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底抽薪，从根基上消除祸根，治港良策就在“古田会议”决议之中|治港良策

文︱曾财安

前两天，笔者到了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在那里寻找了毛泽东主席留下的历史足迹，于“古田会议纪念馆”里细细地学习了有关的会议精神。以史为鉴，香港特区政府现今在处理老大难问题时虽努力奋发，但结果仍是差强人意，亟需查找进一步提升谋略与能力的方法，却原来良方妙策就在“古田会议”的决议之中。

一年多以来，影响深远，引起各阶层争拗比较大，最受社会关注的老大难问题就有粉岭高球场兴建公屋计划（收回32公顷土地兴建公屋斗争不止）、立法会修订中大校董会管理条例（校长段崇智管理遭人诟病）、港大校长被投诉管理混乱、教育风气败坏（各大专院校的迎新营年年发生风化事件/案件）、红山半岛超豪别墅疯狂僭建及霸占官地（有关部门执法因循拖拉）等等。这些事件看上去五花八门，似乎多种多样，但其实都是牵涉到两个深层次问题；一个是特区政府的团队精神，另一个则是社会风气。

常识告诉我们，扬汤止沸只能收一时之效，

如果不釜底抽薪，从根基上消除祸根，不但眼前的事件不容易妥善解决，也会让潜伏在暗角里的“港独”颠覆势力有机可乘

，不断制造或加大社会矛盾，破坏特区政府振兴香港的努力。自上任以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夙夜匪懈，不断努力，本着以结果为目标的宗旨来提振香港，市民大众对他的十足干劲都称赞有加。不过，香港特区这本书虽然不厚，要读懂殊为不易，想写好就更为不易，非借鉴前人的智慧不可。

1928年4月，毛主席所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所带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合编为红四军，之后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的进剿。为了打开局面，毛主席、朱德于1929年1月率红四军向赣闽边境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基础。随着形势的积极发展，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战斗频繁，物资缺乏，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导致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军阀主义等等不良风气滋长严重。

作为领导红四军的前委书记，毛主席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行动却未能被大多数同志理解及接受，使他不得不暂时退出一线领导工作。不过，事实胜于雄辩，不久之后，局面就呈现出负面的走势。1929年8月，陈毅亲身前往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深入研究了红四军的路线问题，并于一个月后作出决定，审定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主席的领导，明确指示毛主席仍任前委书记。

毛主席重新领导红四军的工作之后，于1929年12月28至29日召开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

会议主要是整顿红四军里种种不良风气，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三湾改编”时所提出的党绝对领导军队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

“古田会议”决议分为8个部分，内容详尽，针对性极强，同时系统性地列举各种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纠正方法。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介绍特别值得特区政府学习，能够纠正政府团队精神和社会风气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红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

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出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香港之所以出现当今的种种负面现象，固然有美西方势力及本地“港独”团伙长期勾结，荼毒年轻人作乱的因素，但是，历届特区政府对社会种种不良现象缺乏一致的斗争，缺乏对市民作出正确观念的教育，也是这些负面现象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重点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的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准，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绝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

特区政府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主要官员、公务员以及市民的问题。为了管治团队的健全，为了政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全社会的教育做起。不提高官民的政治水准，不肃清官员中的无间道与社会的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管治团队，更不能担负中央交托的振兴香港任务。因此，有计划地对全体官民进行正确的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当前特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