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一天，毛主席像往常一样正伏案认真处理公务。突然收到来自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的一封信。 读完信后，毛主席当即就怒不可遏。猛拍着书桌说道：“戴季英这个人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的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1952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河南省委开除了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的党籍和公职，并永不录用。 自此之后，参加革命20多年的戴季英在公众视野里迅速消失，乃至无人问津。
戴季英
那么戴季英寄给主席的这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呢？又为何惹得毛主席震怒？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领导鉴于戴季英对河南解放和新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将戴季英任命为河南省开封市的市委书记，而开封在当时是河南省的省会城市，由此可见领导绝没有轻视戴季英。那么戴季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为革命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1906年，戴季英出生在厄运交界的湖北省红安县，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好，戴季英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革命浪潮的冲击，年轻时的戴季英就有了革命思想。1926年，二十岁的戴季英成为了一名武汉的共青团成员，组织过多次学生运动，是当时武汉三镇小有名气的学生、爱国运动领袖。1927年，二十一岁的戴季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六月，戴季英奉命到黄安担任县委，开展革命工作。面对国民党的大力镇压，戴季英迎难而上，继续领导群众坚持斗争。九月，湖北省委对“八七会议”中毛主席所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示非常认同。考虑到黄安、麻城两地以前就有农民运动的基础，于是决定就在这两个地方发动起义，戴季英负责在这场“九月暴动”里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十一月十三日，黄麻起义爆发，在济宁担任起义的总指挥之一，同时还担任七里坪农民义勇队总指挥。晚上戴季英等人领导着黄麻两线的三万多名起义农民进入黄安进行战斗。十四日凌晨，七一农民成功歼灭县警备队活捉了县领，黄麻起义顺利结束，黄麻起义后湖北省委将起义部队改编成了“红7军”，并让在起义里指挥有功的戴季英担任“红7军”的党委委员。为了创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济宁积极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并且宣传、发动青年们都来参加红军。戴季英的宣传和发动为红军阵营的扩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戴季英指挥了郭家河和潘家河战斗，击退上万敌军。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要图
1932年4月，戴季英此时正担任着红25军74师的政委。次年的三月四日，国民党军中号称“西北二马”之一的马鸿逵率领第105旅攻占了河南光山县郭家河村。临危受命的戴季英领导着74师连夜秘密行军三十公里到达了郭家河，随后指挥74师快速突击，一举成为红25军这次作战中的主力，最后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俘虏两千余人。
1933年4月8日，作战有功的戴季英被任命为红25军的政委。四月中旬，戴季英又指挥着红二十五军在潘家河与国民党军再次开战，最终指挥军事成功歼灭敌军一个多团，击退敌军四个师，这成功粉碎了国民党军想要围歼红军的计划而经过这两次非常成功的战斗，红25军阵营也迅速增加到1.3万人。
1934年11月，戴季英率领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出发北上长征。12月10日，红25军来到了陕西洛南，在这里戴季英看到了人民困苦、国民党军统治薄弱的好机会，于是带领着军事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在鄂陕边区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另外，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戴季英还很关注百姓生活，为了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戴季英号召农民令群众展开了“抗捐、抗粮、抗债、抗丁、抗夫”的一系列活动，成功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5年，对红军发展壮大感到十分恐慌的蒋介石命令河南、湖北、陕西三省的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边区发动了围剿，戴季英面对敌方11个团的兵力，从容镇定带领着红25军和民兵成功粉碎敌人的两次围剿活动，守卫的革命根据地。总而言之，戴季英可以说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戴季英奉命南下到达大别山，担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副司令。1939年6月，在上司高敬亭被错误处决后，戴季英任代理司令。在其后的两年里，戴基因带领着新四军第四支队和日军作战共打数百次，战果累累共创日军。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后期，日军为了挽救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开拓陆上战场，向我国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面对日军的进攻溃不成军，节节败退的河南大部分地区快速沦陷。九月，时任中共河南区党委书记的戴季英和河南人民抗日军司令员王树生，奉命率领部下挺进入河南后，顺利创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高敬亭
1945年，八路军河南军区正式成立，戴基英和王树生领导了豫西抗战，为伏牛山区的人民带来了胜利的曙光，解放战争中戴季英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委等职，他和司令员王树生率领部队扼守中原这一战略要地，成功拖延了国民党的攻击进程，为我军在华北、东北和华东的对敌战略争取到了宝贵时间。
1946年7月，蒋介石派出三十万大军包围了我军中原军区的六万多名军士在戴季英和李先念、王树生等人指挥中原军区部队机动、灵活、英勇地对敌作战，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歼行动，并成功牵制了三十六万人的兵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首次重大胜利，中原军区各部队也因此成功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赞扬。综上所述，戴季英对革命、对抗战的贡献都是令人无法忽视的。但人无完人，在作战中指挥有力的戴季英也曾出现过两次“肃反”的错误，也正是这两次错误成为了戴季英政治生涯中的严重污点。
李先念
那么这两次“肃反”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3年3月国家和战斗胜利后，以博古等人为首的临时中央政府称红军内部有敌人，一定要尽快清除。由于认识了局限性和性格的固执，时任第七十四师政委的戴季英在红四军方面军掀起了“肃反”运动中充当了“刽子手”。1932年11月，戴季英在根据地关押了74师主力220团政委、参谋长等多达49名干部，戴季英认为这些人就是“反革命”，对他们进行的严刑拷打，最后竟不顾下属徐海东的阻拦，强制下令处死了这些红军官兵。由于戴季英的错误决策，许多无辜的红军领导人白白失去了生命，导致红25军军心涣散、实力大减。
戴季英
1935年9月，戴季英又在陕北根据地进行了错误处罚，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大肆逮捕和处决了陕北根据地的相关领导人，这其中就包括陕北红军创始人刘志丹同志。刘志丹同志从一九二五年入党后就一直忠心耿耿、英勇奋斗，为革命斗争而积极努力，戴季英却在刘志丹身上强加罪状，诬陷他是“反革命”在审讯期间，刘志丹同志遭遇了痛苦的皮鞭抽打，眼看就要成为戴季英手下的又一冤魂，幸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得知“肃清”惨剧的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刘志丹等同志才被释放，保住了珍贵的生命，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为了弄清戴季英等人因“肃反”而造成的严重形势，毛主席找来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王守道等人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毛主席语重心长得对王手道说道：“杀头和割韭菜可不一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重新长出来，人头落地可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时刻谨记这一点，要慎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经过调查，大量事实都证明，戴季英通过严刑拷打、冤枉错杀了自己的革命战友。知道事实的毛主席忍不住批评了戴季英：“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你这是机会主义疯狂病。”然而固执己见的戴季英却不接受毛主席对他的批评，甚至狡辩起来，这惹怒了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总理，周总理非常愤怒地指着他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刘志丹
1935年11月30日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处分了进行错误“肃反”的戴季英把他的职位给撤销了。直到到1937年，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考虑到戴季英的领导才能，上级领导重新让他出任第四支队副司令。但这两次错误“肃反”的经历成了戴季英永远抹不去的政治污点。1949年，由于对河南解放贡献突出，戴季英被党中央任命为开封市市委书记，但有着政治污点的戴季英竟对这一职位非常不满，这是为什么呢？
其一，戴季英觉得自己在革命初期就已经当上省级干部了，新中国成立后却只当了个市委书记官是越做越小了。其二，戴季英觉得自己很早就参加了革命，阅历丰富，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些阅历没有自己丰厚的同志，官职却在自己之上，这种安排很不合理于是心中不满的戴季英竟然做出了一个荒唐的举动，那就是写信给毛主席要官。
戴季英
1951年，戴季英给毛主席寄去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戴季英表达了自己对党中央职位安排的不满，指责了阅历浅薄的同事戴季英在心里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劳苦功高的开国大将，不应该屈才当一个小小的市委书记，并向毛主席索要河南省委书记一职。毛主席在读了戴季英的信后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开除戴季英的公职和党籍并且永远不录用。
那么为什么毛主席会对戴季英写信要官的做法如此愤怒？
戴季英在当了开封市市委书记之后，经常居功自傲、倚老卖老、工作态度不端正，领导干部就应该一心为民，但戴季英满脑子都是对自己职位的嫌弃与不满，每天都在轻视共事干部根本无心工作、态度散漫，这种自私、自利、无心为民的态度是毛主席绝对不能容忍的。当年毛主席亲自处理的戴季英错误“肃反”一事对他这一政治污点也非常了解。犯了错误的戴季英本应该感念国家的信任与宽容，努力为人民谋福祉，但他却只知道嫉妒和不满，实在令毛主席失望。延安时期，毛主席就表达过对官僚主义的强烈反对强调“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当了主席后，也经常有亲朋好友想向毛主席要个一官半职，但都为主席婉拒了。毛主席深知那些人为了当官而当官的人，就算当了也不会是个好官，只有那些为了人民而当官的才配有个一官半职。戴季英这种自以为劳苦功高，向中央索要官职的行为严重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为了表明态度，更为了警醒其他干部肃清官风，爱憎分明的毛主席果断选择将戴季英撤职。而戴季英在被撤职后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
戴季英
直到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因念及戴季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为了能让他老有所养，恢复了他的党籍和省级干部的待遇。1997年，戴季英因病在郑州去世，享年九十一岁。戴季英虽然犯过错误，但也确实为革命和新中国做出了一些令人无法忽视的贡献。但他固执己见和居高自傲让自己断送了政治生涯。曾经他也是一位有着为国、为民、奉献精神的好同志，后来却因一念之差成为一个只讲私人利益的失败者。爱憎分明的毛主席对于这种只顾个人利益的为官态度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因而果断撤销了戴季英的党籍和职位。
正如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一句戏词所说，“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只有一心为民的为官者才值得人民的尊敬和称赞，而那些充满私心、对人民毫不在意的围观者，只会被人民所唾弃，最终只能灰溜溜地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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