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3日，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壮烈牺牲。
作为抗联的高级将领，由于许亨植的巨大影响，关东军“讨伐队”和对待杨靖宇、陈瀚章和赵尚志一样，在烈士牺牲以后还割掉了他们的头颅，此举目的无非是用来震慑和打压东北的革命群众。
但是，许亨植的牺牲和杨靖宇、陈瀚章和赵尚志有所不同，那就是牺牲之前没有来得及销毁一个笔记本。而许亨植这个一直贴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着巴木东地区几乎所有抗联和抗日团体的名录。
作为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第3军军长兼12支队政委，许亨植是如何牺牲的？
许亨植的身上，为什么会一直保存着这么一个笔记本？
日军“讨伐队”有没有缴获这个笔记本，又从中查获了多少抗联组织和成员？
许亨植，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第3军军长兼12支队政委。
许亨植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祖上还是李氏王朝的贵族。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许家的家道中落，许亨植也在十几岁时跟随父母移居到辽宁开原，在他20岁时全家又搬到了哈尔滨的宾县。
许亨植积极投身革命，还因为组织反日游行被关押一年多。
哈尔滨失陷后，许亨植离开宾县到了松花江下游通河、汤原、珠河一带，这也是赵尚志、张寿篯（李兆麟）哈东支队活动的区域，许亨植任大队指导员、团长、师长、第3军军长、第三路军参谋长。
1940年1月，由于减员严重抗联第三路军3个军缩编为4个支队。第3军、6军各一部编为12支队，6军军长戴洪滨任支队长，第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任政委，随后12支队开赴三肇平原。
许亨植是一位经受了考验的抗联干部，1940年9月，12支队在昌五街和日伪军遭遇，支队长戴鸿宾携带4万满币、60多两黄金不辞而别，政委许亨植、徐泽民、张瑞麟带领余部分别突围。
许亨植无疑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随后第6、12支队160多人进入远东整训，留在东北的许亨植手下只剩两个小队，朴古松活动在庆安、铁力一带，张瑞麟活动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
许亨植牺牲时，正是从张瑞麟小队离开，返回朴古松小队途中。
张瑞麟所在的巴彦、木兰、东兴地区，就是常说的“巴木东”地区，经过张瑞麟等人半年多努力，在巴木东一带发展反日救国会成员200多人，许亨植此番前来就是指导张瑞麟小队的工作。
作为许亨植的老部下，张瑞麟对老领导的工作自然十分支持。他不但陪同许亨植和小队成员谈话，还深入东兴山边炭窑工人里头调研，甚至把反日救国会等反日组织情况都作了汇报。
看到张瑞麟的工作卓有成效，许亨植格外高兴，一空下来就坐在树墩上写进笔记本，连反日救国会成员住址都记得一清二楚。许亨植希望向上级汇报，利用这些骨干分子让巴木东的抗日再上一个台阶。
张瑞麟见老领导这么仔细，反倒有点担心：“书面文字一旦丢失，可不得了。”
张瑞麟比许亨植小2岁，出生于辽宁锦州，7岁时随全家逃荒来到吉林扶余。"九一八”后参加了杨靖宇的磐石游击队，后来到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以后重返抗联任12支队政治部主任。
许亨植也参加过地下斗争，但是对张瑞麟的善意提醒只是一笑了之。
作为抗联第三路军的参谋长，许亨植的斗争经验不比张瑞麟差。
但是，在对东北抗联坚持战斗的残酷性方面，似乎张瑞麟比许亨植的头脑更清晰，毕竟多年的地下斗争和抗联第一线的战斗经验，让张瑞麟的神经时刻都在紧绷着，警惕性也比许亨植要高得多。
或许在许亨植看来，只要几天时间就能回到铁力，这些资料很有价值。
而张瑞麟的担心也不无道理：第12支队似乎已被关东军和伪警察“讨伐队”盯上了，尤其是庆安警务科国长有、宫富的“讨伐队”50多人，频频出现在朴古松、张瑞麟小队周边，像阴魂一样若即若离。
1942年8月2日，太阳偏西时，许亨植带着警卫员陈云祥要回去了。
张瑞麟想多派几个人护送他们回到指挥部所在的密营，但是许亨植拒绝了。因为张瑞麟小队只有20多人，少一个人就有一个空缺要大家来补。最终，张瑞麟让熟悉敌情、为人机警的战士王兆庆护送两人回去。因为一路上，要尽量避开无处不在的“讨伐队”、
三个人专挑人迹罕至的荒山小路行走，天黑的时候不过才走出了20 多里。
眼看天色已黑道路难辨，许亨植决定休息一晚养精蓄锐。
三个人就在春峰岩山下、邵凌河畔露营，补充一下体力第二天再出发。走了大半天，本来张瑞麟的密营也没有多少粮食，中午只是喝了点稀粥，三个人这时候又饿又累，很快就靠着大树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许亨植睁开双眼，只见王兆庆还在酣睡，警卫员陈云祥在洼地里点起火来，挂起三个茶缸准备煮一点稀粥当早饭。8月密林有些清冷，许亨植站起来活动活动身体。
王兆庆也醒了，一看陈云祥点火的树枝有些潮，冒出的一股青烟越来越大，不无担心地嘀咕了一句：“云祥，拿袖子扇扇火让他着的旺一点，烟大了别把恶狗队给招了来。”
王云祥用袖子扇了扇，火势的确大了一些，但是冒出的烟还是非常明显。
茶缸里的稀粥终于煮熟了，王云祥和王兆庆赶紧把火扑灭，几个人席地而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边喝着没有几个米粒的稀粥，一边商量加快行程赶回指挥部，早一点把巴木东的情况向上级汇报。
突然，不远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三个人马上警觉地分散开来。
一阵密集的枪声马上响了起来，原来土匪出身的“讨伐队”队长国长有，凌晨3点左右就在5里开的外山上，居高临下发现了邵凌河畔冒出的一股青烟，马上设了3道卡子，带着30多人包抄过来。
也许有人会说，不生火就没事。实际上，不吃饭也要烤火，防止失温而死亡。
讨伐队”大多数土匪、叛徒和地痞组成，最难对付。
如果不是国长有的“讨伐队”，单靠关东军不会如此熟悉许亨植几个人的活动规律，也不会在凌晨时分就发现5里以外升起的青烟，更不敢不等天色大亮就出动30几人进行尾追堵截。
激战中，警卫员王云祥首先牺牲了。许亨植命令王兆庆马上回去给张瑞麟报信，带领队伍转移，自己则坚持了1个小时，打光最后一颗子弹，最后牺牲在“讨伐队”的机枪下，年仅33岁。
等张瑞麟带着小队赶来，已是8月4日早上，一夜之间许亨植烈士的遗体只剩下两条小腿的残肢。张瑞麟判断，如果许亨植的头颅被“讨伐队”砍下拿走，那么其他的部位一定是被狼吃掉了。
张瑞麟最担心的，还是许亨植的文件包和笔记本，可是四下寻找一无所有。
张瑞麟后来才知道，“讨伐队”队长国长有不但搜获了许亨植的文件包、笔记本，还找到一枚名章、一副眼镜和一支德国造驳壳枪，最后又割走了许亨植和王云祥的头颅，向主子邀功去了。
张瑞麟召集所有交通员，分别通知“反日救国会”骨干马上撤离。
但是，大多数人或者家里拖家带口，或者不愿离乡背井，或者抱着侥幸心理，都没有转移。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风平浪静，似乎也证实张瑞麟的担心是多余的，很多人悬着的心也放回了肚子里。
1943年春，日军在几个月的秘密调查后终于出手了，巴木东地区近600人被捕。而这一切的源头，就是半年多以前抗联第三路军参谋长、12支队政委许亨植没来得及烧毁的文件包和那个笔记本。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