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苏维埃政府|鄂豫皖

在1927年10月至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7个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军民为了摆脱土豪劣绅、奸商对根据地经济的控制,纷纷设立革命银行，发行革命货币。

其中有中央苏区、左右江、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闽浙赣、川陕省、陕甘八个根据地发行了货币。革命货币以纸币为主，兼有银、铜、布等材质的货币,其中中央苏区、湘鄂西、皖西北特区(鄂豫皖)、川陕省四个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铸行了铜币(据史料记载,陕甘宁边区曾铸有“二分”铜币,但未见可靠实物披露)。

苏维埃铜币因条件艰苦,产品质量较差，除中央苏区铜币之外很少有精美品出现。加之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与时间的流逝,如今大部分苏维埃铜币已十分罕见。今天,因其特殊的革命纪念意义与历史研究价值,苏维埃铜币越来越受钱币界重视,收藏与研究事业均有相当的发展。

中央根据地造币厂1930年设立在兴国县东村乡,其前身是江西省苏维埃造币厂,有工人20多人,先由乡管,后来改由县、省直辖，1931年11月工农政府成立后搬到瑞金洋溪村,改为中央造币厂,陈祥生为首任厂长,正式铸行带有国号的铜币。1932年3月27日,红军缴获了敌军一套铸币机和一批钢模,凭借这批设备,苏维埃政府铸造了自己的规范铜元和银元。当时铜元的钢模雕刻制作极其艰苦,加上钢的质量及淬火技术掌握不好,一个钢模大约只能使用一天或两天,这也是苏维埃铜元版式变化大的原因。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造币厂也不得不在长征前将设备及部分材料、半成品转到于都县龙山埋藏,厂史也就到此结束。央厂铸币时间不到三年。

湘鄂西苏维埃政权是在周逸群、贺龙的领导下于1928年在湖北、河南交界处建立的,初期的革命货币是纸币和硬币混合流通，其中铜元主要用现有的各种铜币加打一个红军截记使用。红军戳的图案是一个较宽的五角星里边有镰刀和铁锤,象征着工农的结合。

1930年7月贺龙的部队与鄂西游击总队扩编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会师.部队增加到两万人,组成了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1931年3月,红二军团受命改编为红三军。1931年6月，宣告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并发行革命政府自己的货币,目前所知铜币只发行了一种,面值一分,铭文是“湘鄂西省政府造”。

鄂豫皖苏维埃政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在1927年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第二部分是在1929 年5月河南商(城)南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豫东南根据地;第三部分是1930年1月由舒传贤、徐百川、姜镜堂等领导的安徽省六(安)霍(县)起义部队。1930年,中央下令上述三个师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5月,根据苏维埃的指示,在安徽西部金家寨成立皖西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2月改名为皖西北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7月，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新政府1931年初开始铸造发行“皖西北苏维埃”铭的铜币,币面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鄂豫皖根据地自1931年2月起,陆续建立了三个银行,其中铸造铜币最多的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即于是年5月上旬成立，地点在安徽金寨，但十多天后红军攻占了麻埠,于是造币厂又迁往麻埠并开始用各种废旧铜料铸造铜元。现今所见铜元均铸有“皖西北”地名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字样,共计二十文、五十文两种面值,版式则有多种。

川陕省苏维埃政权自1932冬起算。1932年夏秋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川陕边地区进入四川。次年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并于1932年12月在通江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川军二十八军起义，过来的邝继勋出任省主席。新政府重新开始了铜币的铸造。1933年3、4月间在通江县城郊设立了造币厂,以极其简陋的熔铸法造二百文币。8月红三十军在营山攻占了四川军阀杨森的一个规模较大的造币厂,得到大量铸币材料。10月,红军部队又攻克了川东重镇绥定府(今达县市),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一套较新的铸币机器,有碾片机,裁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等,并接收了200多名工人、技师、管理员等,同时还缴获了大量银铜材料。同年12月,红军又攻占军阀李家钰的造币厂,获得全套机器和大量币材、工人、技师等。这些难得的战利品运回通江苦草坝(今永安县)后,川陕根据地的红军凭此正式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开始大量铸造镌有“赤化全川”口号的二百文铜币，1934年开始铸造五百文大型铜元,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建设。

对于带“苏维埃”戳记的铜元，铜元界对其是否真的是那个年代的戳记，也就是是否是原打产生疑问，疑问方认为，这种带有“苏维埃”戳记的铜元，在当时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带有“反动”的性质，对于其能否广泛流通产生了疑问，而如果无法正常流通，那么流通货币的职能怎么实现？这种打戳的行为是不是画蛇添足？

其实，对于这种疑问，很好破解：一方面，打戳是因为当时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标准的铸币机器来铸造自己的铜元，而使用打戳的行为，不仅仅可以加强境内领土意识和百姓的归属意识，还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而另一方面，对于“难以正常流通”也是能解释的：铜元作为当时的辅币，流通量极大，带戳记的铜元其实对正常流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另外根据党史记载，国民党针对红军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在暗地里允许货币贸易，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国民党官员大发横财的欲念趋势；另外，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由于根据地实行斗地主，分田地的政策，另外鼓励生产，导致当时的根据地粮价较国统区低很多，因此导致不少人将根据地粮食偷偷运往国统区售卖以获取私利，极大的造成了当时根据地货币流出、根据地物价上涨，而应对这个的措施：铸造或打戳造就自己的货币（这也是为什么苏维埃铸造自己的货币的原因之一），仅供根据地内部流通就非常不错。因此打戳铜元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同时根据工艺和铸造痕迹，也能很明显看出这类打戳铜元符合原打的标准。

苏维埃国家银行旧址

——注释部分——

注：在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虽然对苏区制定了严厉的经济封锁，但也知道仍存在一些秘密交易渠道，不过他们有时也有意允许这些秘密渠道的存在，因为这对他们的经济封锁更有利——这正是国民党对苏区经济战的秘密之处，那就是吸引苏区资本单向流出。

——《红军金融保卫战：国民党故意不封死贸易，真相居然是惦记苏区银元》

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是为了实施一个有别于国民党政权的现代化方案。因此，从红色政权诞生之初，红色金融的发展就不是仅仅为了给革命融资，更不仅仅意味着打土豪、分田地和分浮财，而是包括摧毁旧金融制度和建立新金融制度的两方面内容，其中红色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更是有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现代气息。红色货币，经历了从革命的助燃剂到开国重器的峥嵘岁月。

在土地革命初期，为了调剂根据地的金融、解决劳动人民的借贷问题、便利商品流通、发展社会经济，各个根据地在废除高利贷剥削制度的同时，便着手建立劳动人民自己的金融组织，以作为旧金融组织的代替物。当然，囿于条件，各个根据地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多，但也进行了一些尝试。

——《人民币崛起（一）：“红色货币”是如何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