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对于这种伸手要官的行为，毛主席从不曾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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