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已进入倒计时，候选人哈里斯和特朗普的竞争亦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在美国国内层面，掌握选举权的美国民众对待中国似乎有着超出中国人预期的态度，进而影响到总统大选的竞争重点和候选人的对华态度。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对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对此，英国《经济学人》和美国耶鲁大学学者Stephen S. Roach均针对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中国议题进行了相关分析。以下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研究参考。
【模糊还是疯狂？哈里斯和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
发布时间：2024年10月23日
发布机构：英国《经济学人》网站（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24/10/23/ambiguity-or-madness-where-harris-and-trump-stand-on-china
在竞选的过程中，卡玛拉·哈里斯一直坚持贯彻拜登总统的外交政策。但是，至少在一个重要的领域，两人的观点仍然还有些差别：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从哈里斯在这个问题上的有限言论来看，她似乎没有她的上司拜登那么强硬鹰派。哈里斯不愿将中国视为实际或潜在的敌人，如果她当选，她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保持对话机制。与她的竞争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不同，她对贸易战不感兴趣。一位高级顾问告诉《经济学人》：“冲突并非迫在眉睫。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冲突不会迫在眉睫”，这加深了人们对哈里斯的这一印象。
关于哈里斯的这种立场，最明显的证据体现在台湾问题上。拜登在担任总统期间曾四次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试图“入侵”台湾地区，美国将“保卫台湾”。但哈里斯本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News）采访时被问及此事，她却并没有重复她上司的承诺：“我不会陷入这种假设。”
哈里斯有意回到拜登上台前的“战略模糊”政策，即美国不会透露是否会介入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冲突。在台海两岸军事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双方的每一句话都要进行深度剖析的危机时刻，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同时这也与特朗普的言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特朗普一直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而暗示台湾地区不值得美国“保卫”，时而又暗示他将以惩罚性关税威胁中国，以阻止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会威胁使用武力吗？特朗普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尊重我，他知道我是一个疯子。”
在不疯狂的现实世界里，战略模糊被编织进了所谓的《台湾关系法》（Taiwan Relations Act），这是美国在1979年将对台湾国民党的外交承认转为对大陆共产党的外交承认后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要求美国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以保障台湾地区能够“保卫自己”，对于这点哈里斯已发誓要如此执行；同时该法律要求美国在亚太保持自己的力量，能够“抵制任何诉诸武力或其他形式的胁迫”。哈里斯的助手说，哈里斯的不承诺立场符合《台湾关系法》。她的言下之意是，拜登的行为偏离了美国过往对华政策的常规。这位副总统可能想向中国领导人保证美国没有在推动战争。但危险的是，哈里斯的立场可能会被中国领导人视作美国对台湾地区决心的减弱。
哈里斯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采访时，提供了另一条耐人寻味的线索。当她被问及哪个国家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时，她指着伊朗说，伊朗的“手上沾满了美国人的鲜血”。然而华盛顿的大多数政客可能都会提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对手。拜登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确立为“唯一一个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越来越有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的竞争对手”。
哈里斯之所以将伊朗放在首位，也许是因为伊朗刚刚向以色列发射了180多枚弹道导弹。她的顾问坚称这位副总统对中国 “有清醒的认识”，并指出她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言论，当时她发誓要确保 “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将赢得21世纪的竞争；我们要加强而不是放弃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此外，她作为副总统的大部分外交政策经验都是在与为中国的“好战”感到警惕的亚洲盟友打交道时积累的。
虽然她和她的随行人员的言论大多与当前政策一致，但与拜登或特朗普相比，哈里斯的语调感觉更为柔和。哈里斯可能会谈论竞争，但不会谈论威慑。她曾说过：“我们必须能够在竞争中获胜。我们不应寻求冲突。她强调需要开放的沟通渠道。正如她的助手所说，她对中国的唯一警告是，“如果中国‘入侵’台湾地区，将会有真正的经济后果”。
诚然，哈里斯正处于困境之中，她正努力摆脱她仍在为之服务的拜登总统的阴影。两人政策上的分歧要么显得不忠，要么会招致“翻转”的指责。同时哈里斯也不想被特朗普抢得上风，她曾指责特朗普对待中国较为温和。哈里斯的随行人员说，她完全支持拜登提出的与中国进行 “负责任的可控竞争”。在竞争方面，这涉及到国内的产业政策，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以及加强在亚洲的联盟。在负责任的可控管理方面，这包括与中国合作限制芬太尼走私，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交流，与中国领导人接触以及恢复中美军事官员间的对话机制。
自2023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以来，两国之间海上和空中危险交锋的严重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但鉴于乌克兰和中东战火纷飞，以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日益紧密的合作，中美的这种友好关系可能不会持久。今年七月，国会授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两党委员会发出警告称，美国面临着自1945年以来 “最严重和最具挑战性 ”的威胁，包括 “近期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哈里斯的阵营似乎并不认同这种担忧，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听从委员会的呼吁大幅的增加国防开支。她的助手说：“至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他们越是相互合作，我们就越能拉拢盟友站在我们这一边。如果当选总统，哈里斯的对华政策将取决于她所理解的世界局势和她任命的官员。拜登一生精通外交事务，但他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裘德·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说，民主党的一些人认为拜登对华态度过于强硬，他们希望能采取更温和的路线。事实上，一些民主党人认为中国是中、俄、伊朗和朝鲜这些国家中最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国家。中国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并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合作。此外，特朗普时期的前白宫官员伊万·卡纳帕蒂（Ivan Kanapathy）补充道，“如果你的眼皮底下有两场战争，而你又不打算提高自己的国防开支，你就必须降低太平洋地区的烈度”。
【中国正从美国大选辩论中“消失”】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可能是美国 21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问题的讨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难道人们不应该推动总统候选人就如何解决美国最大问题提供建设性方案展开辩论吗？
发布时间：2024年9月25日
发布机构：报业辛迪加（project-syndicate）
作者：Stephen S. Roach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presidential-campaign-harris-trump-overlooking-china-by-stephen-s-roach-2024-09
在本月的美国总统辩论中，令人惊讶的是，两位总统候选人除了几句花言巧语之外，几乎没有提到中国问题。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他提议的进口关税将惩罚 “中国和所有多年来一直欺骗我们的国家”。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则贬低了中国的疫情应对措施。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总统大选中不太关注中国议题是可以预见的。在本轮大选中，美国选民主要关注的是其他社会焦虑问题：堕胎和妇女生育权，移民和边境安全，以及通货膨胀和国家财政问题。尽管国防战略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和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已经将中国的风险提升到了近乎影响美国生存的地位，但总统辩论的主持人和他们事先选定的问题序列，却几乎没有探究这个可能是美国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但不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道理的。
从1960年10月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之间的辩论开始，中国就一直是历届总统竞选中的重要话题，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出现长期的反复。
随后之后几乎所有的总统辩论中，包括 2016 年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之间的三次交锋，都包含了关于中美关系的交流（特朗普当年不断提到的 “China”甚至成为了网络流行梗）。美国选民是否被两极分化的社交媒体言论和24小时新闻周期所淹没，以至于失去了对实质性政策讨论的兴趣？
当然，两党都认同中国威胁的严重性，但这或许正是他们倾向于忽视中国威胁的原因。鉴于美国政客倾向于将自己制造的问题归咎于他国，他们共同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也就不足为奇了。将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归罪于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然后而巨额贸易赤字是同样巨额的预算赤字和随之而来国内储蓄不足的产物。美国对华为的无端恐惧也是如此，华为是中美科技战的典型受害代表，美国指责中国对其造成的威胁远比承认美国研发和发展支出不足对美国创新潜力的损害要容易得多。
不，我并没有天真到期待美国政客们在中国这样有争议的问题上坦诚相待。正如我在《意外的冲突》一书中强调的那样，虚假叙事的政治权宜之计在2024年的总统竞选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请看特朗普对关税政策的固执：他不仅歪曲了谁该为关税买单，还颠倒了关税的影响，错误地认为关税将降低国内通胀，同时提高外国出口商负担的价格。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批评哈里斯支持拜登政府的决定，即维持特朗普的对华关税并征收新的关税。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在不解决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根本原因的情况下对中国穷追猛打，就像挤压一个水球：压力只会迫使水流向另一端。同样，所谓的双边解决方案（对中国征收关税）也只是将美国的贸易赤字转移到了墨西哥、越南、加拿大、韩国、台湾地区、印度、爱尔兰和德国，这些地方大多是生产成本较高的生产方，从而抬高了美国困难家庭的生活价格。但试着把这些道理告诉当今的美国政客们吧。
因此，如果由我来决定总统辩论议题的话，我会尝试就中国难题的三个关键部分引导候选人来表达观点：
第一，美国真的有希望通过针对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来消除其多边贸易赤字吗？（2023 年美国与106个国家具有贸易赤字）美国政府曾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尝试过这一方法，但以失败告终，那为什么政客们认为同样的方法现在会奇迹般地对中国奏效呢？
第二，这场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适得其反的可能性有多大？这种情况以前也发生过，20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就是最惨痛的例子。当各国受到关税打击时，它们往往会进行报复。当企业被制裁时，它们会专注于提高竞争力，努力生存下去。华为的新一代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可以说是这方面尤为突出的例子。
第三，美国期待通过中美贸易战的胜利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对国家安全的共同担忧使得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中国担心美国正在推行全面遏制战略，而美国否认了这一说法，反而声明美国正在建立一个 “小院高篱”来保护国家敏感核心技术。是否有一种折中方案可能对两国都更有利？国家间的合作并非那么难以启齿，它不应被误认为是绥靖的政策。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考虑中美合作开创新时代的可能性呢？
这些问题并不难回答。我自己在过去几年中也曾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最让我担心的是，对中国不感冒的选民没有兴趣在总统辩论中探究中国的这些和其他议题，更不用说考虑中美冲突之外的其他选择了。
当下美国陷入了强烈又有毒的“恐华症”，这让第一次冷战看起来像是一场演习。但美国肯定有更好的办法与中国进行合作，而不是在每个领域都只看到中国的威胁。如果不推动美国总统候选人就美国当下最棘手的问题展开辩论，美国要找到处理中美关系的建设性解决方案将会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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