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莎士比亚故居前，这是王小波生前最喜爱的一张照片
编者按：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此文分别选自其师许倬云《忆王小波》与其友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还原一个青年王小波的形象。
许倬云：忆王小波
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的时间不长，我们之间的交往也大致只是在我研究室中每周一次在工作后的谈话。
但是，这一段交往在我数十年教学生涯中，确是相当特殊的记忆。小波的妻子李银河在匹大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先生，我则在历史学系执教，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于是，我也列名在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
那时候，中国大陆留美学生为数不多，对于台湾来的教授及同学，颇存疑心。小波夫妇对我却全无芥蒂。我一向对学生一视同仁，只要找我问问题，从来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不找我，我也不会追着学生盘问。
银河有社会学专业进修的程序，小波却苦了！匹大是有一个东亚语文学系，而其功能则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小波已是具有一定水准的作家，在东亚系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
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吃小灶”。小波遂于得到我的同意后，挂在我的名下注册上课。
我自己的研究专业是古代史及社会史，文学不是我的本行。只是研究社会史，本来就不能自我设限；再则我生性好奇，东抓一把、西找一把，确有杂乱之弊。
小波每周三的下午上课，照章办事，应是两小时讨论，我们二人其实都不在乎规定，有时一拖就会谈一个下午。有时也会因事停一次，下周补足，再加上一个下午。我们讨论也不完全有教材，即使指定了阅读资料，一谈就跳到别的题目，又派他一些其他资料研读。
总之，这是一堂相当自由的讨论课。欧洲大陆的大学，这种师生交谈的课程，其实是研究生上课的常态。美国大学上课，有大纲，有进程，有报告……一板一眼，反而呆板了。
我在匹大任教三十余年，通常从众，照章行事。只有 “吃小灶”的功课，才有不拘形式的讨论。再加上小波的学习兴趣，本不在史学，也不在社会学，于是我们的对谈无所设限，任其所之。
小波的朋友大约都知道，他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倒也自由自在。
1969年元旦送朋友下乡时留影，王小波接着也要赴云南插队
我们的话题，一部分是他的作品，通常我阅读他已出版的文章，询问撰文背景。
在这一节骨眼上，他陆陆续续回忆一些下放的经历，工作的环境……凡此对我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形大有帮助！他娓娓道来，不温不火，但是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越———其实，我自己的感受也是波涛起伏，五味杂陈，不能自已！历史的巨变，真必须吞噬自己的儿女吗？
我们也讨论他的文字。第一次检讨时，我特别提醒他，文字是矿砂，是铁坯？是绸料，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我想，这一番话，他是听进去了！他后期的文字精当洗练，确是花了功夫推敲过。
另一部分谈论的主题则是中国文化的转变脉络，尤其近代一百多年的变化，我记得曾经建议他阅读1930年代及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他也介绍大陆1950年代以后数十年文学界的大致情形。我因之得益不少。
王小平、王小波兄弟童年合影。
他对于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相当熟悉，我只是帮他理清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街坊民间说唱脚本及三言二拍——这一系列的长期演变，现在回想，小波是文学的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这些过去的资料其实都是触发灵感的素材。
编排成串，还是罗列眼前？其实未必有什么大差别。我以自己专业的思考方式，凡事都要查考来龙去脉，也许反而将活泼的灵感泉源，弄成繁琐的谱系，于创作灵感竟可能有负面的作用。
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文化的演变时，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也会推敲一些重要观念的涵义，这些观念，例如自由、民主、民族、人权……又都与生活息息相关。
小波对于这一系列观念，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则将这些观念在西方文明中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及不同时空条件引发的阐释，尽我能力之所及，希望能有所厘清。
然而，这些观念自从引入中国以来，常有模糊不清的缺陷，深入讨论这些问题的中文著作，本来就不多，西文专著，往往又有繁琐的毛病，我自己在思想史领域的功力十分浅薄，小波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深入探究。
于是，这一系列讨论的议题，虽然我们二人都体验到其中的重要性，恐怕难免落入浮光掠影的老毛病！重要的是我们都将这些观念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终生执守如一。
我与王小波的交往，只是以研究室中的对答为主，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我所知不多，因此无法回答编辑提出的问题。
二十年了，我不时怀念王小波，也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一段缘。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
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丁学良：回忆在匹兹堡大学陪读的王小波
听到王小波都逝世十周年了，我感到非常惊讶——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得让人恐怖。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十年或许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来说，十年的流逝真的很让人紧张。
我记得1997年4月11日，他去世的当天，曾有记者打电话来采访我。当时，一方面我很悲伤，另一方面，也觉得并不反常。我首先的反应就是，他的早逝跟他无节制的抽烟可能有莫大关系。
01
我和王小波的相识
我跟王小波认识，说起来非常巧合。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北京去美国匹兹堡大学念书。到匹兹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
匹兹堡大学所在的小镇还有好几所大学，学生很多，租房的价位很高。幸好出国之前有人对我说，我所在的工作单位——社科院马列所有个同事叫李银河，正好也在匹兹堡，说她在那里已有一年了，可以让她帮我找房子。
虽然同在一个研究所，但是我并不认识李银河，只是互相之间听说过名字。后来，李银河给我找了个小阁楼。我的小房子是326号，她住的是318号，彼此隔得很近。
王小波和李银河在国外
不久后，李银河请我去她家吃饭，一推开门，我就看到一个又高又黑的人。
李银河介绍说：“这是我爱人，叫王小波。”吃饭的时候，王小波问我是几号来的，又问我是从哪里来，我说我是多少号从北京来的。他一听，立即问：“唉嘿，你是坐哪个航班？”我告诉他我搭乘的航班班次。——原来，我们是同一天坐同一架飞机去的美国。
王小波很健谈，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有点阴阳怪气，像讲相声，语言的描述能力很强。
吃饭的时候，他一边说，一边就是不停地抽烟。而李银河则很清瘦，看上去就像个女才子。
她不太讲话，老是在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出国之前，李银河的一个朋友曾跟我描述过她，让我一开始就觉得她是个才女，还以为她一定是言词飞扬的人，结果却发现她是一个言词很收敛的人。
就是在异国他乡，我认识了王小波。
02
用人尿腌鸭蛋
在我呆在匹兹堡大学的那段时间里，由于是邻居，所以我们是早不见晚见。匹兹堡的房子一般只有两层，最上面就是最便宜的小阁楼。小阁楼里除了我，还住着上海去的小汤。
在我们住之前，原先是一个学作曲的湖南人谭盾住在那里。他在匹兹堡呆了不到一年，就去了耶鲁大学。等到我后来去了哈佛，大家都传开了，说那个小阁楼的风水很好。
王小波和李银河在国外
有时我也把王小波夫妇请到我们住的楼上来，一来二往，大家都熟了。在这帮留学生中，王小波比我们大，他不允许我们喊他“小波”，于是我们就喊他“老波”、“王老波”。
我们聊天的时候，就是喝喝啤酒，啃啃鸡腿——因为鸡腿很便宜，美国人不吃这种含胆固醇很高的食物。
除了啃鸡腿外，我们还吃鸡内脏。小汤在餐馆里打工，美国人不怎么吃鸡肝什么的，他每次下班就带回来，我们吃得很开心。后来带回来的太多了，我们还把它腌起来。
美国人也不喜欢吃鸭蛋，因为很腥。我们住所旁边的公园里有很多野鸭，有时下了上百个蛋都没人要。我们捡回来，吃不完后，就想办法把它们腌起来。
王小波是用盐水把鸭蛋泡起来，这样味道并不好。我灵机一动，想起我们安徽农村腌鸭蛋的经验：用牛拉的尿拌黄土来腌，吃起来会特别香。
在匹兹堡这个钢铁之城，黄土不好找，牛尿就更不好找了。我后来又想了个办法——自己尿尿。这样腌出来的效果还不错。我们送给王小波去吃，他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我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一听就破口大骂，以为我们是在耍弄他。我说我们自己也吃啊，他才稍稍息怒。
03
王小波曾经抽过大烟
从经济状况来讲，在当时的留学生中，我算是比较富裕的了。我去的时候，是拿的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个月还有八百多美元的生活费，但是王小波就不同了，他是以陪读的身份来美国的。
别人都是丈夫先出去，妻子去陪读，他是反过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拿这个找他寻开心，挖苦他，说他是“随军家属”。
我曾问过王小波，为何烟瘾会那么大。他说当年下放云南，生活很苦，也很想家，更不知道以后自己有没有前途，所以内心是非常痛苦的。
在那种情况下，他跟着当地的少数民族农民，抽过不少大烟。他的烟瘾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的。他说现在一天抽两包，是因为美国的烟比较清淡，抽得不过瘾。
在京西八里庄家中电脑旁，王小波许多作品都出自这台电脑。
我那时还不知道他在写小说，有次去看他的时候，发现门窗都关得死死的，一开门，从门里透出来的烟味就把我呛得倒退三步。
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总是骂骂咧咧的，骂美国佬。他外语非常不好，我当时也是非常之差，那也是我最痛苦的一年。我在班上，因为语言不好，经常被美国的同学嘲弄，所以对于他的处境，我深有同感。另外，他去打工，帮人洗盘子，还没两天，就不干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了，他不吭声。后来李银河告诉了我实情：老板说他懒，他就把老板炒了。他那时刚从国内出去，对资本家很仇恨，适应不了美国的劳资关系。
我非常佩服李银河。那时她既要读博士，又要做助教，还要到餐馆打工。在美国读博士是非常累的，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从她那时的情况来说，真可谓是贤惠，而王小波则像个大爷。后来，当我在美国《世界日报》上看到，他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大奖时，才知道他在写小说。
04
“哪个碰我哪个死”
1985年，我离开匹兹堡大学，要转学去哈佛。对于我要放弃在匹兹堡高额的奖学金和便宜的生活，去往物价高昂的波士顿，王小波颇不以为然。他说，你除非是想留在美国，不然不需要拿一个好文凭。你回到中国，谁又管你是哈佛毕业的还是匹兹堡毕业的呢？他要我实惠一点，好好考虑清楚。
我还是决定去哈佛。走的时候，李银河、王小波好好地请我吃了一顿，饭桌上还出现了牛肉，那比起鸡腿来可是要贵很多。我把在匹兹堡喝酒后留下的七八十个酒瓶子都留给了他们，以做纪念。我想，这些酒瓶子可能早被他们扔了。
王小波是个讲义气的人，他坚持要送我去匹兹堡的汽车站。之前不久，他买了辆旧车，那是一辆老式的双排座福特，又长又大，而且有棱角，像个坦克。他的驾车技术很差，我不敢让他送。王小波说：“没事，老子这辆车，哪个敢碰我，哪个碰我哪个死。”他跟小汤一起送我，一路上慢悠悠地走了几十分钟，中间还熄了一次火。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05
回国后惟一一次通电话
1993年，我出国十年后第一次回国到北京，我给王小波打电话。我对他喊：“喂，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请我再说一遍。我对着电话那头大喊了一声“老波！”他“哈”了一声，说：“听说你小子找到资本主义世界最有钱的教职了？！”
我1992年从哈佛毕业，从美国回到香港科技大学教书。在那时，香港科技大学的薪水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了。王小波要我请客，我答应了，但后来我回安徽老家去了，酒也没有喝成——那也是我从美国回来后惟一一次跟他通过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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