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
老爹受辱财路被断，许克祥密谋发动军事政变清共，却被另一人抢先
里写到，1927年5月，正在许克祥和何健几位亲信部下密谋在长沙发动反共军事政变之际，夏斗寅在宜昌提前出手反共了。
夏斗寅叛变后，中共湖南省委感到局势的严重性，曾多次向代省主席张翼鹏建议，将驻长沙的部队调往岳阳增防，以阻击夏斗寅叛部南犯。张对此则借词推脱，一再拖延。
此时，在三十五军何键部担任党代表的王永基也因事回到湖南，他向省委反映了该部强烈的反共倾向，可能会出问题，不过对于具体的密谋还不掌握。
这时，长沙城内已是谣言四起，一些人公开说：“武汉政府已经被推翻了！”因得不到真实情况，全城一时人心惶惶。
在这种形势下，余湘三等人感到已不再有待机行动和从容准备的余地了。
5月17日，余湘三、王东原、许克祥、陶柳、李殿臣、晏国涛、魏镇等人聚在许克祥的团部，开始商议发动叛变的具体事宜。众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用公开的军事行动发动叛乱。由许克祥担任这次叛乱行动的总指挥官，他的三十三团担任叛乱的主力部队，陶柳的三十五军后方留守处部队及其他驻长沙部队则积极配合他的行动。
发动叛乱的日期，初步定在5月21日。因为这一天是星期天，有利于突然发动。但仍要视叛乱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再作最后确定。
在会上，余湘三对许克祥欣然承担首难之责，再次大加推崇赞赏说：“现在我们已公推许团长为领袖，大家以后都要服从许团长的指挥。”.
王东原、魏镇等人虽然也积极反共，但谁都不愿出头发难。现在许、陶两人既然愿意出头发动，他们自然也乐得顺水推舟，所以对余湘三的安排也极力赞成。
魏镇回忆这次安排时说：
这时，我眼见在工农群众的革命威力面前，城乡地主豪绅的威风已经扫地，现在我们这一小撮人要正面与革命对抗，成败未可预料，万一事变失败，闯下了大祸，谁来替我们担当？想到这种种后果时，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不过我对余湘三的安排，也有同王东原一样的想法，就是让许克祥、陶柳他们出头去搞，自己不在紧要关头公开露面。
这时，除周荣光的警卫团以外，其他驻长沙部队和军事机关的争取拉拢问题，大都已由余湘三奔走联络好了。鉴于周荣光的态度此时仍捉摸不定，余湘三等人决定直接拉拢他所属的几个营长，争取他们在许、陶部队行动时，采取旁观不干涉的态度。
5月18日晚上，余湘三密赴岳阳，和叶琪取得了联系，并于20日返回。带回的消息是，岳阳的驻军也表示可暗中支持长沙的行动。
5月19日白天，长沙城内出现了许多标语，上面写道：
“打倒新军阀汪精卫！”
“打倒武汉政府，建立苏维埃！”
“把许克祥的枪缴下来，武装工农！”
标语下面还有落款，不是“工会”，就是“农会”。当时，共产党人是把汪精卫视为“左派”领袖并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的，书写这些标语，无疑是想诬陷工会、农会，为政变制造口实。
19日晚上，当长沙工人纠察队巡逻经学院街三十五军留守处时，留守处驻军按照陶柳的指示乘机寻衅闹事，诬称纠察队企图夺取留守处枪支，公然鸣枪挑衅，将十几名纠察队员的枪给缴了，人也予以扣留，妄想挑起事端。
这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由思想麻痹突然转入惊慌失措。在执行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时，从一个极端跌入另一个极端，也往往是必然现象。
早在5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就接到一些反映，说驻军已经在街上堆沙包，显然是准备巷战。可是省委无动于衷，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没有想一想，既然是垒沙包，那他要打谁呢？
夏斗寅叛乱发生，长沙形势立即紧张，这时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又断了联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立即慌了手脚。
此时，李维汉刚刚从武汉回长沙交待完工作，正准备回去，因铁路不通被迫留下。经他建议，省委向各县发了一个训令，要求“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同时还规定了四路指挥。这个指示还要求，“在未得到中央指示时，不主动进攻。”
这个指示虽然向各地预先告了警，有一定作用，但是时间仓促，已未能普遍下发。而且因形势不明，抵抗的对象不明，接到训令的单位也未能做好准备，结果还是在突然袭击面前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的共产党人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认识到，在防御中只有积极防御也就是实行攻势防御，才能取得胜利，消极防御只能被动挨打。
只说加强准备，坐在那里等人家来打，不预想反击的措施，那是死路一条。不过这时的共产党人都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不能用后来的标准强求前人。
5月19日晚间的事件发生后，工会负责人到第三十三团交涉。
开始，许克祥、陶柳等人见已经找到一次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借口，当然不愿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的意见，所以对当晚前去交涉的人员横蛮无理，拒绝和平解决。
这时突然从武汉传来夏斗寅叛军进攻已被武汉方面的军队击退，叛军正在溃逃的消息，这无疑给长沙的政变者们当头浇了一盆凉水，“两湖共举”的计划一时成了泡影。
夏斗寅
考虑到长沙的叛变准备工作还没有完全就绪，许克祥等人为了麻痹对方，于第二天接受了中共湖南省委提出的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将纠察人员和枪支送还。然而反共军事行动的准备，仍在加紧进行。
过去一向麻痹的夏曦，在惊慌之中于20日召开了省委会议。李维汉这时虽已不是省委成员，毕竟是前一任书记，也参加了会议。
开会后，夏曦不讲如何设法组织抵抗，而是首先提出领导人转移问题。他说：“如果发生事变，我和几个公开活动的负责人如郭亮、戴晓云、李维汉等，在长沙很难隐蔽，应转移地方。”
李维汉同意转移，不过表示应立即向中央请示，同时要成立秘密临时省委。经讨论决定，临时省委由过去不太出头露面的薛世纶、王则鸣、林蔚、彭公达组成，薛世纶为书记。
会议还决定，如果发生反共政变，由王则鸣指挥工农武装作战，必要时可向醴陵方向行动，靠拢程潜的第六军部队和安源工人武装。
应该说，这个会上还是议定了有关抵抗的问题，可是缺乏具体措施。更糟糕的是，负责人没有能具体布置对付反革命政变的抵抗办法，就自己先行转移了。
刚刚散会不久，被任命为临时省委书记的薛世纶未布置工作，就带着妻子失踪了。
后来知道是由于害怕，跑到长沙饭店过的夜。作为省委书记的夏曦本人也不通知省委，不安排应急事项，自己就不告而别。
第二天即5月21日早晨，在他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有人到中共湖南省委送来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到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主要负责人如此，立即造成群龙无首，事先研究的应变措施，实际上也布置不下去。工人纠察队虽然接到加强警戒的通知，可是如何警戒，采取什么办法，都不知道。
这时市内脱产集中的武装工人纠察队还有1000多人，400余支枪，如何安排得当，或转移或抵抗都还能发挥一定作用。
当时的省委委员柳直荀，也就是毛泽东的老熟人、后来在诗词中所说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中的那个“柳”，翌年在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撰文回忆说：
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虽然当时的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且是一个反攻，而不是于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的进攻。
的确，如同柳直荀说的，那时的中共湖南党组织，真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遭反革命的军事进攻已事到临头，还是开会又开会，讨论又讨论，拿出的应变措施又迟，还落实不了。不识兵事，消极被动，岂有不挨打之理？
5月21日上午，长沙与武汉恢复了电讯，知道夏斗寅叛军被击败，中共湖南省委的许多人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跑掉的临时省委书记薛世纶，这时又回到省委机关，可大家对此人都非常不满。
当天国民党省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原定要中共省委书记夏曦去讲话，可他已先行转移，大家只好找过去的书记李维汉，要他去讲话。下午，长沙市内又举行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也由李维汉讲话。由于听到好消息，所以这次讲话中说了形势好转，不过也讲了仍须准备应变。
当天晚间，中共湖南省委又在秘密地点召开会议，因大家对薛世纶不满，又重新推举郭亮为代理省委书记。在分析形势时，大家仍认为反革命政变有可能发生，要工农武装准备就地自卫。不过这个会议实在是开得太晚了，刚刚宣布散会，11时外面就枪声大作，除了领导人转移外，各种应变措施都已经来不及采取。
就在中共湖南省委还忙于开会，还在分析讨论形势时，反革命政变军人已经开始动手。
据事变参加者魏镇后来回忆说：
21日下午5点左右，余湘三突然来到他家，将去岳阳的情况大致告诉了他。由于夏斗寅的政军已迫近岳阳、临湘，所以余湘三赶赴岳阳，将在长沙发动政变的计划通知驻岳阳的叶琪部队，要求他们同夏斗寅部队紧密配合，以支援在长沙的政变。
叶琪在听完余湘三的汇报后，决定将其部队集中在岳阳、通城一线，名为防范夏斗寅部叛军南犯长沙，实则与夏部配合行动，以阻止武昌方面叶挺师的南下；另由叶琪通知常德的熊震部队，令其与长沙叛变采取一致行动。
叶挺
随后，余湘三郑重其事地对魏镇说：“现在决定按原计划在今晚发动事变，你赶快去和警卫团的几个营长联系一下，邀他们到许团长那里去看看情况。”
魏镇随即按照余湘三的指示找到周荣光部的几位营长，并带着他们去见许克祥。在去许克祥团部的路上，魏镇等人已经看出发动叛变的种种迹象。只见一路上许克祥的部队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魏镇等人刚到许克祥的团部，屁股还未坐稳，许克祥就大声宣布道：“我已决定在今晚11点动手。”
随后他不顾警卫团几位营长诧异的表情，将政变的具体行动部署告诉魏镇：陶柳的部队负责南正街、南门口一带的戒严和进攻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其余地区的戒严和对革命机关的进攻，则全部由他的部队负责。
许克祥亲自布置的当夜行动的口令，正表明了这次叛乱是要发泄对农民运动的仇恨——“口令：土豪！”“回令：劣绅！”
当夜的行动，就是马日事变的开始。这里简单解释一下马日，近代中国建立了邮电事业后，拍发电报时日期用中国古代的韵目代替。如1日称“东日”，2日称“冬日”，3日称“江日”……21日则称“马日”。
1927年5月21日，也就是邮电码序号上的“马日”晚上11时左右，还在沉睡中的长沙市民忽然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和哨声所惊醒，紧接着便传来街头巷尾的砸门声和枪声。
出了什么事？市民们感到万分惊惧。听动静好像是在抓人，而且好像是全城到处都在抓，这样大规模半夜抓捕人的事可是很久没有发生过了。
之前赵恒惕在长沙时，这些事是司空见惯的，但自从北伐军打过来以后，长沙城便绝少再有这种事发生了。即使抓些坏人，也不至于把整个长沙城都闹得鸡犬不宁。今天怎么了？市民们虽然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谁也不敢在黑夜中上街看个究竟，毕竟子弹是不长眼的。惶惶不安的市民们只好在胡乱猜疑中渡过了恐怖、喧闹的一夜。
赵恒惕
就在这天晚上，许克祥、陶柳等人指挥叛军向湖南省党部、省、市、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省党校、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和工人纠察队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同时，黄埔军校三分校内反动师生向革命师生也开了火，实行了血腥的“清洗”。
许克祥部出动了全团1300人，每人臂上扎白毛巾为标记。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有三处：国民党省党部、农民协会、工会。
这一天是星期天，又是晚间，这些革命机关除值班人员外都已回到家里。更糟糕的是，工人纠察队虽然已接到提高警惕的通知，仍按太平时的规矩放了假，临时集合起来的人不多，且都没有战斗经验。
可以说，是从没有打过仗，甚至是没有听过几声枪响的人突然遭到经验丰富的正规军袭击，结果可想而知。
应该说，守卫各机关的一些工人纠察队员还是英勇的，发现大批反革命军队在黑夜中冲来，他们人少力薄，还是举枪抵抗。
可是许克祥部立即用已经准备好的重机枪射击，并掩护士兵冲上来，零星的抵抗显然是没有作用的。在省农民协会门前的抵抗最为激烈，牺牲了10余人，其他地方也牺牲了些人，结果都被迅速占领。市内工人纠察队的各队部也都被占领，里面的枪支也全被缴去。
这一夜间，许克祥一个团竟封闭了革命机构70多处。没有枪杆子或缺少枪杆子保护的民众运动，过去轰轰烈烈，一遇到武力进攻，全部化为乌有。
关押了许多土豪劣绅的省特别法庭，在这天夜晚被捣毁。监狱里面的人犯都被释放，其中有刑事犯，更多的是被农民送来的地主老财。
据当时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曾三在80代初回忆，当天晚上因长沙和武汉电报通了，大家正感到“轻松”了些，不料刚开完省委会，后面的人还未走完，枪已响了。
这处外人不知道的秘密省委机关门前也有军人在说话，在放枪，薛世纶闻枪声吓得躲到床底下去了。只有曾三坚持在机关里烧完文件，第二天上午才转移。第二天，那个前两天被任命为临时省委书记的薛世纶放弃职责，再次逃跑。
马日事变枪声响起前一小时才正式确定为代理省委书记的郭亮，开完会后就到了总工会，进门后外面就响了枪。此时他急忙跑到和自己一起生活的女友钱漱云那里，第二天一早又藏到南门外一个亲戚家，待到半夜两人才坐小划子去湘阴。
因这时郭亮被悬重赏通缉，湖南不便再住下去，他化装坐火车去了武汉。随后郭亮参加了南昌起义，本准备带一两个团打回湖南，却未实现。翌年2月他在刚回岳阳不久就被捕，坚强不屈，随之被杀。
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出走，一时失去领导，只有林蔚在长沙市内活动，以临时省委的名义与在事变当夜隐蔽到郊外的李维汉等联系。由于事先没有建立有效的秘密交通，省内、市内的党组织一时大都联系不上，有组织地进行抵抗已谈不上。只是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党员自己奋起，才进行了一些英勇的反抗。
后人指责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湖南省的革命力量在反动派的猖狂进攻面前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再加上当时农民运动中一些过“左”的做法也使共产党失去了一些本来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这次反革命武装的猖狂进攻下，湖南省的革命力量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指责，应该说是正确的。
陈独秀
从过去的表象看，湖南省工农运动组织的力量较强，党组织也发展很快，党员数量有一万多人，仅长沙市内就有上千党员，加入农会的会员就有200多万人，按一家只有一人登记来算，在湖南的农会成员多达千万。可是事到临头抵抗却如此不力，重要一点还在于组织缺乏战斗力。
湖南地方的共产党组织大多是在大革命高潮的合法环境中建立或发展起来的，如事后党内总结的：“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对反革命势力的突然袭击又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
其实，又何止是湖南如此？当时据中国共产党刚刚在汉口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统计，各省报告党员总数已达57000人。与10个月前的16000人相比，可以说是在北伐战争期间有了飞跃的发展。
在大革命浪潮汹涌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相应地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党内有不少优秀人物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入党的，如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后来的名将帅。
不过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党内大部分是新党员，缺乏锻炼的人相当多，不像后来那些经过革命战火考验的组织和成员。在这种形势下一遇到突然袭击，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又是错误的，难免要出现这种大悲剧。
在“马日”当晚，长沙城内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听到枪声大作，便立即责问代省主席张翼鹏究竟想干什么。张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要打电话问第四集团军警卫团团长兼长沙卫戍司令周荣光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周荣光虽然对许克祥等人密谋在长沙发动政变早有听闻，但在听到长沙城枪声四起时，心里还是感到有些恐慌，便赶紧开始召集自己那一个团的部队，以应不测。但是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怎么也找不到自己手下的几个营长。
恰巧这时，张翼鹏的电话来了，周荣光便推说要调查一下，才知详情。随后，周荣光便打电话给王东原等人，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东原等人为了拖延时间，也推说自己不知情。
周荣光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余湘三、张翼鹏等人早已将他的下属买通。这些营长其实也差不多都因农民运动家庭受冲击，同情许克祥，所以表面上保持中立，暗中表示支持。
随后，周荣光回话给张翼鹏，推说可能是军队和工人纠察队发生了一点小摩擦，他正前往处理。张翼鹏接到电话后，也心照不宣，没有再追问下去。便对前来询问事态的人宣称，这是一起偶然发生的驻军与工人纠察队之间的误会冲突。
直到22日早晨，长沙城里的枪声才渐渐稀疏下来。
天亮以后，一些好奇的市民打开大门，想看个究竟。刚一探出头来，便看见城里的大街小巷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他们脸上凶神恶煞般的表情往往让市民不禁打寒颤。
到了下午，靠近城边居住的市民又听到城外不时传来一阵阵枪声和隐隐约约的口号声，这不是战斗，而是在枪毙人。
5月22日这一天，长沙市都沉浸在反革命的血腥恐怖之中，反叛军队在土豪劣坤的引导下在全城继续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街头倒着许多尸体，据当时的人估计有一百余人。这些，还不包括被拉出去处决的革命者。
当天晚上，在长沙市临时成立的戒严司令部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许克祥、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等谋划这次政变的反动军官们和土豪劣绅们正在弹冠相庆。许多人是刚被叛军从特别法庭释放出来的土豪劣绅们，以及从湖南各地逃匿到长沙城的地主豪绅和反动官僚、政客们。
无疑，他们都把这些反动军官视为“救世主”。尤其是那些“死里逃生”的土豪劣绅们更是浊泪纵横，围住反动军官们一再颂扬他们“有胆有识”，“恩德无量”。
一个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湘乡县的地主正好是许克祥的远房叔叔，他斟满一杯酒颤巍巍地走到许克祥的面前，突然一下跪倒在地，放声痛哭，“贤侄，这次要不是你当机立断，果然发动，为叔恐怕再难见到你了。几个月前我和你父亲在湘乡被那些穷鬼拉出去批斗，让我们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真是受尽了苦头。家里的钱粮也大都被那些穷鬼分光了，要不是那些穷鬼考虑到你还在北伐军中当团长，恐怕令尊大人也要和我一起送到省城来审判了。”
说到这些，老地主忍不住又放声痛哭。
当时，许克祥咬牙切齿表示说：“我早已暗下决心，这个‘辱父之仇’是非报不可的。共产党让穷鬼分我们的钱，占我们的地，我许克祥今天就将他们全部杀掉，看谁以后还敢搞什么土地革命。”
一些地主们马上声称，代表家乡的乡绅们永感大恩大德，回去一定让众位父老乡亲给许树碑立传。事后，果然在湖南不少地方有豪绅为许克祥这个活人立碑以示感恩。
许克祥的叫嚣虽然赢得了全场的喝彩，不过当时许多到会者还是心虚的。他们毕竟是“擅自行动”，有叛乱之嫌，内心极其害怕武汉方面的革命军会挥师南下讨伐。
于是第二天，许克祥就派其亲信蔡翊取道广东去南京，向“蒋总司令”报告事变经过，竭力寻求蒋介石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拖延时间，逃脱罪责，许克祥又请张翼鹏立即向唐生智转交他的报告。
蒋介石
在报告中，许克祥声称这次叛乱是“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
在许克祥的重压和张翼鹏的唆使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声称这次事变是由于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诬指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
电报声称：19日夜，省城工人纠察队三路进攻第三十五军留守处；20日夜，分两路袭击兵工厂及第八军教导队；21日夜，纠察队分途进攻第四、第八、第十五、第三十五军的各留守部队。
明明是许克祥等蓄意发动反革命叛乱，屠杀革命人民，但是在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中却是非颠倒，成了工人纠察队进攻军队。
22日夜，叶琪打着奉命来处理“军工冲突”善后事宜的旗号，专程从岳阳赶到长沙。
由于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和唐生智的态度还不明朗，叶琪当晚没有公开露面，直到次日上午，才在戒严司令部抛头露面。
他一出来，便笑着对叛军首领说：“许克祥这样闹下去还得了！目无法纪，非严办不可！”
众人听了这一句话，甚感慌恐。
叶琪一见这种情景，便又接着说道：“许团长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一定会查清楚事情真相，妥善解决的。”
随后，叶琪便秘密接见了许克祥、王东原等人。在接见中，叶琪对许克祥大加赞赏，称他有胆有识，敢于在党国危难之时挺身而出。
虽然叶琪打的是处理“军工冲突”的旗号前来长沙，但是透过他的言行，反动军官心里都非常明白，他是来对他们进行抚慰的，并且希望他们把清党反共的行动继续下去。
23日，湖南省政府又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及驻马店唐生智等处，认为造成“马日事变”的原因在于“工农运动操之过急，忍无可忍，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决自卫”，要求“准予全体辞职，严重处分”。
唐生智
随后，许克祥又让张翼鹏到处张贴安民告示，以收买人心，张当即照办。但许又嫌张所张贴的告示“态度暧昧”，干脆直接改用他的名义示。
24日，湖南省政府发表布告称：“嗣后工农团体，务须严守革命纪律，不得有越轨行动，并应受各该当地县长之指挥监督，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
在致各部队、各县长的电报中，湖南省政府则更为明确地宣称：“对于工农团体及其自卫队，务须严加监视，不为暴徒利用，倘有越轨行为，即令当地驻军及挨户团严加围剿。”
为了敷衍一下武汉政府，许克祥将他自己的第三十三团部队于26日移往长沙南面不远的湘潭，本人还留在省城，继续领头进行反共活动。
27日下午，参加这次军事政变的首要分子们在戒严司令部里集议，决定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临时办公处”，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公开领导机构。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五人自封为这个反革命领导机关的“临时主席团主席”，公开发布“统一拿捕暴徒分子”事权的命令；还以“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发出了臭名昭著的五团长清党反共通电。
就在反叛分子们为取得湖南省的领导权而沾沾自喜之际，忽然传来武汉国民政府拟派谭平山等人赴长沙调解“军工冲突”的消息。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众人的极度恐慌。
为了防止武汉国民政府了解到事件真相，张翼鹏建议让岳阳驻军以安全问题为由，劝阻谭平山等人来长沙。
武汉国民临时政府旧址
对于这一建议，许克祥等人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做过于消极，应该采取更为主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敷衍他们干什么？不如干脆将他们就在岳阳干掉！”陶柳公开在众人面前大声叫嚷道。
他的叫嚷立即贏得其他反叛军官的积极响应，许克祥也马上说：“他们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
到会的人除了张翼鹏外，都纷纷表示同意这一做法。
随后许克祥、周荣光、王东原、李殿臣、张敬兮五人便联名致电岳阳驻军，要求他们将谭平山等人在岳阳逮捕，就地处决。
同时会议还作出其他决议：“取缔暴徒分子大本营的各学校”，请政府明令悬赏通缉暴徒首领，格杀勿论，私藏暴徒首领者同罪等。
随后，许克祥又请来了湖南有名的国民党元老仇鳌，要他起草一份“湖南省救党委员会”的宣言。
这个仇鳌原来是"容共”的积极倡导者，在武汉国民政府工作时，与同乡毛泽东关系十分密切并颇有交情。他很佩服毛泽东的才华，回湖南后也在省党部积极主张国共合作，结果遭到顽固势力的咒骂，有人甚至说他已经“跨党加入CP”。
在湖南农民运动大规模开展后，仇鳌有过不满，不过对于许克祥等人的做法他是不赞同的。此番让他起草宣言，自然不愿意，于是自称有病推脱此事。
许克祥马上威胁说：“前时有人称先生有跨党嫌疑，今日让先生起草此书，正好可表清白。如若不然，恐无法为先生辩白。”
这话明显是说，你如不写，就有共产党的嫌疑。仇鳌见此情景，只好同意，并把名字列在“救党委员会”的成员前面。许克祥要拉住他，正是要利用他在湖南和国民党内的名气。
对这件事，后来许克祥所写的《马日铲共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其他一些当事人也印证了此事。
在40年代，仇鳌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成为湖南著名的民主人士，后来还积极推动湖南和平解放。白崇禧得知此事后曾登门威胁，称早知先生与毛泽东相交甚厚，然身为党国元老怎可在此刻背叛。仇鳌不为所动，坚持留下迎接解放，后来还去北京成为毛泽东家中的座上宾。
蒋介石
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仇鳌主稿并列名发表这类宣言，在外界盛传他是事变主谋，当时中共方面和一些革命团体就向武汉政府表示要处罚他，后来有些历史书也把他说成“马日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这与事实是有出入的。
5月29日，“救党委员会”发表就职通电，诬称：由于共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使“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宣布要厉行清党运动，“彻底开除冒牌的国民党员”。
在这些日子里，湖南省内一片血雨腥风。在各城市，往日的工人纠察队一下子全部消失。在农村，到处是土豪劣绅报复的恶浪。
对于“马日事变”，中共湖南的党组织虽宣布要组织“反攻”，事实上只在5月31日有过少部分浏阳农军冲到长沙城外，一经战斗也马上溃败。各地的乡村，都几乎在旬日之内改变了颜色，成为反革命的天下。此时走到长沙街头，昔日的革命歌曲听不到了。只有一些无知的顽童唱着“救党委员会”临时教给他们的那不成其为歌曲的“歌”——
农民协会
工会你莫恶，
三十三团用炮轰；
农会你莫恶，
我要砍你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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