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回顾：1953年，南昌大楼凶杀案诡异蹊跷,，上海神探智擒凶手|上海市|上海神探|侦察员|南昌大楼|周医生|胡氏|苏醒

1933年竣工的南昌大楼，曾是旧上海茂名南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著称。这座大楼的独到之处在于其主仆分区的巧妙设计，高级公寓之外特设保姆楼，此等布局在当时的上海滩可谓独此一家，因而吸引了众多社会名流与精英阶层竞相入驻。

时光流转至1953年3月3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南昌大楼7楼A室内，南洋医院的周医生在结束晨间洗漱后，家中的女佣适时为他送上了早餐。周太太，一位年轻且颇具风情的女子，坐于一旁，一边陪伴着丈夫，一边细心地摆弄着餐桌上的鲜花。生活中的她极富情调，这一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此在丈夫用餐完毕，整理领带之际，她特意提醒道：“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你记得吧？中午让文妈多准备几道小菜，你早些回来。”

周医生温柔地亲吻了妻子的额头，便提着皮包踏上了上班的路途。

上午的工作并不繁忙，周医生仅接诊了三位病人。时近十一点，他看了一眼手表，与对面的刘医生简单告别后，便提前返回家中。南洋医院与南昌大楼相距不远，不过千米之遥，周医生步行不过二十分钟便抵达了目的地。

在电梯间，电梯师傅热情地与他打招呼：“周医生，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享用午餐啦？”

周医生微笑着回应：“天气不错，医院里病人也不多。”

随着电梯门的开启，周医生步出电梯，来到自家门前，轻敲了两下门。屋内没有回应，他又敲了两下，依旧无人开门。这让他感到十分诧异，平日里，只要听到他的脚步声，周太太便会提前开门迎接，更何况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她还特别叮嘱他要早些回来。

难道她外出为他购买他最爱的猪尾巴了？可为何不让文妈去呢？或许她昨晚未曾休息好，此刻正在卧室沉睡？但她一向晨起时精神饱满啊。

周医生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他掏出钥匙准备开门。就在这时，女佣文妈焦急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穆先生，您可算回来了！”

周医生连忙询问：“怎么了？我家太太呢？”

文妈神色慌张地说：“我也在找她呢。早上太太和先生用过早餐后，我就去市场买菜了，太太还特别吩咐中午要多做几个菜。我买完菜回来，太太的房门紧闭，我敲了半天也没反应，急得我满街找，可她常去的地方都不见人影，我又想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就赶紧回来了。”

周医生问：“你出门时，太太没让你带钥匙吗？”

文妈答道：“平时太太若要出门，我去买菜时她总会提醒我带钥匙，但今早我出门时，太太并未提及要外出。”

周医生心中虽已隐隐感到不安，但仍试图安慰自己和文妈：“也许是有急事出去了。”

文妈提议：“刚才上楼时忘了问电梯间的师傅有没有看到太太下楼，先生，要不要我现在去问问？”

周医生依旧抱着一丝希望，对文妈说：“不用了，太太出去后总会回来的。你赶紧去烧饭吧，今天对太太来说很重要，我先开门。”

说着，周医生将钥匙插入锁孔，缓缓推开了房门。然而，刚一进门，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扑鼻而来，他心头一紧，预感大事不妙，连忙奔向卧室。当卧室的门被猛然推开时，眼前的景象让周医生几乎晕厥过去：太太仰卧在床上，洁白的床单被鲜血染红。

文妈紧随其后，看到这一幕，惊恐地尖叫着跑出门外。

“全是血！全是血……”

“我家太太被人害了！”

接到报案后，不过20分钟，上海市公安局刑警处值班的警法科副科长梁宏达便带领几名侦察员迅速赶到了案发现场。年仅26岁的梁宏达，已初露“上海神探”的锋芒。

踏入南昌大楼7楼A室，梁宏达见到周医生颓然坐在客厅沙发上，满面悲戚。见梁宏达进来，周医生欲起身，梁宏达连忙摆手示意他坐下。

客厅内并未留下太多异常痕迹。随后，梁宏达步入卧室，迅速环视四周：被害人倒在血泊之中，室内物品散落一地，显得凌乱不堪。

对现场有了初步了解后，梁宏达坐到周医生身旁，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周医生，你有没有清点过，家里丢失了哪些物品？”

周医生用空洞的眼神看了看梁宏达，机械地摇了摇头。

梁宏达轻拍周医生的肩膀，温和地说：“还是请你清点一下吧，这很重要。”

周医生点了点头，缓缓起身，走向卧室角落的衣橱和梳妆台。片刻后，他战战兢兢地走出卧室，说道：“家里被抢走了一只二克半的钻戒、两块手表、一只相机，还有七百元现金。就这些。”

梁宏达一边记录，一边继续询问：“这些被抢的物品，平时都是由太太负责保管吗？”

周医生点头确认，并补充道：“我家太太听觉敏锐，平时也很警惕，如果不是熟人的声音，她一般不会开门，这是她的习惯。”

与此同时，现场勘察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勘察人员仔细检查了被害人的伤痕，确定了凶手使用的凶器及作案手法；他们仔细搜寻了凶手留下的痕迹，成功提取到了多枚不同的脚印；他们还通过测量室内气温、气流等，初步推断了案发时间。此外，对于门窗、大楼四周的墙壁也进行了细致勘察，并进行了锁孔试验，最终确认室内门窗完好无损，室外墙壁无攀爬痕迹，锁孔内也无异物插入。

梁宏达在召开案情分析会时，习惯于通过追问的方式深入剖析案情。在分析会上，他首先向法医提问：“被害人是否遭受了性侵害？”

法医回答：“被害人未被强奸，但衣物凌乱，有被纠缠骚扰的迹象。”

梁宏达接着问：“是否可以认为，凶手的主要目的是劫财？”

法医答道：“应该是这样，但凶手在劫财过程中可能起了色心，只是未来得及实施性侵害。”

梁宏达又问：“能否还原凶手行凶的过程？”

法医回答：“凶手闯入室内，胁迫被害人进入卧室，将其敲晕后抬到床上，用被子捂住。随后，凶手在卧室内翻箱倒柜寻找财物，被害人苏醒后大声呼救，凶手因害怕而丧心病狂地用尖刀将被害人刺死在床上。”

梁宏达进一步追问：“有没有可能，凶手起初只是想弄晕被害人，并无杀人之意？”

侦察员回答：“从现场勘察情况看，凶手进入室内是被害人开的门，说明他们之间是熟人。既然是熟人上门抢劫，就不太可能留下活口，抢得财物后必定会杀人灭口。凶手没有立即杀死被害人，可能是担心找不到财物，想弄醒后再问，或者是有性侵的企图。”

梁宏达继续问道：“现场提取到的痕迹具体情况如何？”

侦察员回答：“现场未提取到有效指纹，凶手进入室内时应该戴了手套。我们提取到了三枚不同的脚印，说明进入现场的凶手至少有三人。”

在梁宏达看来，问题始终是逻辑推理的一部分，真相往往由一系列问题拼凑而成。

根据这些追问及侦察员的回答，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梁宏达便初步勾勒出了凶手作案的全过程：案发当日，周医生按时上班，女佣外出买菜，凶手利用这一时间空档敲开了周太太的房门。成功进入室内后，凶手胁迫周太太进入卧室，在纠缠过程中将其敲晕，随后实施抢劫。在此过程中，周太太苏醒并大声呼救，凶手见状，残忍地将其杀害在床上，然后携带抢得的财物迅速逃离现场。

对于梁宏达的分析，有侦察员提出异议：“这类案件，我们通常需要对案件性质进行定性。梁科长的意见是这是一起典型的入室抢劫杀人案，但我觉得这一结论有些武断。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仇杀、情杀的可能性。”

梁宏达解释道：“从现场大面积的翻动痕迹来看，这起案件具有典型的入室抢劫杀人特征。如果是仇杀，即便是故意制造假象，也很难达到如此逼真的程度；至于情杀，私情通常是两个人的事，三个人同时入室杀害一个女人，在逻辑上说不通。”

梁宏达的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案件性质基本确定后，如何开展下一步的侦破工作，以抽丝剥茧般揭开真相，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梁宏达指出：“根据现场勘察的结论，这是一起熟人入室抢劫杀人案。下一步我们的侦查工作应重点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排查周医生、周太太的社会关系；二是寻找案发时间段内的目击证人。”

为了追寻案发时间段内的目击者，侦察员首先向负责操作电梯的师傅进行了询问。

南昌大楼的这位电梯师傅，年纪尚轻，眼神中透露出几分敏锐。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在案发那段关键时间里，并没有见到任何生面孔乘坐电梯上下楼。这一信息暗示，凶手对南昌大楼的内部构造极为熟悉，为了规避电梯师傅的视线，他们选择了通过扶梯上楼。

在电梯间未能找到线索后，侦察员又在大楼内部广泛走访，寻找可能的目击证人，但遗憾的是，依旧一无所获。

这一情况再次印证了凶手对南昌大楼环境的熟悉程度，他们显然深知如何在大楼内部巧妙躲避各种视线。

随着寻找目击证人这条线索的中断，排查周医生和周太太的社会关系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环节。

对于梁宏达及他那一代的侦察员而言，排查工作无疑是他们的强项。他们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排查工作：即便需要踏破无数双铁鞋，也绝不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们拥有无尽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

相对而言，此案涉及的排查工作并不算太复杂。

据周医生的陈述，周太太在上海的社交圈极为简单，是典型的家庭主妇，平日里很少外出，偶尔与邻居打打麻将，或是与几位相熟的太太出去喝喝咖啡。在她接触的人中，绝不可能有入室抢劫的犯罪分子；至于周医生自己，他平时只与病人和同事打交道，了解他家庭情况的也都是医学界的朋友，他同样坚信这些人中绝不会有人犯下入室抢劫杀人的罪行。

一方面判断是熟人作案，另一方面又从周医生、周太太的社会关系中排查不出任何嫌疑人。此时，有侦察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周医生家的女佣是否有作案的可能？毕竟，她是最具备作案条件的人，不仅在穆家进出自由，而且对南昌大楼和穆家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

然而，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这个假设很快就被推翻了。

周医生家的女佣名叫文秀云，现年54岁，解放后从苏北来到上海，先后在四户人家帮佣，周医生家是她的第五家雇主。在前四家帮佣期间，文秀云都并非被辞退，其中两家是因为主人病故，另两家则因搬家而终止了雇佣关系。通过走访这四户人家，侦察员了解到文秀云为人忠厚老实，在上海无亲无故，孤身一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不可能存在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性。

案件的侦破过程往往充满曲折。

一开始似乎方向明确，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却逐渐迷失了方向。

梁宏达曾感慨道，有些案子极为诡异，初看时如同一块布满痕迹和折印的布，但一旦你试图拿起它，那些痕迹和折印就会莫名消失，那块布变得像白纸一样，无从寻找任何线索。

南昌大楼的这起案子，便具有这种典型的诡异特征。

一开始，侦察员以为通过两个方向的线索交叉，案子或许就能迎刃而解。然而，经过十几天的调查后，他们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死胡同。

如何才能冲破这层迷雾，打破眼前的僵局呢？

梁宏达苦思冥想，在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关键点，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被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所误导了。

何为熟人作案？

此前，梁宏达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人的熟悉”上，但还有另一种可能，同样具备所有的作案条件，那就是“对环境的熟悉”。更直白地说，梁宏达之前一直在排查周医生和周太太的熟人，却忽略了那些熟悉南昌大楼的人。

在又一次案情分析会上，梁宏达对侦察员们说道：“当我们从一个方向画圆画不下去的时候，别忘了还有另一个方向。此前，我们被惯性思维所束缚，被误导了。我们断定这起案子是熟人作案，但谁告诉我们熟人就一定是指周医生和周太太的熟人？为什么不能是熟悉南昌大楼的人呢？”

听到梁宏达的这个观点，有位侦察员兴奋地说道：“对呀！我们忽略了被害人的邻居。他们当中，肯定有人既熟悉南昌大楼，又认识周太太。这样的邻居来敲门，周太太是很难有防范意识的。”

虽然梁宏达觉得这位侦察员的看法并不够全面，但他还是立即做出了决定，对南昌大楼的所有住户展开详细排查。

然而，这次让侦察员们满怀期待的排查，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案发当天，南昌大楼里除了老弱病残外，成年人都在单位上班，而且这些成年人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让侦察员感到意外的是，梁宏达得到这个结果后，似乎并不沮丧。

有侦察员问他：“梁科长，线索又断了，你怎么看起来毫不在意呢？”

这时，梁宏达展现出了他的“天才”推断：“我们不能再被‘邻居’这个概念所误导了。南昌大楼的大门、电梯间，每天进出的人络绎不绝，他们中有的是长期住户，有的是新搬来的，还有的是正在搬走或已经搬走的。我想说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排查了周太太现在的邻居，却忽略了那些已经从南昌大楼搬走的人。南昌大楼是条件优越的人才能住得起的地方，什么样的人会搬进来又搬走呢？一定是家境变差了的那些人。而恰恰是这些人，有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产生入室抢劫的现实诱因。”

上海神探的名号果然名不虚传，这一番话虽然并不惊奇，却给人一种“天才”推理的感觉。

这是许多侦察员在现场最直观的感受。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梁宏达针对从南昌大楼搬出去的人家进行了重点排查，并强调了三点关键要素：第一、家道中落；第二、过往有恶习；第三、可能认识周太太。

一周之后，侦察员发现一对姓杨的兄弟，符合所有条件，显得极为可疑。

原来，南昌大楼曾有一户姓胡的住户，是上海一家纺织厂的老板。胡老板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胡国山和胡国民。这两兄弟都是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解放前，胡氏兄弟四处挥霍，出手阔绰，人称“南昌大楼胡家小开”。解放后，胡老板病逝，纺织厂也随之倒闭。胡氏兄弟挥霍一阵后，将家底败光，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举家搬出南昌大楼。

据周医生回忆，周太太确实认识胡氏兄弟。当年他们家的纺织厂还在运营时，曾委托胡氏兄弟购买过布料。

有弄堂里的居民反映，胡氏兄弟落魄后，总与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迟早会惹出大麻烦。

胡氏兄弟浮出水面后，有侦察员提出是否应该控制胡氏兄弟以便进一步审讯。

然而，梁宏达并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我们只是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贸然采取行动，如果胡氏兄弟真是凶手，我们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他们将赃物或证据藏匿起来，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侦察员问道：“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梁宏达回答道：“我们要暗中盯紧胡氏兄弟。如果他们是真凶，一定会露出破绽。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一棵树上吊死，还要继续排查其他可疑对象。”

在梁宏达的部署下，侦察员们开始分组行动，整个行动颇有一些十面埋伏的意味。

按照梁宏达的推断，如果胡氏兄弟是真凶的话，他们很可能会销赃。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赃物并没有出现在市面上。因此，对胡氏兄弟的跟踪以及寻找赃物成为了关键的一环。

随着跟踪行动的展开，侦察员们发现胡氏兄弟偶尔会到一家茶楼参与地下赌博。但侦察员化装跟踪了几次后，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然而，其中一名侦察员总觉得有大鱼即将上钩。

这一天，两名侦察员再次来到这家茶楼。突然，他们在胡氏兄弟身边发现了另一个可疑的人。这个人的手臂臂弯处套着一块手表，这让侦察员觉得这块手表可能来路不正。再仔细观察后，他们发现这个手臂套表的人与胡氏兄弟似乎很熟。

面对这一突发情况，侦察员们面临着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