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解放战争，发现一个奇特现象：
1948年下半年，在国共长期对峙的各大战区即将图穷匕见，双方各自倾巢而出，梭哈豪赌，进行分区决战的关键时刻，国军东北、华北、华东、华中4大关键战区，其中有3个战区，用的主将竟然都不是蒋介石嫡系。
东北剿总用的是与我党关系颇深的卫立煌，华中剿总用的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最大的反对派桂系核心人物“小诸葛”白崇禧，华北方面用的是阎锡山旧部-晋绥军出身的同样非中央军嫡系，时刻眷恋绥远基本盘的傅作义。只有作为京沪门户，云集了国军中央系最庞大重兵集团的徐州剿总，用的是嫡系刘峙。
也就是说，在解放战争大决战前夕及决战全过程，蒋介石最关键的四大战区主帅人选，非嫡系的比例竟然高达75%。这是一个很少被人注意和提及的奇景。
卫立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国军东北战事失利之后，卫立煌马上被撤职查办，软禁起来听候发落，只是当时蒋介石正忙于指挥淮海和平津战役，没顾上处理。不久蒋介石又下野，李宗仁上位成为代总统，对卫立煌的看管放松，这才借机逃到香港。
卫立煌在1948年1月17日在调到东北之后，以不变应万变，无论东野如何进攻、进逼，逐个拔除和清扫国军次要据点，并在毛主席和林彪的电讯往返之间，东野逐步形成关门打狗之势的整个过程中，从1月履职到9月16日辽沈战役爆发，整整8个月，基本上没有任何作为。
8个月中，卫立煌死死钉在沈阳，既不以积极动作挽救国军次要据点如新立屯、沟帮子、辽阳、永吉、四平、鞍山、法库的守军覆没（法库守军暂编62师师长刘梓皋是新六军的骨干，廖耀湘认为这个师战斗力颇强，是新六军的一条腿），也不以果决动作，按蒋介石要求于1948年3月份即谋划东北国军全面撤退。
《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也论一九四八年卫立煌与中共的关系》一文说，卫立煌贴身秘书赵荣声在《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中提到，卫立煌夫人韩权华对卫立煌去东北的动机说过这样的话：“并不是想帮助蒋介石打仗，而是要促成蒋介石失败”。
赵荣声称，1947年春，卫立煌赴欧洲考察，遇到韩权华的姨侄婿汪德昭（时为中国留法学生领袖，于中共有密切联系），通过汪，卫立煌给“有关方面”写下电文：为尽快结束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政治及其他一切方面合作”。
1948年初，卫立煌收到“有关方面”回电，大意是“信已转到目的地，据革命权威人士意见，将军应当自己选择时机并且利用当时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
台湾方面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中评价卫立煌也说“古今中外，除非作乱造反，否则，断未见有此种不受节制之将领”。
1948年1月29日，卫立煌刚到东北12天，沈阳主力陆上补给生命线北宁路即被东野切断。导致东北国军自此之后，只能通过空运补给。
1948年2月22日，蒋介石命令东北国军尽快打通北宁路，并乘机将沈阳主力撤到锦州（这是东北国军避免被关门打狗、逃出升天的几乎仅有的机会）。卫立煌坚决反对蒋介石这一案，一直强调需要华北国军派兵之后，沈阳主力才能出击。
此后，1948年6月和8月，廖耀湘苦于东北国军补给艰难，提出沈阳主力撤到营口，依靠港口补给的方案（这也不失为东北国军尤其是沈阳主力求生的活路之一）。卫立煌短暂同意后，马上又坚决反对。理由是，沈阳主力一动，长春沈阳两城马上就会丢失。
据卫立煌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1938年曾经考虑加入共产党，为此曾经委托赵荣声携100元路费，去西安找中共关系。当时林伯渠回复卫立煌，让他留在国民党比当一个共产党员有意义。1939年，邓小平、杨尚昆经过河南渑池时，曾和卫立煌相会，卫又向他们提出入党，因为邓杨二人和他接触少，所以没有明确回应。
后来，1948年卫立煌到东北，其夫人韩权华回忆说：“我们到了东北，卫先生为了和共产党联系，一拖再拖，他非常着急。经常说，要是赵荣声来了就好了，那就通了气了”。
据贴身秘书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在赴沈阳后，曾急电与其有旧的法国左派学生领袖汪德昭返国，令其担任“剿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试图利用汪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络。卫立煌究竟是否通共，目前还缺乏第一手原始档案支持。但是从辽沈战役期间的表现，以及贴身秘书赵荣声的回忆来看，他至少起了被动配合东野“关门打狗”战略的实施。
卫在东北的整个思路和临变应对，与蒋介石真正的嫡系杜聿明和廖耀湘是非常明显的。卫是死钉在沈阳，反对东北主力任何“积极”的策略。而廖耀湘虽然在1948年初也不赞成蒋介石撤退东北全部主力的动议，但是后期在关系东北主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有强烈的突逃至营口的决心的。对营口撤逃方案，杜聿明也同样赞成。
从中看得出，真正的杜聿明廖耀湘这样的蒋军嫡系将领，是非常关心蒋军嫡系部队的前途和命运的。杜聿明、廖耀湘在谋划东西对进援锦和锦州陷落后9兵团主力何去何从的时候，角度和立场是一样的，都是想保全东北那几个驻印军精锐师为主体的所谓“国军精华”。为此，宁可舍弃长春和沈阳不要，也愿意把9兵团撤往营口，能逃多少是多少（当时的形势，9兵团回沈阳的前途不过是第二个长春，早晚也是完，当时国军空中补给根本不够大军消耗）。而卫立煌始终没有同意沈阳主力撤往营口（杜聿明和廖耀湘都认为营口是优选）。
卫立煌在东北的几次主张，无一例外都是想把东北主力死摁在沈阳。1948年2月，蒋介石要求打通北宁路，卫立煌不同意。说是整补一段时间，战力恢复之后，再做打算。等3月份，5月份，整补一段时间后，蒋要卫立煌迅速打通北宁路，卫立煌仍然不同意。9月份，锦州打响之后，蒋介石要求东西对进，卫立煌仍然不同意。
在关系东北国军精锐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用了卫立煌这样一个抗命不遵，自始至终软磨硬顶，就是不执行自己战略意图的方面主帅，且长达8-9个月时间，也是人间奇景了。
再看华中白崇禧。
白崇禧原本是国军高层在战术和战略层面都较有素养的人，可以说担任方面大员，独当一面，能力是足够的。哪怕在蒋军最高中枢，谋划国军全盘战略也力能胜任。
比如抗战胜利后白崇禧反对陈诚整编部队，导致国军兵力缩水，大量抗战老兵退伍还乡，以致后面兵力不足，又重新进行“戡乱动员”，不但动员效果有限，而且是反复折腾。
比如，1946年二战四平，蒋军大胜，白崇禧力主穷追猛打，拿下长春，迫东北民主联军订城下之盟。
比如蒋军重点进攻失效后，白崇禧较早地提议以“总体战”对“人民战争”。可以说，白崇禧对国共各自的优劣势，是看得是比较清楚，其应对之法也大都智商在线的。
按理说，这样的一个人物去华中坐镇，甚至都有点大材小用了（当时国共主要角力的战场其实是东北和华东）。只凭能力来说，让白全盘负责关内军事都足够。
淮海战役前，何应钦顾祝同都主张老白将华东和华中两大剿总一肩挑，对白崇禧一个劲劝说：“总统方寸已乱，已经不能指挥了，非你出山不行了”。
不过，白崇禧就任华中剿总的之前，倒是挺谦虚，以通俗大白话抱怨道：“坐镇坐镇，我去那里坐着，就镇得了吗”！言语中，满是对蒋军在陈诚顾祝同等人手里搞得全盘军事恶化以及自己长时间内被闲置的不满和抱怨。
白在淮海战役的时候，先是临阵毁约，撕毁原本以答应了的统一指挥华中和华东两大战区的口头约定，飞到徐州开完剿总的形势汇报会第二天就改口，表示不接徐州烂摊子。白崇禧说：“华东局势刘经扶足够应付”。
有意思的是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等人，对白崇禧却不放眼里，听说白崇禧要统一指挥华东华中之后，抱怨道：“老白又不是三头两臂，他来徐州指挥纯粹是多此一举”。
刘峙也愤愤道：“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婆婆可以抗命不遵，不听指挥，我则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婆婆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
这话让刘峙说中了。后来白崇禧回到华中剿总，果然对蒋介石屡调中央军实施了顽固抵抗。不但不放自己桂系基本盘张淦兵团。连中央军嫡系第2军都不让调。宋希濂兵团28军，20军，也在白崇禧的软磨硬顶之下，失去了救火时机，只在淮海战役收尾的时候，才运到浦口，继而转用在江防一线。根本没有投入到淮海战场。
如果2军、15军，20军，28军，这几个军（战斗力可能比黄维兵团4个军差不了多少，远强于孙元良兵团，李弥兵团）能够及时调到淮海一线围击黄维兵团外围的中野华野部队，当时双堆集已经杀成火海，双方伤亡都接近极限的局面很可能会有变化。
有人说白崇禧之所以拒绝指挥华东华中两大战区，是因为徐州国军阵型已成死棋，白不愿意接烂摊子，免得晚节不保，损了“小诸葛”一世英名。这话看似有道理。但逻辑不通。
如果白崇禧只是立足于保全自己的名将声誉，才不愿背锅徐州剿总失败的责任。那他回到华中公开和蒋介石作对，连蒋介石调中央军的命令都给压下，死活不准，脸皮撕破到几乎彻底翻脸，互相摔电话，被蒋介石骂娘希匹，这些作为就能在蒋介石那里甩掉这口大锅了吗？
如果想甩锅，白崇禧应该肯定像赵本山小品《红高粱模特队》的台词一样：“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招就咋招”。
如果想甩锅而不是背锅，一切看蒋介石微操就好了。何必像高秀敏阻止赵本山给范伟调理腿一样，“横帮着竖挡，就是不让呢？”
白在华中屡次抵制蒋介石十万火急的调兵之命，如果从战后清算和责任追究来说，这是标准的接锅，不是甩锅啊。
也有人说，白崇禧之所以拒绝到华东统一指挥，是因为当夜密会了李宗仁。双方达成一致，要存心借解放军之手消灭蒋介石中央军最大的一坨主力。逼迫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取而代之。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后面这个推测。宋希濂在回忆淮海战役的时候，已经用春秋笔法写得非常明显了。当时，白对中央系将领的拉拢示好，对立足华中自成局面的大饼的描绘，已经非常露骨。淮海战役之后，也是白崇禧挑头于12月24日通电，劝蒋介石下野休息。
最后说华北傅作义。
傅作义出身晋绥军阎锡山部下，但是1933年就自立门户了。1948年蒋介石成立华北剿总的时候，非嫡系的傅作义被直接提拔为总司令。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个冷门。虽然此前他担任过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张垣绥署主任，但无论是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还是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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